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道應訓》是西漢初年劉安招集門客，于劉啟、劉徹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于劉長劉長之子。劉安曾羅致賓客數干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該書共21篇，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內容看，并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家”是有道理的。書中內容，除道家思想外，還兼收了儒家、法家、陰陽家之言。范文瀾先生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向。”
《淮往南子》與先秦道家思想
在宇宙觀本體論方面，《淮南子》繼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并加以唯物主義改造。該書《天文訓》說：“道始于虛”、“道始于一”，認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個宇宙是個渾然一體、沒有定型的“虛霩”，是個渾涵未分的“一”。《原道訓》說：“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如一。”據上可以這樣分析：“道”是“虛霩”之道，是“一”之道，歸根結底，是物之道。這就把先秦道家“道生物”的觀點，改造為“物有道”的觀點，這是明確的唯物主義。在宇宙生成論方面，該書《天文訓》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并認為：宇宙之氣“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陽為日，陰為月，陰陽分化為四體，這是明確的宇宙構成論，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幾乎成為古代唯物主義公認的定論。
《淮南子》還對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的觀點進行積極的改造和談釋，明確指出：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的主動行為。《修務訓》中批評了“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消極無為論，指出：歷史上公認的“先圣”都是積極有為的，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谷”，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郡，南到交趾，放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于羽山”；舜“辟地樹谷，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縣”；禹休風榨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闊”；湯夙興夜寐。勤于政務。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興利除害，屢建奇功，“圣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該篇給“無為”以一種正確的解釋，它說，老子的無為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長。‘聽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這是《淮南子》關于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關系的正確說明，把先秦道家思想大大升華了。
順便指出，《淮南子》與漢初黃老學派也有密切的關系。漢初假：托黃帝以為書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道原》、《經法》、《稱》、《十六經》四篇古佚書。《淮南子》與這四篇黃老帛書有一定的關聯。《原道訓》與《道原》都是論“道”專篇，言辭極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處也很多。如《從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物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圣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圣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二)《淮南子》與先秦儒家思想
首先，《淮南子》繼承并發揮了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術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把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術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后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于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復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圣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后天條件，只有兩者結合才能成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于反本內求有所不同。至于把外部條件歸結為“圣人之教”的觀點、是古代哲學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的共同缺點。
(三)《淮南子》與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記論訓》說：“圣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茍利民主，。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制”，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決不完全等同于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制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主術訓》說：“法生于義，義生于眾適，眾適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家更進步的觀點，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結果。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系？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眾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后綜合編。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家學說，博采眾家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系，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于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對道家學說特別看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絕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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