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堂肆考》是萬歷年間南通市民間學者彭大翼撰著的大型類書，全書共240卷，流傳有兩種版本，如今兩份善本一珍藏于南通市圖書館，一珍藏于靜海樓特藏書庫。《山堂肆考》以其洋洋26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在我國古代私家撰述的眾多類書中出類拔萃。該書采集宏富，內(nèi)容浩博，門類繁雜。經(jīng)史子集、釋經(jīng)道藏，無所不及。全書分宮、商、角、徵、羽五集，共四十五門。每門又分子目若干，每一子目有小序一篇，述其內(nèi)容、范圍、沿革等，下錄引文，或標書名。剪裁得當，淺顯易懂。
書籍簡介
自朱棣于永樂年間以皇家名義組織輯成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后，民間富學力之士紛起效仿，乃至明代出現(xiàn)私家撰著類書盛行的文化現(xiàn)象。萬歷年間，通州學者撰著的大型類書就有兩部：曹大同的《藝林花燭》160卷和彭大翼的《山堂肆考》240卷。前者早已亡佚，不存于世。后者歷經(jīng)滄桑，流傳至今。
《山堂肆考》的兩種明代版本：明萬歷二十三年刊本與明萬歷二十三年刊萬歷四十七年增補本，已被收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南通市圖書館藏有該書一部，與全國善本中的后一種為同一版本。故亦列為善本，珍藏于靜海樓特藏書庫。
彭大翼，字云舉，又字一鶴，呂四人，早年科場不順，時人稱其“冠軍諸生二十有余年，竟不得一登賢書。”明嘉靖間曾任梧州市通判，后任云南沾益州知州，最后官銜為奉訓大夫。為官期間，政聲翔洽。彭大翼性好讀書，勤于著述，以學識淵博、操行高潔著聞。著述除《山堂肆考》外，還有《一鶴齋稿》、《明時席珍》等。隆慶、萬歷年間，彭大翼等六位學有所成、德高望重之士被譽為“通邑六先生”。
“宅繞水竹三弓地，家藏山堂肆考書”，這是彭大翼為自己在呂四的著書立說之處“猶賢軒”自撰的一付對聯(lián)。《山堂肆考》撰著之過程頗為曲折，廖自紳（字伯常，時任海門區(qū)知縣）在為此書所作序中介紹：“摭十年，尚未脫稿。后貯之奚囊，宦游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又年許，而聞見益博。于是考訂舊輯，附益新聞，乃得成，而顛毛種種矣。”凌儒（字字卿，泰州市人，嘉靖進士，官御史）也在序中敘其艱辛：“良工苦心，歷三十余年祀。北走燕冀，南越蒼梧，食以為飴，怠以為枕，未嘗一日廢卷。即浩然解組，杜門海上。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惟，無不分而臚列之，集而成編。”可謂是孜孜不倦，窮經(jīng)皓首；精研畢世，極力斯篇。
萬歷二十三年（1595）彭大翼歷經(jīng)四十余年的博覽群書，采集輯錄，終于完成了大型類書《山堂肆考》，并由周顯南京市書林刊印。是書“上而天時地理之全，下及羽毛鱗甲之屬”，合二百四十卷，分八十冊，十冊一套，每套以金、石、絲、竹、、土、革、末編記。越二十余年，至萬歷四十七年（1619），由于該書版漸殘朽，部分散佚，彭大翼之孫婿張幼學乃“尋繹舊聞，踵事增訂，遂成完帙”，由梅墅石渠閣增補刊印。因其舊本卷帙頗繁，不便翻閱，故改為六十冊裝訂。張幼學還就當時書商盜版翻印一事，在書中特予聲明：“邇來書賈射利，窺書業(yè)有成價，私將卷末裁割，十存八九，比年為甚。更有無籍之徒，改頭換面，并序目亦半存者，學甚痛之。茲后并書林嚴懲此弊，重加增定，一篇不遺，一篇不混，識者鑒之。”是年，彭大翼已年逾九旬。
《山堂肆考》以其洋洋260余萬字的鴻篇巨制，在我國古代私家撰述的眾多類書中確實出類拔萃。宮集為天文、時令、地理、君道、帝屬、臣職；商集為臣職、仕進、科第、學校、政事、親屬；角集為親屬、人品、形貌、性行、文學、謚 法、人事、誕育、民業(yè)；征集為釋教、道教、神、仙教、鬼怪、曲禮、音樂、技藝、宮室、器用、珍寶、幣帛、衣服、飲食；羽集為百谷、蔬菜、花品、草卉、果品、樹木、羽蟲、鱗蟲、甲蟲、昆蟲、補遺。
此部恢弘巨著的參、校訂者眾多，均為當時飽學之士、名公巨卿。列在首位的是明代著名學者焦竑。焦（1541—1620）字弱侯，翰林院修撰，時人謂其“博極群書，自經(jīng)史至官，無不淹貫。善為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焦竑激賞彭大翼之學，稱“一鶴彭先生 瑯之魁，壘標淮海之箐英。學富青箱，名高珠斗。”對《山堂肆考》一書亦評價甚高，稱此書“縱使業(yè)謝多識，恒因此而得彼；質(zhì)匪如愚，亦聞一而知二。誠藝圃之名廚，文苑之捷徑。”足令彭大翼之“精神、肖貌復躍然于世矣”。
《山堂肆考》問世后，大受歡迎，“一時博物君子，爭相傳覽焉，亦是書中興會也”。士人對彭大翼及此書推崇備至：“邇者海門區(qū)彭大夫好古士也，幼負穎質(zhì)，博覽自喜，幽討冥搜，不遺余力。上窺結(jié)繩，下窮掌故。”“凡今是書自十三經(jīng)、二十一史、三墳二酉、四部九流以及百家悉囊括刃解。蓋睹日月而蔑眾星；涉昆侖而俯瀛海。舊籍之陋，足可一洗，當與之分道揚，等上駟而并駕矣。”廖自紳先睹為快，感嘆不已。認為此書“隱括百家，磅礴萬品。上自象緯，下迄蟲魚。紛紛總總，綱提臚列。搜故實于往牒，漱芳潤于群書。匯成大觀，遂兼眾妙。此書一出，真可懸國門信千古，又何必俟知己于寥寥，而望希音于異世哉。”凌儒自然慧眼識珠，將《山堂肆考》與歷代著名的私家撰述類書詳加比較：“顧徐堅述《初學記》，弗詳于唐；祝穆《事文類聚》，多溺于宋。《六帖》記代無次，而《海錄野乘》搜輯未遍，均不足稱全書。”然《山堂肆考》篇幅之巨，輯錄之廣，取材之博，實為罕見之作。此書還保存了相當數(shù)量散佚古籍的零篇單句，為學者輯佚考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清乾隆，《山堂肆考》被收進《四庫全書》。清代最負盛名的學者、《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字曉嵐，官至禮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等對此書予以較為詳細和客觀的評價：“凡分宮、商、角、徵、羽五集，如趙璘《因話錄》例，然書于五音之義，各有所取，大翼此書則‘臣職’一門割隸宮、商二集，‘親屬’一門割隸商、角二集，無以分別，特以記部帙，如甲稿、乙稿之類而已。中分四十五門，門又各分子目，大致與他類書相等。惟卉原訓草，而以‘草卉’標題，似乎字復，然考沈約詩有‘勿言草卉賤，幸宅天地中’語，則自有出典，未可議也。又，道教、神仙分為二部，與他類書亦稍別，考漢志道家、神仙家自分別，則亦古義矣。所收雖多，掇拾群籍，不盡采自本書，而網(wǎng)羅豐富，存之亦足備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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