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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social 證券）是指國家和社會在通過立法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對社會成員特別是生活有特殊困難的人們的基本生活權利給予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社會保障的本質是維護社會公平進而促進社會穩定發展。一般來說，社會保障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內容組成，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內容。社會保障以國家或政府作為責任主體，以國家憲法和法律作為依據。

從古代的宗教慈善到1601年英國的《伊麗莎白濟貧法》，再到19世紀80年代德國俾斯麥政府頒布并實施的一系列社會保險法令，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形成。這些法令標志著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并經歷了發展、成熟、完善、改革等不同時期。1948年英國成為首個“福利國家”，隨后歐美多國效仿。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定義并規范了社會保障的內容。至20世紀50年代末，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而發展中國家則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建立相關制度。

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分為福利國家模式、社會保險模式、個人賬戶儲蓄模式這三種模式。社會保障的基本功能有保障基本生活、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公平和促進國民福利。

國際上社會保障管理體制主要有四種類型：集中統一型（如英國），統分結合型（如法國），分頭自治型（如德國），市場運作型（如智利）。每種類型根據國家的歷史背景、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有所不同，涉及統一管理、職能分工、分頭自治或民間參與等不同特點。

歷史沿革

早在古代社會，就已出現各種形式的社會救濟、救助活動。如一些宗教組織以慈善名義展開各種救助活動。15、16世紀之交，英國由于圈地運動的原因，大量農民被逐出土地，喪失生計，流入城市，危及城市正常生活和社會穩定。1601年，女王陛下政府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以緩解貧困者的生存危機。

19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出現了許多與社會福利相關的社會服務運動。為使每個社會成員能夠依法得到基本的生活資料，歐洲首先誕生社會保障制度。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于1883-1889年間先后制定并頒布《疾病保險法》《工傷保險法》《老年和殘疾保險法》三項保險立法。這些保險立法開創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美工業化國家陸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美國1909年通過首個老年養老金法案，1935年頒布《社會保障法》，作為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以應對經濟大蕭條引發的社會問題，奠定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該法涵蓋老年人、遺屬和殘障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健康保險、兒童健康保險、醫療援助、收入補充及家庭緊急救濟等多項內容，標志著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構建。

1941年，英國成立“社會保險與相關服務部際協調委員會”，由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領導。1942年，該委員會發布了《貝弗里奇報告》，提出了涵蓋“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面社會福利體系，包括九項社會保險、醫療服務和國民救助。女王陛下政府采納了報告建議，1944年發布了社會保險白皮書，制定并通過了《國民保險法》、《國家衛生服務法》、《家庭津貼法》、《國民救助法》等多項相關法律。1948年，英國宣布成為世界上首個福利國家。《貝弗里奇報告》及英國的福利國家模式對歐洲其他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瑞典、芬蘭、挪威等國也紛紛效仿。威廉·貝弗里奇因此被譽為“福利國家之父”。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秘字[134號命令]）的頒布標志著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正式建立。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了《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第102號），這是在國際組織中首次使用“社會保障”一詞。國際勞工組織將“社會保障”定義為：社會通過采取一系列公共措施，以保護其成員免受由于疾病、生育、工傷、失業、傷殘、年老和死亡造成的停薪或收入大幅度減少的經濟損失及社會貧困，并對其社會成員提供醫療照顧和對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津貼。因此，國際勞工組織將社會保障劃分為九項：養老金、傷殘津貼、遺屬津貼、失業津貼、醫療照顧、疾病津貼、工傷津貼、生育津貼、家庭補貼。

至20世紀50年代末，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基本完成了有關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設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實行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為主要內涵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實施社會保障籌措資金的社會保障稅已成為這些國家僅次于所得稅的第二大稅類；而社會保障支出則成為最大的財政支出項目。至于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則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來的。

組成內容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國民收入再分配形式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實現的。中國將由法律規定的、按照某種確定規則經常實施的社會保障政策和措施體系稱之為社會保障制度。由于各國的國情和歷史條件不同，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不盡一致。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為滿足社會成員的多層次需要，相應安排多層次的保障項目。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等內容，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內容。全球的社會保障模式，大致可分為國家福利、國家保險、社會共濟和積累儲蓄四種，分別以英國、蘇聯、德國、新加坡為代表。目前中國在建的社會保障制度，屬于社會共濟模式，即由國家、單位（企業）、個人三方共同為社會保障計劃融資，而且這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的改革趨勢。個人責任的強化已經成為全球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共識。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是指國家通過立法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目的是使勞動者因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而減少或喪失勞動收入時，能從社會獲得經濟補償和物質幫助，保障基本生活。從社會保險的項目內容看，它是以經濟保障為前提的。一切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不論其是否完善，都具有強制性、社會性和福利性這三個特點。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規定，社會保險項目分為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社會保險的保障對象是全體勞動者，資金主要來源是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個人的繳費，政府給予資助。依法享受社會保險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社會救濟

社會救濟，是指國家和社會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低收入者或者遭受災害的生活困難者提供無償物質幫助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從歷史發展看，社會救濟先于社會保險。早在1536年，法國就通過立法要求在教區進行貧民登記，以維持貧民的基本生活需求。1601年，英國制定了伊麗莎白濟貧法，規定對貧民進行救濟。中國古代的“義倉”也是一種救濟制度。這些都是初級形式的社會救濟制度。維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是社會救濟制度的基本特征。社會救濟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支出和社會捐贈。

社會福利

廣義的社會福利，是指國家為改善和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福利津貼、福利設施和社會服務的總稱。狹義的社會福利，是指國家向老人、兒童、殘疾人等社會中需要給予特殊關心的人群提供的必要的生活保障。

優撫安置

優撫安置，是指國家對從事特殊工作者及其家屬，如軍人及其親屬予以優待、撫恤、安置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在中國，優撫安置的對象主要是烈軍屬、復員退伍軍人、殘疾軍人及其家屬；優撫安置的內容主要包括提供撫恤金、優待金、補助金，舉辦軍人療養院、光榮院，安置復員退伍軍人等。

社會互助

社會保障的互助功能實質上體現了互惠互助以及在互惠互助中的他助與自助。社會互助作為其具體表現，是指在政府鼓勵和支持下，社會團體和社會成員自愿組織和參與的扶弱濟困活動。其主要形式包括：各種群眾團體組織的群眾性互助互濟；民間公益事業團體組織的慈善救助；城鄉居民自發組織的各種形式互助活動等。

主要類型

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大致可劃分為三種主要類型：

福利國家模式

國家實行普惠型的全民福利保障，國民可以依法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種福利化的保障待遇，保障項目十分廣泛，包括醫療、傷殘、生育、失業、養老、遺屬、家庭、住房、教育等各類違規發放津貼補貼行為處分規定。社會保障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稅收。典型代表是英國和瑞典。

社會保險模式

國家實行以社會保險為主的社會保障制度，各項社會保險資金主要來源于雇主和個人繳費（工傷等保險完全由雇主繳費），保障待遇與繳費掛鉤，體現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政府在社會保險方面承擔托底責任，在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等方面承擔主要責任。典型代表是德國、美國和日本。

個人賬戶儲蓄保障模式

國家強制從業人員依法設立個人賬戶，由個人或雇主與雇員雙方依法繳費并全部計入個人賬戶，由此積累的個人賬戶儲蓄資金可以依法用于醫療、養老、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保障支出。此外，政府還采取其他形式的保障措施。典型代表是新加坡和智利。

管理體制

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往往由于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而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國際上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類型較多。經過總結歸納，中國把國際上比較典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大致劃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1．集中統一型。這種類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征是在整個國家或地區只建立一個社會保障機構，統一管理有關的各項目的事務，并通過統一征集稅收（目的稅），以保證社會保障的各項支出。例如英國的社會保障部，就集中統一管理幾乎所有社會保障事務，除下屬六個委員會和兩個管理中心辦公室外，在全國各地還普設分支機構，而每個分支機構下又有多個福利辦公室。因此，整個管理系統十分龐大。

2．統分結合型。這種類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征是立法、政策、資金和監督四種職能實行統一管理，而具體的社會保障各項目管理則分別由各職能部門分工管理。例如，法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實行了統一立法、統一資金征集管理、統一實行監督，但社會保障各項目的具體管理事務則主要由社會保險局和社會事務局等機構分工管理。前者負責醫療、年金等社會保障工作，而后者主要負責殘疾人、老人、兒童等的社會福利工作。此外，還有些特殊性質的項目，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則由國家勞動部承擔。

3．分頭自治型。這種類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征是在統一立法和統一監督下，對各種社會保障項目實行分頭自治管理，相互獨立，互不融通。例如德國就屬于這種類型，醫療保險、年金、戰爭被害者的援助等工作由勞動社會部自治管理；醫療、保健、食品衛生、醫藥和社會福利則由青少年、家庭、婦女保健部實行自治管理。

4．市場運作型。這種類型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征是政府部門只作一般監督和政策規劃，而社會保障的具體事務，都轉與民間部門根據立法參與運作和承辦。例如，智利的政府社會保障部門只管制定政策和發展規劃，具體業務和基金運營則都由包括私營保險公司在內的民間機構承擔，政府對基金運營過程實行動態監督。

基本功能

保障基本生活

國家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免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不僅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人權保障的重要內容，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維護社會穩定

社會保障是社會發展的穩定器。通過社會保障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適當縮小各階層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避免貧富懸殊，使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能協調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

促進經濟發展

社會保障制度在產生初期或許主要體現出穩定和調節功能，發展到當前階段已明顯具備促進發展的功能。首先，社會保障可以自動調節社會總需求，平抑經濟波動。其次，社會保障基金的長期積累和投資運營有助于完善資本市場。第三，社會保障確保勞動者在喪失經濟收入或勞動能力的情況下，能維持自身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保證勞動力再生產進程不致受阻或中斷。同時，國家還可以通過生育、撫育子女和教育津貼等形式對勞動力再生產給予資助，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整體素質。

保持社會公平

社會保障是市場經濟國家保持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手段。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會發展過程中因意外災害、失業、疾病等因素導致的機會不均等，使社會成員在沒有后顧之憂的情況下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二是通過在全體社會成員之間的風險共擔，實現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分配結果的不公平。

促進國民福利

現代社會保障不僅承擔著“救貧”和“防貧”的責任，而且還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更廣泛的津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從而使人們盡可能充分地享受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不斷提高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質量。

價值基石

公平與效率是社會保障的兩個價值基石，正確的社會保障政策取向應當尋求公平與效率的最佳結合點。作為一種運行體系，社會保障在其制度結構中，要內生出一種平衡公平與效率的機制，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公平與效率相輔相成。效率是實現公平的基礎，沒有效率的提升，公平的質量也無法提高；反之，公平是效率的前提，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能夠促進效率的提升。公平包括起點、過程和結果的統一，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會導致效率下降，甚至引起社會不穩定。因此，公平是效率的源泉和保障。總之，公平和效率相互依存，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應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尋找兩者最佳的結合點。

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公平與效率都是社會保障追求的目標。兩者關系并非直接相關，而是間接通過經濟發展相聯系，其關鍵在于：機會成本大于收益，兩者互相矛盾，機會成本小于收益，兩者互相補充。公平以效率為基本前提，如果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經濟發展，盡管是公平的，也毫無意義。沒有效率的公平是無本之木。同時，效率又以公平作為保證，若財富分配不公平，經濟制度將面臨嚴重的動力問題，社會動蕩，效率也成為空談。

必備要素

第一，依法建立。這意味著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堅持法律先導的原則，通過制定社會保障相關法律法規來確立保障體系，法律規范構成了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根本基石和重要依據。

第二，突出以人為本。其目標在于確保并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促進國民福祉的提升，涵蓋了經濟層面的保障以及服務層面的支持。

第三，具有經濟福利性。也就是說，從直接的經濟利益角度來看，由于政府、雇主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和責任共擔，使得受益者所獲得的收益超過了他們的付出。

第四，屬于社會化行為。即社會保障的實施責任由政府機構或社會組織來擔當，而不是直接由服務提供者與受益者之間的直接互動來完成。

保障層次

從層次上講，社會保障可以分為如下三個層次：

經濟

旨在經濟層面確保國民的生活無憂，通過直接的資金補助或援助手段來達成，旨在解決國民面臨生活困境時的經濟支持問題。

服務

針對家庭結構變化和個體自我保障能力下降的趨勢，通過提供各類服務來迎合國民在個人生活照顧方面的需求。這包括但不限于養老服務、康復服務、以及兒童服務等。

精神

在除了經濟和服務保障的需求之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同樣需要情感層面的支持，也就是說，精神上的安慰同樣是人類正常和健康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現代社會保障不僅提供經濟和服務支持，還逐漸重視精神保障，即提供文化、倫理和心理慰藉，體現社會保障的人性化要求，從而屬于更高層次的保障。雖然精神保障難以具體制度化，但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實踐證明，制度設計中應尊重并滿足有需要者的精神保障需求。

保障制度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共同負責的計劃。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已經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在中國，社會保障工作直接關系到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關系到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系到保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穩定發展的大局。社會保障體系是否健全，這方面的法制是否完備，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

(三)、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公平的平衡器。

現行社會保障制度

現行社會保障制度還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保障覆蓋面還不夠寬；

(二)、社會保障基金籌措困難；

(三)、多頭管理、體制分散；

(四)、失業保險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五)、人口老齡化對整個社會保障體系都產生影響；

(六)、社會保障法制性不強，急待出臺社會保障法。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目標和任務

(一)、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完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二)、進一步推進醫療保險制度改革；

(三)、繼續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落實工作，全面實施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四)、完善社會救助制度；

(五)、加快建立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六)、進一步增強社會保險費征繳力度。

發展趨勢

從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趨勢來看，主要表現出以下四個方面的轉變：

從單一模式向混合模式轉變

在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許多國家紛紛由單一的社會保障模式向混合模式轉變。英國和澳大利亞，以國家保障為基本制度，將公共附加養老金轉變為儲蓄積累式的企業年金。原來實行養老保險社會共濟模式的阿根廷、秘魯等南美國家，引進個人賬戶儲蓄積累模式。而實行儲蓄積累模式的智利，政府對因積累過少而待遇水平太低的老年人給予最低養老金，實際帶有國家保障的性質。印度在養老保障方面實行企業職工公積金計劃、企業職工養老金計劃和企業職工儲蓄保險計劃等養老保險制度，在醫療保障方面實行國民免費醫療制度、政府雇員醫療保險制度以及商業醫療保險等。現代社會已經很難用單一模式界定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各國普遍向多層次、多支柱的混合模式發展。

從政府無限責任向發揮市場機制作用轉變

一些國家把完全現收現付改為儲蓄積累制或部分積累制，將積累的資金進行投資運營以實現保值增值。許多國家建立了企業年金、儲蓄性保險，也需要進行市場化投資。這就為社會保障領域引入市場機制打開了空間。對社會保障積累資金，有的國家實行政府機構直接管理和委托投資運營，如新加坡；有的國家則建立專門的私營管理投資機構，如智利等南美國家的養老金管理公司；還有的國家則依托已有的市場機構，如美國的401K年金計劃。通過引入市場機制擴大了社會保障的籌資渠道，政府從無限責任轉為承擔有限責任。

從消極保障向積極保障轉變

一些國家調整社會保障政策導向，將原來消極的保障轉變為積極的保障方式。如控制失業救濟金水平，把更多的資金投向職業培訓和就業服務，穩定就業崗位，提高失業者的再就業能力，把失業保險的范圍和功能前移，與預防失業、促進就業緊密結合起來。在工傷保險方面，許多國家在保證受害者經濟補償的同時，增加用于工傷預防的資金，以降低事故發生率和減少工傷保險基金支出；積極向受害者提供職業康復服務，使他們早日重返就業崗位，從而形成了預防、補償、康復三位一體的制度。一些老齡化國家，通過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等措施，延長就業和繳費年限，強化了養老保障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從分散管理向統一管理轉變

許多國家社會保障都是在行業保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早期往往存在著多頭管理和經辦、相互攀比待遇、重復保障、管理成本高等弊病，政府嘗試將分割管理的體制逐步整合為統一的管理體系。澳大利亞把分散的社保機構組建成全國聯網的服務聯盟。2007年德國聯邦議院通過議案，成立統一的醫療衛生基金和法定醫保機構聯合會，將原來253個行業醫保機構分散管理改為統一管理。政府通過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管理和服務體系，向公民提供公平的社會保障服務。

取得成果

中國

新中國建國70年來，城鎮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也在順利地向前推進。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是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是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建國初期到1978年，社會保障實際上是國家保障，但層次較低。改革社會保障開放以來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保障事業發展迅速。在城鎮，到2008年末，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達到21891萬人，比1989年增加16181萬人，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31822萬人、12400萬人、13787萬人和9254萬人，比1994年分別增加31422萬人、4432萬人、11965萬人和8338萬人。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正在積極探索，新型農村醫療改革試點也在加快推進。截至2008年底，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人數為5595萬人。2008年，2729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參合率91.5%。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制度的實施使得低收入居民生活得到保障。2008年末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領取人數為261萬人。2008年有2335萬城鎮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4306萬農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

中國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邁出新步伐。中國建立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行城鄉醫療救助制度，在新醫改中大幅度提高基本醫療保障水平；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繼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大力推進基金省級統籌和養老保險跨地區轉移接續工作；養老保險基金規模不斷擴大，并有效實現保值增值；連續8年增加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在全國范圍內解決了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參加醫保、老工傷待遇、集體企業退休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等一批歷史遺留問題。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讓越來越多的城鄉居民享受到實惠，使中國距離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的目標越來越近。

從2009年算起，中國僅用3年時間基本實現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比原來預期的10年左右時間大大提前。這填補了農村居民和城鎮非就業居民養老保險長期以來的制度空白，人人享有養老保險成為現實。基本實現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這是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扶貧取得的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還體現在消滅貧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建國初期到1978年，雖然經濟保持了一定的發展，但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加上長期實行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對增加產出積極性的壓制，1978年全國農村的絕對貧困人口仍還約有2.5億人，約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改革開放后，消滅貧困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點，通過政策支持和尋求國際合作，貧困人口不斷減少，到2007年末，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減少為1479萬人，貧困發生率降至1.6%。聯合國和世界銀行認為，在消滅貧困方面，中國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近25年來，全人類取得的扶貧事業成就中，三分之二的成就應歸功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典范。

2008年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各項社會保險覆蓋范圍繼續擴大，參保人數和基金規模持續增長。全年五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合計13696億元，比上年增長2884億元，增長率為26.7%。基金支出合計9925億元，比上年增長2037億元，增長率為25.8%。

建成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

2024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報告指出，中國社會保險覆蓋范圍穩步擴大。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有效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了有利條件。截至2023年底，中國五大險種參保人數分別是：基本養老保險10.6億人、基本醫療保險13.3億人、失業保險2.4億人、工傷保險3億人、生育保險2.5億人，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保障水平不斷提升。2012年至2023年，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由1686元提高到3162元，城鄉居民月人均養老金由82元提高到214元，失業保險金由707元提高到1814元，工傷保險月人均傷殘津貼由1864元提高到4051元。職工醫保住院政策內報銷比例達80%以上，居民醫保住院政策內報銷比例達70%。

理論研究

在全球的視角之下，自丹麥學者艾斯平·安德森（Esping - Andersen）提出 “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 的理論之后，社會保障類型學的研究就成為了學術領域備受矚目的核心議題。除了基于比較視角的類型劃分本身外，各國的理論研究者基于本土特性與主體性意識，都竭力探尋本國社會保障制度究竟屬于何種模式或類型，以及其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將會邁向怎樣的模式或類型。這亦是一個國家社會保障理論研究走向成熟的關鍵標志之一。

就類型學的研究手段而言，分類的標準堪稱最為關鍵的工具。社會政策學者維倫斯基（Wilensky）與勒博（Lebeaux）把社會保障模式劃分為 “補救型” 與 “制度型” 兩類，其劃分依據是政府在福利供給里所扮演的角色。其中，“補救型模式” 著重家庭與市場的作用，唯有在家庭和市場功能失靈時政府才會介入承擔責任；“制度型模式” 則側重政府的責任，認定政府有責任為個人提供必要的基本福利。蒂特馬斯則突破了上述二元劃分，把社會保障細分為剩余福利模式、工作能力 - 成績模式以及制度性再分配這三類。

然而，上述這些分類均欠缺清晰、可量化的劃分準則，直至艾斯平·安德森提出 “去商品化”（De - commodification）的標準。依照此標準及其計算方式，能夠測算出任何國家在任意時間點上社會保障體系的 “去商品化” 程度，進而將其歸為某一種福利體制，如此一來在理論層面達成了類型劃分的完整性。在艾斯平·安德森的分析架構與研究對象里，憑借這一客觀標準所進行的分類，甄別出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這三種典型的福利模式。其中，自由主義模式以英美為典型代表，主體是以家計調查為根基的社會救助，國家更傾向于借助市場化途徑提供福利，去商品化程度處于最低水平；保守主義模式以德法等歐洲大陸國家為代表，偏好通過法團與合作的形式提供福利，社會保險是制度的基本形態，去商品化程度位居中等；社會民主主義模式以北歐國家為代表，具備普遍性與均等化的特質，政府借助稅收籌集資金并承擔較大責任，去商品化程度最高。艾斯平·安德森的模式劃分將去商品化程度這類外在表象與制度建設的指導思想及實現方式緊密相連，構成了福利國家類型研究的重要基石。

與此同時，針對艾斯平·安德森 “三個世界” 劃分的理論質疑從未間斷，主要聚焦在以下兩大方面。其一，艾斯平·安德森重點關注的是20世紀50至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保障制度，而20世紀70至80年代之后，東亞、拉丁美洲等新興經濟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踐并未被納入其研究范疇。這些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迅猛擴張，催生了新興福利國家的研究熱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福利體制的研究范疇。在拉美地區，以智利為典型，以全面引入 “個人賬戶” 為主要舉措的社會保障私有化改革從根本上顛覆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規律，對個人責任的過度強調以及對市場機制的盲目信賴使其成為全球社會保障模式中的 “特殊存在”。對于東亞地區，既有觀點認為該地區的社會保障并未伴隨工業現代化迅速構建起來，從而具有顯著的 “勉強或不情愿的” 福利主義特性；也有觀點覺得東亞國家的福利制度旨在促進經濟增長，故而被稱作生產型福利體制。

其二，也有研究對艾斯平·安德森的劃分標準予以質疑并加以補充。由于影響與判定一個國家社會保障模式的要素顯然是多元的，絕非僅僅局限于去商品化程度。所以，后續有關福利國家類型的研究，并未嚴格把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的 “去商品化” 當作唯一的標準，家庭因素、性別因素、文化傳統、責任主體及其合作形式以及建制理念與福利文化、需求滿足與責任承擔、制度結構與發展路徑等全新的劃分標準不斷涌現。其中，地緣政治因素尤為突出。在艾斯平·安德森的研究里，不同福利類型的國家在地緣上存在臨近性，由此衍生出福利體制與地緣政治之間的關聯。但后續研究卻反轉了這種關系，將地緣政治當作新的劃分標準，諸如南歐模式、東亞模式以及拉丁美洲模式等。

此外還需著重留意的是，當把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當作一個整體來判定其類型時，極有可能忽略不同保障項目之間的差異，艾斯平·安德森把英國歸為自由主義模式與英國全民基本健康衛生服務（NHS）具有較高去商品化程度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便是典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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