劉節（1901年8月8日—1977年7月21日），原名翰香，改名節，字子植，號松柏，浙江省溫州府永嘉縣人，中國當代歷史學家，曾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他在求學期間師從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抗日戰爭時期，劉節先后在大夏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后又任成都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研究員。20世紀50年代以后，劉節多次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劉節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于歷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展。這本書被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稱譽為“必傳之作”。因其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出的人格品質而受到后世尊敬。
1977年，劉節辭逝。
人物經歷
劉節自幼勤奮好學。1926年在上海國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到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跟隨梁啟超、王國維等國學大師，從事古史研究。期間曾寫了《洪范疏證》。該文運用比較研究法，對《尚書》中的《洪范》一文的成書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擬定《洪范》為秦統一中國以前、戰國后期陰陽五行托古之說，頗受梁啟超的賞識。梁啟超認為：關于古書中真偽及年代問題，“以《尚書》為最糾紛難理，而《洪范》問題之提出，則自劉君此文始”。《洪范疏證》提出的證據“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令反駁者極難容喙，可謂空前一大發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學者之論難”。此后，劉節又發表了《好大王碑考釋》等一些較有份量的論文，從而在古史研究方面漸露頭角。
1928年，劉節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畢業后，到天津南開大學任講師。1930年，到河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1931年又回到北京，任北平圖書館編委員會金石部主任。1935年轉到燕京大學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后，才離開北京。
在北京工作期間，劉節主要從事古器物和古文獻的考釋工作，他學識淵博，對古文字學、金石學、考古學的造詣甚深。在進行考證時，經常運用甲骨文、金文以至音韻、訓詁學方面的知識，為研究古史從不同方面作出成績。如1933年夏天，安徽壽縣出土了一批銅器，其中有文字的三十多件，劉節據此寫出《壽縣出土楚器考釋》。該文對諸器銘文、形制與紋樣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考定了諸器的制作年代。在考釋過程中，發現和訂正了《史記·六國年表》和某些漢朝學者由于不懂楚國文字而產生的偽誤。劉節對諸器的制作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文中還考訂了曾國的氏族分布與移殖情況，并證明了曾、楚之問姻婭關系。
抗日戰爭期間，劉節從北京南下，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學、宜山浙江大學任教。后又到四川省，在成都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任職。
這一時期，尤其是在四川任職期間，劉節潛心研究諸子之學。先后寫了《老子考》《辨儒墨》《管子中所見之宋尹一派學說》等考釋諸子的文章，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在古籍《莊子·天下篇》中，曾談到宋全開、尹文一派的學說本應在先秦思想史占據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宋、尹的著作沒有直接保留下來，所以后世論及他們的思想便語焉不詳。劉節獨具慧眼，通過對比研究，發掘出《管子》書中的《心術上、下》和《白心》、《內業》四篇宋尹一派的學說，并寫成《管子中所見之宋尹一派學說》一文，將《管子》中四篇宋、尹的學說與其他各家作內在、深入的比較，指出其相互關系與異同。大大開拓和豐富了對宋、尹一派思想的研究材料。當時，郭沫若研治先秦諸子。寫出《宋全開·尹文遺著》一文，也得出了與劉節大致相同的看法，并在后記中肯定了劉節的成就。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劉節離開四川省，并自1946年起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49年，廣州解放后，劉節曾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直至1954年全國院系第二次調整，才不再擔負行政工作。此后，他一直堅持在教學第一線。他雖然承擔較多的教學任務，但仍繼續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
劉節的學術道路并不平坦。從50年代以來，他的“天人合一”等觀點多次受到批評。但他并不因此放棄教學科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劉節受到很大沖擊。晚年又身患不治之癥，但精神仍然樂觀，只要身體稍好，總是手不釋卷。
1977年，劉節在廣州市病逝。
學術成就
劉節在學術上的成就，得益于王國維、梁啟超，而于陳寅恪，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文人氣節上，深受他的影響。在國學研究院時，陳寅恪應劉節等人之請求，于1929年為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撰寫碑文。碑文中一段話：“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劉節銘記在心。1949年初陳寅恪到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10月，嶺南大學并入中山大學，轉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當時，劉節任歷史系主任。逢年過節，劉節去拜望陳寅恪，必對老師行傳統叩頭大禮，一絲不茍，旁若無人。
作為一個學者，劉節奉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終生不移。因此，自五十年代始，他屢遭批判。1955年間開展對胡適的批判。過去與胡適有過往來、接觸的學者，忙于檢討、揭發批判胡適思想的危害性。而劉節卻公開說：“批判胡適，搞壞了學風，百年后自有定論。”在治學上他主張求真、自信。他說：“考據學是求真之學”，“歷史學家要有很強的自信力，一個歷史學家要堅定不移，不要為一時的風浪而動搖不定”。正因為這種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陳伯達作《厚古薄今，邊干邊學》報告，在全國掀趣批判厚古薄今，劉書卻在批判會上發言：“科學是求真，無所謂厚今薄古”，“歷史的精義也是求真，人類歷史之‘真’，并無古今截然對立之分，同為人類社會共同的寶貴財富。”
1962年11月在一次會議上，劉節公開提出不同于官方主流觀點的階級對抗的解釋，他認為中國的歷史模式跟西方的不同，階級斗爭可能曾經支配西方歷史的發展，并且可以解釋當代的事件，卻不曾支配中國的發展，并認為不應該將階級的概念不適當地強加于古人。劉節先生說過：“我是學孔子的，我從孔子得到好處，我不能忘恩負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學說我用得上。開會總要發言，發言就要講真話。我寫了《怎樣研究歷史才能為當前政治服務》，結果就大會小會評判我。在會上我沒有認錯。很多人勸我退休，我相信黨，所以我不怕”。
劉節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諸子思想、史學史有卓著成就。為了不被古代多種傳說所迷惑，他通過古代文字的鉆研去發現古史的真實材料。掌握豐富的古文字學、古金石學，上自龜甲獸骨、殷周銅器陶器上的甲骨銘文，下至秦篆漢隸，六朝碑帖，嚴加辨析，考釋精當。1927年在研究院學習時，寫成《洪范疏證》。他成功地運用比較歸納方法，廣引先秦典籍及青銅器銘文考辨分析，舉出篇中“皇”字之訓義、韻語的協韻規則等項確證，論證其撰成必在戰國時期，此說后來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梁啟超認為，我國的古籍“以《尚書》為最糾紛難理。《洪范》問題之提出，則自劉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學者之論難”。”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釋》，征引包括歷史學、地理學、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考古學等門類的典籍及朝、日文獻，詳密地考證高句麗國好大王在半島上擴張過程中有關的國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淵源和活動范圍等，成績大大超過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見之宋钘一派學說》，發掘出《管子》書中的《心術》（上下）和《白心》《內業》四篇是宋钘一派的著述，并系統地探討其“白心”說的內容、體系、淵源和演進途徑，很受學術界的重視。此后，著有《歷史論》《人性論》《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中國語言史》，并為顧頡領剛的《古史辨》第5冊，撰寫《序言》新中國成立后發表于報刊上的專論，匯輯成《古史考存》一、二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書，為其主要考證文章之結集。新中國成立后，劉節先生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曾撰《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長文，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并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向封建制度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于歷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歷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稱譽本書為“必傳之作”。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劉節:史家風骨士子魂.清華大學.2024-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