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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共產黨，1928年4月15日成立于中國上海，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武裝而行動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臺灣共產黨存繼的幾年時間里，總共發展黨員一百多人（大多是在“二大”召開后短短的時間里發展的），積極分子三百多人，大多是知識階層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工農階層較少。

1928年4月，由共產國際和日共籌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指導下，林木順、謝雪紅等人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彭榮同志的幫助下，召開建黨大會，通過了《臺灣共產黨成立宣言書》，臺灣共產黨正式成立，按照共產國際關于殖民地黨組織應歸宗主國黨組織領導的原則，當時名稱為日共臺灣民族支部，歸日本共產黨領導。4月25日日警在對“臺灣學生讀書會”成員進行抓捕時，重要成員被抓，并搜走了臺共建黨的各種秘密文件，剛成立僅10天的臺共就遭到極為沉重的打擊。6月，謝雪紅獲釋后回到臺中市，召開臺共一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決定重建臺共中央并按建黨大會的決定開展工作。11月初，按照臺共中央書記長林木順的指示再次召開中委會，謝雪紅補為中央委員，由于林木順未如約返臺，而林日高雖被任命為臺共書記長，但事實上黨的領導權掌握在謝雪紅手中。1929年下半年，臺灣共產黨員人數逐漸增加，臺共活動也日趨活躍。然而，由于臺灣中南部農村在“臺灣農民組合”的煽動下發生小規模暴動，日本警方展開第一次“臺共大檢肅”案，逮捕臺共59人，38人被起訴，有12人被判刑。但臺共內部以及外圍組織對謝雪紅等中央委員的活動不充分、不活潑，消極態度漸漸感到不滿。1931年1月27日，王萬得（文化協會黨團負責人）等7位同志自行成立了臺共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改革同盟”，并選出了臨時中央委員會，臺共就正式分裂為以王萬得為首的“新中央”和以謝雪紅為首的“舊中央”兩派。同時，共產國際認為謝雪紅的做法是屬于“關門主義”，過于保守，背離了共產國際“左”傾的進攻路線。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臺共二大在共產主義國際東方局代表潘欽信的主持下召開。這次大會秉承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意旨，把忠實于共產國際的臺共“改革同盟”領導人王萬得等人扶植上臺，而將不聽從共產國際指示的臺共“舊中央”領導人謝雪紅等人開除出黨；另一方面還照搬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通過了臺共新的政治綱領，確立了“左”傾進攻路線。在臺共激進派的努力下，臺共活動的確開創了新的局面。表面上看來，臺灣抗日斗爭形勢一片大好，但臺共這些激進的做法，使臺共的各級組織和進步團體不斷暴露在敵人面前。1931年3月，日本警察已掌握了臺灣共產黨組織的全部情況，6月至11月，日本殖民者在全島展開對臺共的大搜捕行動，謝雪紅、王萬得、等大批臺灣共產黨員和被懷疑為與臺共有關的人員都陸續被捕。11月，赤色救援會的文協與農組成員紛紛落入日警手中，被捕人數高達310人，其中150人被移送法院，有53人出庭受審。臺灣島內的臺灣共產黨員幾乎全部被捕，不僅臺灣共產黨組織遭到徹底破壞，而且臺共的外圍團體臺灣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也被取締。

臺共成立時，就把脫離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重回祖國懷抱作為其奮斗目標，并通過派遣骨干力量參加農民組合的工會，引導工農運動不斷發展。臺共還通過深入工人群眾，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積極組織紅色總工會，把在臺灣極具影響力的文化協會作為重要的聯合對象，發展并壯大了臺共的組織和革命力量，使臺灣人民對封建主義和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的反抗進入歷史新時期，極大地推動了臺灣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但由于共產國際無視國情瞎指揮、日本當局嚴密的特務統治及殘酷鎮壓，以及臺共內處于主導地位的“左”傾思想嚴重等多種因素，最終導致臺灣共產黨的毀滅。

成立背景

20世紀20年代，臺灣產業工人隊伍不斷壯大，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工農運動的發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領導。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在民族運動的洗禮和島內外社會主義思潮的激勵下，思想覺悟迅速提高。伴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展，共產國際對殖民地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的建立，給予重視與支持。在這種背景下，由共產國際和日共籌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指導下，臺灣共產黨于1928年在中國上海成立。

歷史沿革

成立

1927年9月，赴莫斯科學習已兩年的謝飛英（即謝雪紅）、林木順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回國前夕，共產國際執委、日本共產黨領袖片山潛向他們傳達共產國際組織成立“臺灣共產黨”的決定。謝飛英、林木順回上海后，聯系上中共中央指派的翁澤生，開始各項籌備工作。但日本共產黨因為國內進行選舉斗爭以及大搜捕事件，無法指導臺共的成立，所以有關臺灣共產黨組黨事宜實際由中國共產黨援助及指導。1928年4月14日，根據中共中央代表彭榮（根據史料證實，即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提議，在翁澤生家召開預備會議。出席者有彭榮和林木順、謝氏阿女（即謝雪紅）、翁澤生、謝玉葉、陳來旺、楊金泉、林日高（臺北人）、潘欽信、張茂良（南投人）、劉守鴻（屏東人）等十一名。彭榮將兩個起草完成的成立大會綱領（即政治、組織綱領）及諸方針宣讀后付諸討論，獲無異議通過。成立大會日期定于4月15日，地點則由彭榮選定。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與瑞金路交叉口）某照相館二樓召開臺共成立大會。

建黨大會審議并通過政治綱領，并選舉產生臺共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并通過了《臺灣共產黨成立宣言書》。臺灣共產黨（日共臺灣民族支部）正式成立。

第一次遭破壞及重建

1928年4月25日凌晨，日警在法國警察的協助下，對“臺灣學生讀書會”成員進行抓捕。張茂良、謝雪紅、楊金泉、劉守鴻（潮州人）等在法租界辣斐得路389號被捕，在緝捕過程中，林木順僥幸自屋頂脫逃。但這次抓捕行動，日警卻搜走了臺共建黨的各種秘密文件，臺共的成立被暴露。這次抓捕行動打亂了臺共一大的人員分工安排，原來依照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決定之黨機關的構成、人員的安排、活動的展開等的預定計劃，也因此無法正常進行，剛成立僅10天的臺共就遭到極為沉重的打擊。

1928年6月2日，謝雪紅獲釋后回到臺中市，10日，臺共一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在臺北大橋淡水河畔召開，參加者有臺共中央委員林日高、蔡孝乾、莊春火、洪朝宗四人，謝雪紅因剛釋放，目標太大，容易引起日警的注意，故未出席這次會議。在會議上林日高向大家轉達謝雪紅的意見，希望大家必須按照臺共第一次中委會的決定開展工作。鑒于林木順不能回臺工作，一致同意遞補謝雪紅為正式中央委員，并推選林日高為臺共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然而，1928年8月，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和謝玉葉因害怕被日警逮捕，便擅自脫崗逃往福建省。1928年8月下旬，在臺灣僅存三名中委謝雪紅、林日高和莊春火在臺北市秘密召開臺共一屆第三次中委會。8月底，林日高赴日本東京，見到剛抵東京不久的臺共中央書記長林木順。林日高攜林木順的指示回到臺灣。1928年10月6日，林日高、謝雪紅、莊春火秘密召開臺共中委會，按照林木順指示著手島內臺共的重建工作。10月下旬，林木順在東京向臺灣同志發出改組島內臺共中央的緊急命令。11月初，日共中央的指示抵達臺灣后，謝雪紅、林日高和莊春火再次召開中委會，將謝雪紅補為中央委員。由于林木順未如約返臺，而林日高雖被任命為臺共書記長，但事實上黨的領導權掌握在謝雪紅手中。因此，由林木順擔任書記長的臺共第一階段至此宣告結束。

臺共內訌

雖然1928年11月臺共中央由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三人組成，但在1929年初以前，只空有這個領導機關，缺乏堅強的實質組織，也沒有幾個黨員。1929年10月，謝雪紅、林日高、莊春火在國際書局集會，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當時的形勢并重新分配職務，宣傳煽動部由謝雪紅負責，勞工運動部由莊春火負責，組織部由林日高負責。1929年下半年，臺灣共產黨員人數逐漸增加，臺共活動也日趨活躍。與此同時，激進的年輕黨員中擔任赤色工會組織運動、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指導工作者，對謝雪紅等中央委員的活動不充分、不活潑，消極態度漸漸感到不滿。

對共產國際來說，謝雪紅的做法是屬于“關門主義”，過于保守，背離了共產國際“左”傾的進攻路線。于是1930年12月，共產國際委托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陳德興從上海帶回共產國際東方局的一項指示一一要臺共加以整頓，停止關門主義的作法。謝雪紅認為，陳德興傳達的這項指示令人無法肯定其為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指令，因此，她拒絕接受。陳德興萬般無奈，只好照預定計劃向王萬得等傳達該項指示，從而引發了臺灣共產黨內激烈的斗爭。

1931年1月27日，王萬得（文化協會黨團負責人）等7位同志在王宅秘密集會，召開臺共的改革運動討論會。大會決定與原有的黨中央領導機關斷絕關系，自行成立了臺共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改革同盟”，并選出了由王萬得、蘇新、趙港、陳德興、蕭來福五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委員會，后三位又同時擔任中央常務委員的職務。這樣，臺共就正式分裂為以王萬得為首的“新中央”和以謝雪紅為首的“舊中央”兩派。

臺共二大召開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臺共二大在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潘欽信的主持下，在臺北淡水郡八里莊觀音山麓正式召開。臺共二大解散了“改革同盟”，通過的新的政治綱領，接受了共產國際東方局關于臺共應實現“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建議。這次大會秉承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意旨，一方面把忠實于共產國際的臺共“改革同盟”領導人王萬得等人扶植上臺，而將不聽從共產國際指示的臺共“舊中央”領導人謝雪紅等人開除出黨；另一方面還照搬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通過了臺共新的政治綱領，將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及相關指示進一步目標化、具體化和行動化。確立了“左”傾進攻路線。隨著謝雪紅舊中央的失勢和王萬得新中央的崛起，臺共出現了新的形勢。

再次遭破壞與重建的努力

1931年2月，臺共在以王萬得為代表的激進派主持下，由“關門機會主義”轉向“開門激進主義”。在臺共激進派的努力下，臺共活動的確開創了新的局面。表面上看來，臺灣抗日斗爭形勢一片大好，但臺共這些激進的做法，使臺共的各級組織和進步團體不斷暴露在敵人面前，給敵人逮捕革命群眾造成了便利的條件和機會。1931年3月，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共產黨員張朝基家搜獲大量“改革同盟”和臺共二大文件，至此日本警察已掌握了臺灣共產黨組織的全部情況。1931年6月至11月，日本殖民者在全島展開對臺共的大搜捕行動，謝雪紅、王萬得、蘇新、林日高、楊克培、潘欽信等大批臺灣共產黨員和被懷疑為與臺共有關的人員都陸續被捕，一共逮捕107人，其中有49人被判處2至15年有期徒刑。

臺共中央遭到破壞后，其外圍團體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也受到影響，無法正常活動。1931年8月9日，未逮捕的臺灣共產黨員在臺中文化協會本部秘密召開“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協議會議”，商量黨的重建工作。隨著臺灣赤色救援會組織工作的進展，日本警察開始注意臺灣赤色救援會，并暗中進行調查。11月，開始抓捕，隨后赤色救援會的文協與農組成員紛紛落入日警手中，被捕人數高達310人，其中150人被移送法院，有53人出庭受審。至此臺灣島內的臺灣共產黨員幾乎全部被捕，日警島內大搜捕臺共行動至此告一段落。

日本殖民者從繳獲的臺共材料掌握了臺共在上海市成立的經過，了解在上海還有翁澤生、林木順等臺共重要成員以及臺灣反帝同盟的諸多成員，于是發出抓捕通緝令，讓駐上海的日本領事館協助抓捕，大搜捕行動從島內推進到上海，從1931年7月起至當年年底，陳炳譽、董文霖、高水生等多名上海臺灣反帝同盟骨干被捕。最后一個被捕的臺共干部翁澤生，時為1933年。這次大抓捕行動，不僅臺灣共產黨組織遭到徹底破壞，而且臺共的外圍團體臺灣農民組合和文化協會也被取締。1935年7月，趙清云、褚阮進、張作任、孫古平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系，準備再次從事臺共的重建工作，但是被日本駐廈門市的領事館逮捕。

政治綱領

《臺灣共產黨成立宣言書》

臺共成立大會通過了《臺灣共產黨成立宣言書》，該宣言指出：“臺灣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武裝而行動的革命政黨。”“她是真正為工人階級的利益，為工人階級的最后解放對日本帝國主義及一切壓迫階級做殊死戰者。”宣言提出了臺共長遠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臺共當前的主要任務是“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完成民族革命，為最大多數的工農、小市民、貧農群眾建設革命政府。”宣言還號召：“工人、農民及所有被壓迫的民眾團結起來，在臺灣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封建殘余勢力，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

臺共“二大”

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召開的臺共二大決定對臺共進行改革，通過的新的政治綱領，接受了共產國際東方局關于臺共應實現“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建議。改革的方針是“為對黨的機會主義根源的小布爾喬亞基礎的清算，將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由實踐上去認識，激發工農的日常斗爭，在其過程中爭取工人及貧農入黨，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以確保黨的布爾什維克化”。

這個綱領與1928年臺共通過的革命綱領相比，在革命策略等方面有很大的變化。如對臺灣資產階級的分析，不加區分地籠統認為臺灣資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對象。他們還提出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此外，臺共新中央還無視臺灣革命中敵強我弱的基本事實，主觀的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已陷于大恐慌之際，臺灣革命高潮已經到來，現在應該是主動出擊的時候。因此，臺共當前的任務“應該是把握各種機會，抓住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主、士兵與長官的大小沖突，激發群眾的日常斗爭，在斗爭中反對民族改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機會主義，擴大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吸收群眾集合在黨的政治口號的周圍，領導工人、農民在工廠與農村實行猛烈的階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權，擴大并鞏固工農的革命組織，力求革命的均衡發展，以武裝暴動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樹立工農民主政權”。

重要人物

林木順（1904—1934）

又名林木森，臺灣南投草屯人。1924年夏前往杭州大學讀書，并接受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領導；1925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員安存真、宣中宣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11月，在中共的推薦下，與謝雪紅一起赴蘇留學；1927年11月與謝雪紅一起回國負責籌建臺灣共產黨的工作；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領導成立了臺灣共產黨（即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并當選為臺共一大總書記；1932年，臺共遭到日警徹底破壞后，便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林木順在瑞金市的中央蘇區保衛戰中壯烈犧牲。

林日高（1904—1955）

筆名林日高，臺灣臺北人。1922年自臺灣商工學校畢業后，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思想逐漸“左”傾，于1925年離臺赴廈。居廈期間，結識中國共產黨員許世中。1927年1月，在許世中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4月，在上海參與臺共籌建工作，被選為臺共中央常任委員。1930年10月，他宣布退出臺灣共產黨。1931年9月4日，林日高由于參與共產黨活動被檢舉，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1949年12月林日高出任臺灣省政府委員，1950年當選新北市農會理事長，同時加入中國國民黨。1954年12月，林日高被控1949年呂振羽中共臺灣省工委會所領導的外圍組織“民主革命聯盟”有所聯系而遭逮捕，并于1955年9月被國民黨當局槍殺。

蔡孝乾（1908-1982）

臺灣彰化人。畢業于臺灣彰化公學校，1923年曾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學習，受到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思想影響，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4月被選為臺共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1932年4月隨中國工農紅軍離開漳州市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戰士報編輯，1933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委員，1935年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內務部長。1937年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部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1940年任解放區野戰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6年任中共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1949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0年1月他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入獄，后尋機逃脫。同年4月再次被捕，很快就投敵叛變，使得中共臺灣地下黨遭受毀滅性打擊。1982年10月在臺灣病死。

洪朝宗

1908年生，臺北人。1927年2月，寒假回臺時加入無政府主義組織——臺灣黑色聯盟，因而被捕入獄四個月，后在上海受翁澤生、潘欽信等人的影響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4月臺共成立時，當選為臺共中央委員，因上海讀書會事件，恐被逮捕，遂放棄一切運動，逃往福建省，結果被謝雪紅開除黨籍。

莊春火

1906年生，基隆人。1928年4月臺共建黨時，莊春火人在臺灣但仍被選為中央委員，負責青年部，后負責工人運動。上海讀書會事件使得臺灣共產黨組織被打散，1928年10月，他與林日高、謝雪紅組成“黨中央”，擔任臺共中央勞動部長。1930年10月，當臺共革命活動處于困難之際，他自行宣布脫黨。

謝雪紅（1901—1970）

女，臺灣彰化人。1923年（22歲）回臺灣后加入文化協會。1925年8月進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底被派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4月，在上海參加建立“臺灣共產黨”，任候補中央委員。1931年因抵制共產國際“左”傾指示而慘遭開除黨籍的處分。1931年6月，臺共組織受到破壞而被捕。1947年，參加臺灣“二.二八”事件，參與中部地區人民武裝斗爭的領導工作。起義失敗后到香港。同年11月，發起組織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1948年號召臺盟成員以實際行動響應中共“國際勞動節”號召，擁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并代表臺盟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臺盟總部理事會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政務院政治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國紅十字總會理事，抗美援朝總會理事，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70年11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潘欽信（1907-1952）

臺北人。1926年10月前往上海大學中學部求學，與當地中國共產主義者交往而信奉共產主義，進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4月，參加了臺共創建工作，其職責是在島內開展革命工作。1928年8月，脫崗逃到福建廈門，在當地一所小學任教，1928年11月，他被謝雪紅開除黨籍。后來，在翁澤生的幫助下，他乂重新堅定革命信念。1930年共產國際東方局提議臺共改革從來的觀望主義，潘欲完成使命于1931年4月15日返臺，與王萬得、蘇新等人會晤商量臺共改革事宜。1931年6月臺共二大召開時，當選為臺共中央常任委員，努力黨之擴大及強化。因忠實執行共產主義國際“左”傾進攻路線，從而暴露了黨組織。1931年下半年他遭日警逮捕，判刑十五年。

組織結構

組織隸屬

臺共在組織上隸屬于日本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的決議，世界共產黨組織的劃分以“一國一黨”為原則，日本當時已有共產黨組織，而臺灣又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共產國際決定臺灣共產黨在組織上隸屬于日本共產黨。臺灣共產黨在相當期間內組成共產國際一支部的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

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其部門

中央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應依據全體黨員的意志，經由選舉而產生。然而，在大會尚未召集前和各部門組成人員，由日本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而負中央指導的責任。中央常務委員會是黨的理論性、政治性指導核心，領導黨的經常性全部活動。在中央常務委員會之下設有組織部、工會委員會宣傳部、煽動部等，其他尚有特別委員會——農民政策委員會、婦女運動對策委員會、青年運動對策委員會等。黨的事務屬于常務委員會下面的事務局處理，黨的會計則應屬于常務委員會。

地方委員會

地方委員會應在支部組織擴大后始宜組織。黨雖建立在民主中央集權的基礎上，但在目前由中央派遣的地方組織者負責統轄之任務。

基層組織

黨組織之根本必須建立在工廠支部的基礎之上。工廠支部雖以工廠為單位，如工廠支部無法容納的黨員密集于小地域時，得組織街莊支部。黨員分散于廣闊地域時，成立街頭支部的準備會，但不應成為街頭支部。船舶支部與工廠支部保持同樣的組織，交通產業支部與工廠支部亦同。車庫、機關庫組織工廠支部，駕駛系統以鐵路為單位。

黨的民主集權制原則

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因而無產階級的一切要求必須集中于黨內，否則，黨將與無產階級分離。因此，黨的組織必須建立在中央集權制的原則上。散布于大眾中間作為黨一份子的一般黨員的意見及要求，必須正確地反映、集中到黨的中央機關。而黨中央的意見必須貫徹到黨的基層組織，且經由黨員傳播到大眾之間，這就是民主集權制的原則。

共產黨的紀律

共產黨的紀律系全體黨員的意志，破壞黨的紀律就是破壞黨的組織。是故各黨員對上層指導機關之命令有絕對遵守的義務。若無故不交黨費，不出席黨會，不服從黨令，破壞黨規，泄露黨內秘密者，立刻無條件開除其黨籍。

黨員

人數概況

臺灣共產黨存繼的幾年時間里，總共發展黨員一百多人（大多是在“二大”召開后短短的時間里發展的），積極分子三百多人，多是知識階層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工農階層少。

入黨手續

凡承認黨的綱領及其一切政策，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規律，希望在黨的組織內加入黨指導下的積極活動者，使其加入于臺灣共產黨。候補期黨必須預防密探及一切投機的不良分子侵入黨內，是故必須訂定一定的候補期間。現在農工分子不需經過候補期間，可以直接入黨，惟知識階級分子等必須經過二個月的候補期間。候補者在黨的會議中有發言權，但沒有議決權。

黨員結構

成立初期

臺共成立時，共有18名黨員，這18名臺灣共產黨黨員平均年齡約為22歲，最大者27歲，最小者20歲，女性為2人，這18名臺灣共產黨員中，其中有11名是中國共產黨員。臺灣共產黨員幾乎是知識分子，真正工農出身的分子很少。

“改革同盟”成立前黨員群體性結構

1928年，臺共成立不久，突然發生的上海讀書會事件使得黨員人數銳減到8人，1930年5月，林日高在給共產國際東方局的報告中說：“如果不包括海外黨員，黨目前只有25人，其中除了3名工人與2名農民之外，其他黨員全是群眾組織的活躍成員。臺共成立后，不僅發展的黨員人數少，而且吸收的工人和農民黨員仍然很少，知識分子黨員仍居絕大多數。

臺共遭破壞前的黨員群體性結構

臺共“改革同盟”成立后，在少壯激進黨員的領導下，工作路線急速轉變。以王萬得為首的臺共中央為了吸收更多的黨員尤其工農黨員，開始放寬入黨的條件，并特別制定了《關于吸收黨員的指令》。在他們積極努力下，臺灣共產黨員數目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急劇增加近40人，這次吸收工農黨員比重急劇增加，工人階層中普遍建立了黨支部，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最后也落入黨的控制中。這個階段可以稱為臺共的“黃金時代”，只是為期并不長久。

刊物雜志

臺共存在期間，臺灣共產黨員同時出版雜志：包括謝雪紅、楊克培、郭德金出版的《臺灣陣線》，王萬得聯合周合源、陳兩家、張朝基和江森錢等五人合創的《伍人報》，由于日本殖民者檢查尺度甚為嚴厲，所以實際上都被禁止出版。還有一些黨的外圍刊物，如1930年8月發行的《臺灣戰線》等。

活動影響

對臺灣文化協會活動的影響

臺灣文化協會是臺灣近代民族運動中影響力最大、群眾基礎最廣泛的一個團體，在反抗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的斗爭中起過積極的作用。1928年4月，臺共在上海建黨時，非常重視臺灣的新文化協會組織，它在建黨大會上所通過的政治決議中，就提出了對新文協的方針。1928年10月，臺共在島內建立中央機關后，便馬上派其骨干黨員吳拱照、莊守參加文協，積極地在新文協中開展工作，以加強對它的影響。1931年1月5日文協四大公開宣布支持臺灣共產黨，文協正式成為臺共外圍組織，通過其日常斗爭，成為執行臺共政策的大眾團體。但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共影響下，逐漸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錯誤地變合法抗爭為激進的非法斗爭，結果導致了自身的滅亡。并且，臺灣文化協會也分裂為上大派和非上大派兩系，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打擊持不同意見者，嚴重削弱了文協的力量。

1931年6月，臺共遭日警破壞后，未逮捕的臺灣共產黨員為了重建臺灣共產黨組織，9月份成立“臺灣赤色救援會”，將原來文協成員吸收到“臺灣赤色救援會”中來，而將原來的臺灣文化協會解散。

對臺灣民眾運動的影響

臺灣農民運動正是主要圍繞著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奪和經濟剝削而展開的，由此賦予這一運動鮮明的民族斗爭色彩。臺共在上海建黨時，就非常重視臺灣的農民問題，在制定的《農民運動綱領》中就規定：“以’解決土地問題”“掃蕩封建勢力”為基本任務，其斗爭目標為打倒封建地主、沒收土地、分配土地給農民。1928年6月，臺共領導人謝雪紅積極參加農民組合的各種活動，陸續將農組中央委員簡吉、陳德興、趙港、陳昆侖等人吸收入黨。1930年8月，農組中央3名常任委員（簡吉、趙港、陳德興）、15名中央委員（簡吉、趙港、陳德興、楊春松、陳結、趙欽福、陳海、張行、林新木、呂得華、蔡端旺、莊萬生、黃天、陳昆侖、楊四川）全為臺灣共產黨員，這就表明臺共已完全掌握農民組合的領導權。1931年1月，臺灣農民組合在嘉義郡竹崎莊召開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大會正式把農民組合做為在臺共領導下的大眾團體（外圍組織）。

臺灣農民組合在臺共領導下日益激進，日趨“左”傾，提出在政治、經濟上向日本殖民統治發起進攻。臺共新中央根本無視臺灣革命中敵強我弱的基本事實，推行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幻想進行幾次“進攻”就把敵人打倒，結果把革命堡壘暴露給敵人，造成革命力量的嚴重損失。1932年1月中日戰爭爆發，臺共認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即將爆發，于是，指示農組各支部準備舉行武裝起義。但不幸事機泄露，大批農組成員被捕，暴動失敗。1932年9月，農民組合的臺共支部黨員大多被日警抓獲，起訴判刑或折磨致死。

對工人運動的影響

臺灣無產階級在日本資產階級、臺灣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下，處境十分困難。1927年后，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也積極介入工人運動，并將臺灣工人運動逐漸推向高潮。1928年臺共建黨時，在“工人運動對策提綱”規定了臺灣工人運動的方針，該方針實質是將臺灣左、右派工會聯合起來，建立工人運動統一戰線，以便將臺灣的工人運動置于臺共的領導之下。但是臺灣共產黨在對工會運動戰術上，臺共犯下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為了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共產主義國際東方局要求臺共重新調整工人運動指導方針。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臺共不僅獲取左派工會的領導權，而且促使右翼工會“左”傾化。在產業工人中建立工會組織臺共以島內主要產業部門為重點，派出干部深入到工會組織尚未開拓的領域，如北部礦山、鐵路及其他主要交通機關建立工會組織。

1930年10月27日，臺灣共產黨舉行擴大中央委員會，認為“為了使臺灣紅色總工會組織籌備具體化，有必要設置統一指導各個紅色工會組織運動的機關”，因此決議設置“臨時工會運動指導部”，并決定由王萬得、蘇新、蕭來福擔任負責人。然而1931年3月至6月，日本殖民者抓住線索，對臺共進行全島大檢舉，謝雪紅、王萬得等大批共產黨員被捕，隨著共產黨組織遭到破壞，臺共籌建臺灣赤色總工會活動也就戛然而止。

歷屆臺共中央組織結構

第一屆中央委員會

1928年4月，臺共建黨大會選舉出的臺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是林木順、蔡前、林日高、洪朝宗、莊春火、謝雪紅和翁澤生，林木順為臺共委員長兼組織部長。七人全是中國共產黨員，是中共精心培養的、原本就是要在臺灣建立中共地方組織的領導人選。翁澤生和謝雪紅因為已接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指示，分別要留在上海市和東京，作為國際駐滬的遠東局及中共中央和日共中央的聯絡員，因此只是中央候補委員。

第二屆中央委員會

臺共建黨后，因各種主客觀原因，臺共領導層變動較大。首先是上海讀書會事件，臺共中央委員蔡孝乾、洪朝宗因擅自脫崗逃到祖國大陸而被開除黨籍，林木順因身份暴露（留蘇相片落入日警手中）而無法回臺主持工作，實際上這時臺共領導層是處于癱瘓狀態。1928年11月，根據日共中央的指示，林日高、莊春火和謝雪紅重新組成臺共中央。1929年4月，因日共中央和臺共東京特別支部遭到日警徹底地破壞，導致臺共與日共聯絡完全中斷。1929年11月，臺共中央決定通過駐上海市的聯絡員翁澤生和中共或共產國際東方局聯系。1930年5月，臺共中央領導人林日高抵達上海，通過翁澤生向中共和共產國際東方局匯報工作。當他們得知臺共在島內革命工作幾乎沒有進展，而對臺共中央予以嚴厲批評。林日高既自掏腰包和冒著危險干革命工作，又受到上級批評和指責。于是，1930年10月，他和莊春火陸續退黨。到1931年5月底，臺共中央只有謝雪紅1人。然而，謝雪紅保守的革命工作路線與共產國際“左”傾進攻路線相左，因此，共產國際要求謝雪紅對臺共進行改革，以確保臺共沿著共產國際所指引的革命路線前進，但遭到謝的拒絕。于是，共產國際將不聽命于上級指示的謝雪紅開除黨籍，而將忠實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臺共骨干王萬得、蘇新等人扶植上臺。1931年5月31日至6月2日，臺共二大在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潘欽信的主持下，在臺北淡水郡八里莊觀音山麓正式召開。這次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有：王萬得、潘欽信、蘇新、劉守鴻、顏石吉五人；候補委員有：肖來福、簡娥二人，大會結束后，再由中委之中選出王萬得、潘欽信、蘇新三人為常委，構成“書記局”，以王萬得為書記，下面設組織部和宣傳部，以潘欽信為組織部長，蘇新為宣傳部長。工人運動負責人：肖來福，農民運動負責人：顏石吉，南部地區負責人：劉守鴻。

黨際交往

臺灣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

臺共從1928年4月成立到1932年4月瓦解，歷時約四年時間，臺共的起落跌宕與中共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其成立、活動、發展、失敗，直至演變，均受到中共的指導和影響。

中共對臺共建黨的幫助

中共注意把先進的臺灣青年培養成共產主義者臺共建黨的主要成員，在上海大學注意吸收臺灣進步青年入學，把他們培養成馬克思主義者。中共也在其他各地吸收臺灣進步青年入團、入黨。為了更好地培養臺灣共產主義者，中共先后挑選優秀的臺籍革命者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據有關史料記載，前后共有四批臺灣革命者被選送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組織臺籍青年成立各種進步社團，開展共產主義活動。全力以赴、認真仔細地指導臺共建黨大會，在臺共成立前夕，由于日共忙于國內選舉而無暇顧及臺共的成立大會，因此，日共委托中共“援助及指導”臺共成立的一切事宜。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彭榮對臺共的成立進行具體指導。

中共對臺共革命斗爭的指導和影響

中共為臺共革命斗爭創造有利條件，臺共輸送后備干部提供有力支持。臺共候補中央委員翁澤生常駐上海市，負責與中共和共產國際東方局的聯絡。在中共領導下，翁澤生、林木順對在上海的臺灣進步青年開展組織工作，為臺共準備干部力量。當臺共遇到挫折時，中共伸出了援助之手。中共先后派出王萬得（中國共產黨員）、吳拱照（中國共產黨員）、曾明如返回臺灣，參加臺共的重建工作。

由于日共屢遭日警的破壞，臺共與日共的關系中斷，因此，臺共只好尋求共產主義國際東方局和中共的指導。1930年4月，臺共派遣林日高前往上海向共產國際東方局和中共匯報臺共的工作，當中共得知臺共工作沒有多大進展時，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建議臺灣共產黨內進行改革，以推動臺灣革命運動的發展。

舊臺共回歸中共并參加反抗國民黨暴政的革命斗爭。

1945年8月曰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為開展對臺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共臺工委）負責領導臺灣地區革命活動，并任命臺籍干部蔡孝乾為中共臺工委書記。謝雪紅不僅成立中共臺灣省委員會籌備會，而且主動接受中共的領導。她派人滲透到《和平日報》，使其成為共產黨的喉舌。為了從事革命活動，謝雪紅不僅加入國民黨，而且與當地官員頻繁接觸。中國共產黨員謝雪紅帶領廣大市民同國民黨政府展開一系列斗爭，謝雪紅領導臺中市“二.二八”起義。然而，在中共臺工委書記蔡孝乾指示下，謝雪紅被迫將革命領導權讓給了臺中的士紳們，結果臺中士紳們竭力壓制臺中市民的革命活動，為了扭轉不利的革命形勢，謝雪紅毅然另行成立二七部隊，1947年3月，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蔡孝乾命令二七部隊中的中國共產黨員隱蔽起來，中共臺工委通過李喬松聯系上謝雪紅，認為武裝斗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斗爭的階段，謝雪紅被迫讓出革命領導權，要求他們立刻放棄作戰本部的指揮權，要求謝雪紅等中國共產黨員從二七部隊中撤退。

臺灣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共產主義國際對于臺灣共產黨，既有援助的一面，也有損害的一面，有功有過，毀譽并存。在共產國際“東方戰略”的背景下，1927年4月至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進行了關于日本共產主義運動諸問題的討論，其中討論到臺灣的相關問題時，發出了建立臺灣共產黨的指示，并安排在莫斯科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臺籍學生謝雪紅和林木順與日共主要領導人接觸，共同商討成立臺灣共產黨的事宜，臺灣共產黨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1928年7月，共產國際六大通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大會認為世界正處于“第三時期”，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劇烈，危機即將來臨，各國和各地區的共產黨應該建立起蘇維埃政權，向敵人發起總攻。“第三時期”理論的提出，成為共產國際在理論指導上的重大失誤，臺共在當時是屬于共產國際日共支部下的一個民族支部，所以面對共產國際的各項指示，也必然積極貫徹并執行。因此，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反右傾”斗爭以及“左”傾錯誤路線不可避免地成為臺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1931年召開的臺共二大確立了通過武裝斗爭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新綱領，并將聽命于共產國際的王萬得等人扶植上臺，成立了新中央，開始全面貫徹“第三時期”理論，繼續推行“反右傾”斗爭和“左”傾的錯誤路線，給謝雪紅等臺共“舊中央”領導人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并開除出黨。此外，臺共在島內的活動逐漸公開化、擴大化，全臺各地紛紛出現了罷工和抗日的斗爭，一些地方還發生了武裝暴動，這些激進的做法使日本警察在全臺開展了對臺共的大搜捕行動，謝雪紅、王萬得等100多名臺灣共產黨員被捕，其中有將近一半都被判刑。在經過多次鎮壓和逮捕后，臺灣共產黨組織被徹底破壞，最終于1932年宣告徹底失敗。

臺共在深圳市東方戰略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實施后有過發展的黃金時期，但在“第三時期”理論提出后迅速走向解體，其“興”與“亡”都離不開共產主義國際這兩項政策的指導。

臺灣共產黨與日本共產黨的關系

20世紀20年代，在日共的影響下，臺灣先進分子在島內外開展共產主義活動，為臺共的成立準備了思想條件和干部力量；在日共外圍團體———日本農民組合和勞農黨的指導下，臺灣的農民運動日益高漲，為臺共的成立奠定了階級基礎。1927年10月，共產國際指示日本共產黨組織“臺灣民族支部”，日本共產黨就是接受這個命令，擔負起了組建、指導臺共的責任。1928年２月初，謝雪紅和林木順自東京返回上海市后，日共中央也非常重視臺共的建黨工作，并派日共中央委員鍋山貞親前往上海準備指導臺共的成立大會。然而，因此時日共國內選舉以及當局壓迫，沒有時間和精力指導臺共建黨大會，所以日共委托中共援助及指導臺共成立的一切事宜。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朝鮮共產黨的指導和幫助下，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

雖然臺共作為日共的一個下屬支部，在組織上應接受日共的領導，但在日警的高壓下，日共從一開始對臺共的指導就不充分。臺共在成立之初，在組織上屬于日共，日共也想給臺共各種幫助和指導，然而，由于日共屢遭日警的破壞，臺灣共產黨組織長期處于癱瘓狀態，使得日共對臺共的各項革命活動難以進行有效的幫助和指導。實際上，日共遭破壞后，臺共更多地是在共產國際東方局和中共的指導下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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