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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即良渚古城遺址，是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境內（主要集中在瓶窯鎮和良渚街道）的中國第一批考古遺址公園。良渚古城是長江下游地區首次發現史前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中國國內發現的同時代最大的城址。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群，所處地曾是良渚文化權力與信仰的中心以及良渚社會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其發掘揭示了一個建造于距今約5300年時期且存在明顯文化信仰、制度規范與社會等級的早期大規模區域性國家形態。

良渚遺址主要由瑤山遺址區、谷口高壩區、平原低壩——山前長堤區以及城址區四大相對獨立的片區組成，其中，遺址的核心部分是城址區，集中了糧倉、王陵、城門、宮殿、城墻、作坊等遺址。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主要就是對良渚遺址的城址區進行保護利用與開放展示，完整包含了良渚遺址作為長江流域早期國家及其城市文明的高成就的四大類人工要素物質載體，即城址、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和以玉器為代表的出土器物。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于2019年7月7日正式對外開放其占地面積約為3.66平方千米的核心部分；于1996年被中國國務院列入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于2010年經中國國家文物局組織評定列入中國首批國家遺址公園名單；并于2019年7月6日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2023年6月15日上午，杭州第19屆亞運會火種在杭州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大莫角山成功采集。

歷史沿革

歷史背景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良渚古城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在距今約4300年前，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區遭遇了特大洪水，據考古學家推測，良渚人的家園在洪災的沖擊下覆滅，部分良渚人向北遷徙，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有關的古城歷史信息出現了斷檔。直到戰國時期，古城遺址所在區域上才重新出現人類生活的痕跡。漢代至南宋時期，區域內人口逐漸增多，人類活動破壞了邊緣處部分良渚史前遺址，但沒有對遺址的總體格局造成影響，且古城核心區保存完好。

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浙江余杭良渚鎮首次發現了良渚文化的相關遺跡，并于1959年由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夏命名為良渚文化。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發展后，良渚文明消逝在歷史的浪潮中，由于其處在沒有記載的年代，對于其消失的原因和過程，難以從史料中獲知。考古學家認為，其消失的原因主要是洪災和戰爭。

考古歷程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良渚古城遺址）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36年，施昕更先生初次發現以黑陶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并將“良渚”一詞作為其考古報告書的命名。到了1959年，正式將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命名為良渚文化。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自1936年至今，在大體上可根據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分為“遺址點考古（1936—1986年）”“遺址群考古（1986—2006年）”“都邑與王國考古（2006—2019年）”三大階段，其中第一、二階段以1986年反山的發掘為分界。

遺址點考古階段（1936—1986年）

1936—1937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的施昕更在其家鄉良渚鎮進行了調查和試掘，確認了12處遺址點，并出版了發掘報告，標志著良渚遺址考古的開端。

1949年以后，又發掘了老和山（1953年）、雙橋（1953年）、仙蠡墩（1954年）、朱村兜（1955年，屬良渚遺址）、邱城（1957—1958年）、水田（1959年）等遺址，以上遺址除了仙蠡墩外均屬浙江省，夏鼐先生據此于1959年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

1959年之后，良渚文化遺址在以江、浙、滬為中心的長江下游被普遍發現，并對部分遺址進行了發掘，如浙江的蘇家村（1963年，屬良渚遺址）等遺址，上海市的馬橋（1960、1966年）、廣富林（1961年），江蘇的梅堰（1959年）、越城（1960年）。

1973年，草鞋山M198中“琮”“璧”“”等玉器與良渚文化陶器共存，從而首次確認了這些以往認為屬于周漢時期的玉器其實是良渚文化的玉禮器。隨后江蘇省和上海市先后發掘了張陵山（1977年）、寺墩（1978、1979和1982年）、福泉山遺址（1982—1983）等隨葬大量玉禮器的良渚文化大墓。

遺址群考古階段（1986—2006年）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對杭嘉湖平原地區的史前遺址，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考古發掘成了研究所工作的重要內容。

1978—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陸續發掘了浙北的7處遺址，包括1981年吳家埠遺址的大規模發掘，隨即建立了浙江省的第一個考古工作站——吳家埠工作站，奠定了長期開展良渚考古的重要基礎。

1986年以來，反山（1996年）、瑤山（1987、1996—1998年）、莫角山（1987、1992—1993年）、匯觀山（1991年）、塘山（1996年）等重要遺址的發掘，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人工營建的大型工程、具有意識形態特色的祭壇等發現使人們認識到良渚遺址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中心聚落。

1986年，王明達首次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指出在30—40平方千米范圍內已發現四五十處遺址。反山發掘之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續進行了考古工作，遺址數量增加到55處；1998—1999和2002年分兩次進行了拉網式的詳細調查，共確認遺址135處，良渚遺址的范圍擴大到42平方千米。

都邑與王國考古階段（2006—2019年）

2006—2007年，發現確認了圍繞莫角山遺址的四面城墻，開啟了都邑考古的新階段。

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共同組建了良渚遺址考古與保護中心。

2010年以來，通過對城內外10.8平方千米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遺址城址區城墻、臺地、河道的邊界和演變過程，通過勘探和數字高程模型分析，發現城墻外還存在一圈面積達8平方千米的外城。

2009—2015年，陸續調查確認崗公嶺、鯉魚山等10條水壩遺址。

遺址群調查古階段（2019年—2023年）

2023年11月29日，國家文物局舉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記者從發布會上了解到，良渚遺址群調查已基本完成，確認遺址點從135處增加到350多處。

地理環境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地處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城區西北方向約18千米的良渚鎮，位于良渚街道鳳都路與104國道交叉口北200米處，其地理坐標為東經119°56′40″—120°03′228″，北緯30°22′36″—30°26′17″。

良渚遺址所在地處于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該區域屬于亞熱帶北緣季風氣候區。古城三面環山，在一處面積約為1000平方千米的C形平原盆地的北部，其地勢西高東低，地形地貌為丘陵山地與平原過渡地帶的山間河網沖積平原，分布范圍東至荀山東南部，西至瓶窯毛元嶺，南達大雄山、大觀山丘陵，北抵天目山余脈大遮山丘陵南麓。

從浙江天目山流出的北苕溪、中苕溪、南苕溪于瓶窯鎮前匯聚成東苕溪，古城位于今東苕溪的東南岸，東苕溪從良渚古城西北側流過，并最終注入太湖。同時，古城內外水網密集，存在一定范圍的沼澤，城內有良渚港保證古人用水，外圍的西北部山系與遺址群之間存在一個由11條堤壩組成的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不僅在雨季阻攔來自山體的大規模洪水，還起到蓄水、運輸作用。受水田農業的影響，良渚古城內自然風貌以水稻田園風光為主，有狼尾草、車軸草屬、樟樹、櫸樹和水杉等鄉土植物。

主要布局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全園主要劃分為十大游覽區塊，占地總面積約3.66平方千米，按照各區塊主要功能的差異，可以將這十大游覽區塊歸為“入口區”“休閑服務區”“遺址展示區”三類。

入口區

入口區由“南入口”“西入口”和“東入口”三大區塊組成。南入口位于城址展示區南側、104國道以北，是園區內主要的功能性入口，主要負責承接來自杭州市城區的游客人流；西入口是園區內的次要功能性入口，主要服務瓶窯鎮周邊的游客，能提供售票、游客咨詢、公廁及停車等服務；東入口承接來自良渚博物院及良渚文化村的參觀游客，負責承擔公園形象展示的職能。

休閑服務區

休閑服務區包括雉山區塊、大觀山區塊、長命菜場區塊以及鳳山——福院區塊共四大區塊。雉山區塊設有服務建筑，可提供休憩、購物等服務，同時還設有水邊茶室、木棧道及平臺，并設置了登山步道，在雉山頂處還建造有觀景平臺；大觀山區塊在南部設置了草坪及鹿苑，并將西側建筑改建成游客服務中心，將東側建筑改建成會議場所，同時利用現狀水塘布置觀景木平臺；長命菜場區塊則作為公園外圍的餐飲服務區，可為由東入口出入公園至此的游客提供餐飲、休憩服務；鳳山——福院區塊打造有研學旅行營地，還將鳳山宕口區域改建成了停車場。

遺址展示區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遺址展示區由莫角山、反山和何村三個區塊組成。根據地圖及遺址公園城址區的游覽圖可知，莫角山區塊位于公園的中間偏北區域；反山區塊位于公園的西北區域，在莫角山區塊的西北方向；何村區塊位于公園的東南區域，在莫角山區塊的東南方向。

莫角山區塊是良渚古城的宮殿區，位于整個遺址公園的核心區域。莫角山臺地頂面上建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烏龜山三座宮殿臺基，同時還有沙土廣場和35座房屋基址。該區域以保護修復和景觀示意展示為主，設計內容包括對莫角山南側沙土廣場的面層進行修復，并對排水進行重新組織設計，確保廣場排水通暢無積水。同時，根據展陳及考古要求，對現狀破損的石板汀步進行修復及更換。

反山區塊主要由反山墓地考古展示區和反山展示館組成，為彌補局部路網的不足，設置了一條從反山王陵通向莫角山宮殿區的砂石路。同時，該區還依據良渚晚期古河道形態對水系進行了總體整治，使西城墻東西兩側的古水系得以保護性恢復，實現了園內西部水系的貫通。

何村區塊設有南城墻展示點、木棧道、濕地營城及水城勞作展廳，并復原展示水城門遺址，形成一條從陸城門經水城門和南城墻至何村展示場館的完整步行路線。同時，區內還設有考古體驗棚，可開展體驗式教學、親子考古等體驗活動。

重要遺址

根據考古發掘和研究已有的成果，良渚古城遺址的整體價值由城址、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及祭壇和以良渚玉器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遺存要素共同承載。空間布局上以城址為核心，分等級墓地（含祭壇）分布于城址東北約5千米的瑤山以及城址內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臺地，城址北面2千米至西面11千米范圍內則分布著外圍水利系統。與此同時，城址內外還分布著大量各種類型的同期遺存，與城址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城郊分野”的空間形態。

城址

城址是良渚古城遺址的核心載體，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脈圍合，位居三山之中。城址空間布局呈向心式三重結構，自內而外由宮殿區、內城以及外城三組人工遺存組成。

宮殿區

宮殿區位于內城的幾何中心，占地面積為39公頃，由位居內城中心的莫角山臺地及其南側的皇墳山臺地、池中寺臺地等三處大型高臺遺址構成。

其中，莫角山臺地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整體呈長方形覆斗狀，其面積約為30公頃，主體部分主要為人工堆筑而成，且堆筑的土方總量約為211萬立方米，同時臺頂與周邊稻田的高差為9—15米。

此外，莫角山臺地頂部的居中部位，還矗立著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烏龜山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小型臺基，三座臺基之間，則是一個面積約7萬平方米、用砂礫和粘土夯筑形成的沙土廣場。近年來，在莫角山臺地頂部共發現了35座房屋基址，其中有4座位于小莫角山臺基上，7座位于大莫角山臺基上。

2010年，考古學家在莫角山東坡發現了一處因糧倉失火形成的廢棄炭化稻米堆積坑，根據測算得到，堆積的炭化稻米總量約為2.6萬斤。之后，又在池中寺臺地發現有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的廢棄炭化稻米堆積，據初步測算，炭化稻米的總量是之前莫角山東坡堆積坑的十倍。

內城

內城位于大雄山與大遮山間距中點，由寬度20—120米不等的四面城墻圍合，平面略呈圓角長方形，其南北長約1910米，東西寬約1770米，占地面積約為241公頃（不含宮殿區）。

內城除位于中心的宮殿區外，還發現有20多處人工營造的臺地，以及縱橫交錯的古河道等遺存。20多處臺地中，既有反山墓地之類的貴族墓地，也有鐘家村臺地之類包含手工業作坊在內的居址。鐘家村臺地西側鐘家港古河道的邊緣，考古發現了數量較多的黑石英片、玉鉆芯及玉料等與玉器制作相關的遺存，以及漆木器坯件、石鉆芯、骨器殘料等出土物，說明此段河岸臺地除了居址外，還存在著專門制作玉石器和漆木器、骨器的手工業作坊，從而證明了內城居民中至少有部分為高端的手工業生產者。內城中已發現的古河道縱橫交錯，為順應地勢由人工開鑿，或利用自然河道進行人工改造而成，或沿城墻兩側平行蜿蜒，或貫穿于臺地之間，形成了復雜的河網系統。內城已發現的9座城門中，只有1座陸路城門，位于南城墻的居中部位，其他8座均為水城門，每面城墻各有2座，這些水城門不僅連通古城內外的城河，而且也是構建古城內外環通水系格局的關鍵。

外城

外城位于內城外圍，由17處斷續分布的人工營造臺地構成，其總占地面積約為500公頃。這些臺地主要是墓地與居址復合的遺址，其中長壟狀的鄭村、高村、和尚地、里山、扁擔山、卞家山等臺地，斷續相連，基本上跟內城北、東、南三面城墻保持平行，從而構成了外城半閉合的輪廓框架。其中，美人地臺地考古揭示出臨河而居的村落景觀，以及人工河道兩側用木板精心構建的護岸設施。卞家山臺地則是一處臨水而居且包含河溝埠頭、水岸碼頭、部族墓地以及房屋居址等復雜內涵的聚落遺址。

外圍水利系統

外圍水利系統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面，由谷口高壩、平原低壩和山前長堤等人工堤壩遺址，以及與之相關的丘陵、山體、孤丘和天然溢洪道等自然地形組成，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遺址，也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堤壩系統之一，具有蓄水、防洪、灌溉及水運等功能。整個水利系統由11條人工堤壩與山體、孤丘等共同構成，分為高壩區和低壩區上下兩級系統。其中，谷口高壩與相連山體形成高壩系統；山前長堤、平原低壩與相連的山體、孤丘形成低壩系統。兩級系統與具備溢洪功能的山體間天然隘口共同組成較為完整的水利體系。該系統東西跨度11千米，南北跨度5.5千米，總占地面積76.2公頃，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的儲水面積達13平方公里，庫容量約4500萬立方米，相當于兩個西湖。

谷口高壩

谷口高壩是外圍水利系統中修建年代最早的遺址，主要用于城市防洪，其位于良渚古城西北方向的大遮山南麓，已發現6條水壩遺址，并可分為東、西兩組。其中東組包括周家畈、老虎嶺和崗公嶺，西組包括石塢、秋塢和蜜蜂壟。壩體跟自然山體相連，均選在山谷的最窄處，長度在50—200米之間，壩頂高程為平均海拔25—40米，相對高度為10—15米，每組各自封堵一個較高山體中的較大谷口，形成水庫。

平原低壩

平原低壩位于谷口高壩南約3.5千米的平原孤丘之間，推測用于城市蓄水，其年代晚于谷口高壩，由官山、鯉魚山、梧桐弄及獅子山等4條人工壩體遺址將栲栳山以西的連續孤丘連接起來。壩體長度依孤丘間距遠近而不同，為35—360米不等；壩頂海拔高度大約為10米，相對高度約為6米。平原低壩與谷口高壩之間的庫區略呈三角形，面積約為8.5平方千米。庫區東端與塘山長堤相接，并共同組成統一的水利體系。

山前長堤

山前長堤即塘山或土垣遺址，位于古城北側的大遮山山前，南距古城約2千米，北距山腳約100—200米，東起盧村，向西至毛元嶺后折向南至山，總體呈東西走向的曲尺形，全長約為5千米，寬20—50米，壩頂海拔高度為12—20米，相對高度2—7米，是水利系統中最大的單體遺存。

山前長堤從東至西可分為東段、中段和西段。東段東西長約1千米，為接近直線走向的單壩結構，基本呈直線狀分布，連接到羅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組密集分布的土墩。中段東西長約2千米，為南北雙重堤壩結構，雙壩間距約20—30米。雙壩之西屬西段，東西長約2千米，為曲尺形單壩結構，與雙壩的南壩相連并最終向南折至毛元嶺。

分等級墓地

良渚古城遺址的城址內外分布著若干處不同等級的墓地，其中保存良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墓地有5處，分別分布于城址東北約5千米的瑤山，以及城址內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和卞家山。

瑤山墓地

瑤山墓地位于城址區外東北方向5千米遠的獨立山丘頂部，是一處高等級墓地，具有墓、壇一體的結構特征。其占地面積為7.3公頃，目前考古已發掘墓地分布范圍達900平方米，考古發掘共清理13座貴族大墓，是良渚遺址年代最早的遺存。

瑤山祭壇先于墓地建造，建造時依托其東側自然山丘的西坡順勢堆筑，祭壇的南、西、北三面發現多道由礫石疊砌形成的石，當是祭壇堆筑和使用過程中用于護坡固土的防護設施。祭壇頂面呈方形，正南北方向，自里而外有紅土臺、灰土圍溝、礫石面三重結構，其中，灰土圍溝以挖溝填筑灰土的方式，形成與內外壇面的顏色區別。

在現存的瑤山頂部，沒有發現生活遺跡或遺物，紅土臺、灰土圍溝、礫石面等遺跡邊壁平齊，轉角方正，布局規整，連圍溝內的灰色填土也是特意從山外搬運來的。由于這一遺跡形態規則、結構奇特、體量龐大，以及與以玉器為主要隨葬品的良渚高等級墓葬結合在一起，因此被認為是舉行重大祭祀活動的祭壇。瑤山墓葬的埋葬時間晚于祭壇，分兩排埋在祭壇的南側，南排7座，北排6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頭向基本接近正南，出土的隨葬器物包括陶器、玉器及石器等，共754件（組），其中玉器有678件（組）。出土的隨葬玉器具有明顯的年代、等級以及性別的標識作用，玉鉞、玉三叉形器、成組的玉錐形器等，均出自于南排的男性墓中；而玉、玉圓牌形串飾、玉紡輪等，則僅見于北排的女性墓中。考古學家推測，這些陸續埋設的高等級墓葬，極可能也是瑤山祭壇的重要祭祀對象。

反山墓地

反山墓地位于古城中心區莫角山西側的天然崗地上，是迄今所見良渚文化乃至整個中國史前文化中出土玉器數量最多、種類最為齊全的高等級墓地，同時也是良渚文化中迄今為止等級最高的墓地。從隨葬器物的造型特征分析，反山墓地始建于良渚文化中期，沿用至晚期。它位于內城的西北部，東側與莫角山宮殿區相鄰，是一處依托其西部自然崗地人工特意堆筑形成的獨立的高臺墓地。墓地平面略呈橢圓形，人工堆筑的高度超過7米，面積約0.02平方千米。

目前已考古發掘的部分位于遺址的西部，發掘面積不到1000平方米，通過考古發掘共清理出了9座良渚文化早期貴族墓葬和2座良渚晚期貴族墓葬，這11座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大致呈南、北兩排，頭向南偏西。等級最高的12號墓在南排居中，高等級的20號墓在北排居中，而等級較低的15號墓和18號墓位于墓地西部，顯示出墓葬位置布局上的等級規范。

反山出土的隨葬器物包括玉器、石器、陶器、象牙器、嵌玉漆器等，共1200余件（組），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中，反山十二號墓出土的“琮王”與“鉞王”，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而發現于反山玉器上的完整的神人獸面紋，常被稱為“神徽”，對釋讀良渚玉器最為典型的“神人獸面紋”的內涵意義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反山出土玉器的功能、類型、紋飾、工藝及其所反映的用玉制度，是整個良渚文化玉器的縮影。

姜家山墓地

姜家山墓地位于良渚內城中心區莫角山西側的崗地上，地處內城西北部、反山墓地正南方的姜家山，也為依托自然崗地人工堆筑的較高等級高臺墓地，面積約為4.8公頃，已發現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男性墓頭向均朝南，女性墓除7號墓外均頭向朝北，男女性墓葬交錯分布，同時包含有貴族高等級大墓和隨葬品較少的普通居民甚至小孩的墓葬，考古推測應是貴族的家族墓地，其營建和使用時間約在良渚文化中期。出土隨葬器物主要包括石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共425件（組），其中玉器有363件（組）。

文家山墓地

文家山墓地地處內城西北部、反山墓地南側，位于外城西側地帶的一處小土丘邊坡上，面積約為1.5公頃，是一處不同等級墓葬同存的中等級家族墓地，依托自然山坡營建，目前考古已發現18座墓葬，頭向以朝南為主，但有三座墓頭向朝北。墓葬之間存在打破關系，整體上沒有明確的排列順序。其中文家山M1等級最高，同時也有平民墓葬，考古推測是一處較低等級的貴族家族墓地。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等各類隨葬器物近400件（組）。文家山墓地延續時間較長，從良渚中期延續使用至晚期。文家山遺址中還出土有不少石器制作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表明附近應有石器加工作坊。

卞家山墓地

卞家山墓地位于外城南側地帶的聚落區人工臺地上，其營建和使用時間約在良渚文化中晚期，是一處包含房屋居址、水岸碼頭、河溝埠頭等復雜內涵的聚落遺址。墓地位于臺地西側的考古發掘區北部，目前考古共發掘66座墓葬，均為等級較低的平民墓葬，屬公共墓地性質，墓葬間存在疊壓打破關系，并無明顯的排列規律。出土的隨葬器物包括石、玉、陶、漆木、骨角、竹編等材質，共計462件。其中，石鉞出于男性墓葬，紡輪出于女性墓葬，體現出明顯的性別特征。

文物遺存

除了城址、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不可移動的人工遺存之外，以玉器為主的出土物作為可移動的人工遺存，同樣也是良渚古城遺址遺產價值不可或缺的承載要素。

良渚古城遺址的出土器物包括漆器、陶器、玉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總量達1萬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為隨葬品出土于分等級墓地，其總數不少于7000件，材質以透閃石為主，器型包括玉琮、玉璧、玉鉞、玉鐲、玉織具、三叉形器、冠狀飾、半圓形飾、柱形器、錐形器、玉璜、玉紡輪等，以及圓雕的鳥、龜、魚、蟬等動物形玉器。

玉琮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器類之一，也是良渚成套玉禮器的核心。良渚玉琮的造型符號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由圓到內圓外方演變，形態上無論方圓均可稱為“琮”，多數玉琮刻有半人半獸的神徽圖案，即神人獸面紋。這種內圓外方的筒形玉器蘊含著“天圓地方”的原始宇宙觀，也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神人”的重要載體。

玉璧

玉璧是一種中央穿孔的扁平狀圓形器物，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單位面積最大的器類，在后世演化為祭天的專用玉禮器，是良渚文明中重要的祭祀禮器，影響比玉琮更為深遠。玉璧自早到晚體現出追求圓大和精致并重的器形變化趨勢，彰顯出其日益重要的地位。良渚遺址中出土的一些玉璧上刻有似人似鳥的圖紋，據考古學家推測，這種鳥紋可能代表著可以“通神”的巫師。

玉鉞

玉鉞也是良渚玉器中的重要器類，被認為是王權或軍事統帥權的象征物，主要出土于高等級的男性墓葬。玉鉞形似斧，但寬而短，尤其是它的刃部，寬且帶有弧度，往往超過器身，整體上呈“風”字形。玉鉞早期是武器，在后期玉鉞超越了武器的范疇，是象征權力的一種權杖性的法器。反山十二號墓出土的象征王權的“鉞王”，器身兩面都雕琢著凌駕于飛鳥之上的完整神人獸面紋飾，是“王權神授”的直白表露。

神人獸面紋

神人獸面紋是良渚玉器最主要的紋飾主題，直觀地體現了良渚人對神的崇拜，是良渚文明的標志性符號。完整的神人獸面紋上部是神人形象，中間是食肉目的面目，下部是鳥綱的利爪。神人臉面作倒梯形，重圈為眼、寬鼻、闊嘴，頭上戴有羽冠；上肢形態為聳肩、平臂、彎肘、五指平張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狀。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淺浮雕突出威嚴的獸面紋，重圈為眼，寬鼻、闊嘴、嘴中有獠牙。同時，神人及獸的身上密布著卷云紋。這種人與獸復合、人在復合中處于顯要與主導地位的紋飾，展現了環太湖地區早期稻作文明階段的信仰特征。神人獸面紋在良渚古城遺址內大量發現，也遍布環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并且形象統一，形態穩定，在玉器上位居核心位置，應當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標志著當時社會有著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開發與保護

開發

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性發掘了吳家埠遺址并于當地設立吳家埠工作站。

199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設立良渚工作站，主要承擔遺址的調查勘探與發掘研究。

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館開館，用于傳承和發揚良渚文化。

2007年，良渚古城得以發現并確認，良渚遺址考古自此步入都邑考古階段。

2009年6月，在“大遺址保護良渚論壇”會議上，形成了《關于建設考古遺址公園的良渚共識》。

2010年，良渚公園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入選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

2015年，發現并確認了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外圍的大型水利系統。

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古城遺址經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次日，良渚古城遺址公園正式對外開放。自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以來，良管委不斷擴大遺址申遺的社會效應，最大限度發揮世界遺產、“千年文明圣地”的吸引力，將遺址周邊的景點進行串聯，推出獨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路線，宣傳推廣良渚文化與良渚公園。

2019年9月1日，良渚遺址入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正式啟用。

2019年12月16日，良渚遺址申遺成功后的首次專場文化旅游推介會在上海如期舉辦，推介會上舉行了良渚公園項目推介以及古城研學產品推介，良渚公園還和中青旅、攜程集團、東運航空國際旅行社等訂立了合作協議。

2020年9月26日，浙江省省內百家旅行社走入良渚古城遺址活動在公園內舉辦，余杭區文化和廣電旅游體育局向旅行社介紹良渚遺址旅游線路，旅行社代表和公園訂立了合作協議。

保護

1982年，余杭縣設立良渚文化遺址管理所，主要負責開展遺址保護與巡查等工作，自此良渚遺址有了第一個專門的保護管理機構。

1995年，《良渚遺址群保護規劃》正式公布，劃分出良渚遺址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以及建設控制地帶，良渚遺址保護步入了依規劃管理階段。

2001年，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獲批建立；同時，規格為正區級（副廳級）的杭州良管委獲準設立，主管遺址管理區范圍內的文物保護、城市規劃、經濟開發與社會治理，以“文物特區”的模式推進大遺址的科學保護與有序治理。

2002年，良渚遺址保護專家咨詢委員會成立，為遺址的科學保護提供了智庫支持。同年，杭州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了《杭州市良渚遺址保護管理條例》，為遺址的保護管理提供了更為規范具體的法律依據。

2004年，余杭區首創文物保護機制，對因良渚遺址保護有所損失的農民、村集體和單位進行經濟補償。

2007年，《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08—2025）》基本形成并部分實施，2013年正式公布實施。

2013年，余杭將可能破壞遺址安全的近600戶農居、59家企業向外遷出，并嚴格按照考古成果開展古河道整治，同時凈化周圍水體，恢復周邊自然生態環境。

2013年，《良渚古城遺址保護管理規劃（2013—2025）》開始編制，并于2017年公布實施。同年，由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歷史建筑研究所主編的《杭州良渚遺址保護總體規劃》正式發布，規劃面積111.53平方千米，其中保護范圍42.03平方千米，為有效保護良渚遺址提供了科學依據。

2017年年初，《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劃定方案》開始編制，并于年底公布實施，是針對2015年新發現確認的外圍水利工程遺址制定的、以空間管控措施為主的專項規劃。

2017年，良渚街道編制了《余杭區良渚小城鎮環境綜合整治規劃》，為保護區域的歷史建筑、延續區域歷史文脈同時完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產業結構發展、打造生態宜居城鎮等提供了系統的行動指南。

2018年，余杭區區政府印發了《良渚遺址農村私人住房外遷鼓勵補償辦法》。同年，余杭區制定“富村惠農”雙十條新政，推進環境衛生、村容秩序、配套設施、景觀風貌等整治提升行動，全覆蓋推進127個精品村建設。次年，良渚街道獲評“環境綜合整治省級樣板”。

作為中國江南潮濕地域的典型土遺址，良渚古城遺址遺存本體大都長期處于自然保存狀態，遺存本體十分脆弱，極易受到雨水沖刷、潮濕侵蝕和風化作用等自然因素影響。為此，遺產地主要實施了五個方面的保護舉措：凡經考古發掘的遺址在無法提供揭露展示保護技術的前提下，一律實施保護性回填；搬遷占壓在遺址本體上的建構筑物后，遺產地及時實施復耕復綠，增加植被覆蓋率，盡量將雨水沖刷的影響降至最低；在不破壞遺址、不妨礙考古工作持續開展的前提下，對確需揭露展示的考古遺址點采取建造非永久性建筑“保護棚”的方式予以保護；組編專家咨詢委員會，組建專業研究機構，開展濕地環境中的土遺址保護技術的研究與現場實施技術的探討，開展專項課題研究與現場實驗；設立良渚遺址遺產監測管理中心，主要承擔遺址的安全監測和日常巡視。

文化內涵

良渚古城遺址的文化內涵主要體現在區域性國家文化、遺產文化、藝術文化（玉器文化）和農耕文化。

區域性國家文化

良渚古城遺址通過考古發現，遺址呈現“內城——城墻——外郭城”層次分明的向心式三重空間布局，與歷史時期“宮城——皇城——外郭城”的三重結構相似，彰顯了傳統社會等級的“秩序”建設、凸顯了權力中心的象征意義，是中國乃至當時東亞地區早期城市規劃的典范。這種城邦格局凸顯了良渚古城遺址作為環太湖地區在距今5000年前所存在的一個早期國家的權力中心地位，展現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早期的區域性國家。同時，良渚古城遺址的三重空間為不同群體的生活空間明晰了邊界，同時界定了不同的社會等級。良渚古城遺址的城邦三重結構與社會階層結構則進一步凸顯了一個早期國家的社會特征。因此可以說，良渚古城作為早期國家形態的產物，揭示了早期國家意欲借助空間秩序的規劃，建立和強調權力的中心場所、明確社會的階層差異。這一維護和強化社會分級的空間規劃手法，與“藏禮于器”具有異曲同工之意，在其后5000年的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史上不斷獲得體現，于中國古代社會后期漸成范式，并在東亞地區文明發展史上獲得傳播。

遺產文化

遺產是良渚古城遺址的獨特文化標簽，良渚古城遺址匯聚了城門、城墻、分等級墓地、祭壇、宮殿、王陵、外圍水利系統等重要遺址，完整呈現了良渚古城遺址作為新石器時期一個早期區域城市文明的全景，這也使得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玉器文化

良渚古城遺址出土了大量形式多樣、工藝精湛的玉器，尤以“玉琮王”和“玉鉞王”為代表，在中國史前玉器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良渚的玉文化與其祭祀禮儀，可以視作中國禮制文明起源。遺址內出土的玉器與中國玉文化的源起息息相關，古代禮制思想也在玉器上得到了充分展現。良渚時期，一種建立在等級分化基礎之上的規范化用玉制度已經形成，表明這一時期社會的生產力、階級結構和意識形態都發生了轉變，環太湖地區出現了區域性早期國家。其中，良渚古城遺址出土的玉琮、玉器、良渚先民的制玉工藝、玉器上的神像等，是玉器文化和藝術文化的集中代表，承載了良渚時期的社會、經濟、技術、藝術和精神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歷史信息。

農耕文化

良渚古城遺址的農耕文化集中表現在農業勞動的象征、高水平農業生產技術等。考古發現的成果證明了以火耕、水等技術為代表的原始稻作農業技術，在良渚時期不斷發展并成為了成熟的生產技術，誕生了大量功能迥異的各類農具。同時，良渚時期形成了大面積的稻田和水田，為考古學提供了重要資料，也促進了考古學界對良渚文化稻作農業的認識。長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區，是目前所知的稻作農業的原產地，稻作馴化始于一萬多年以前，發展到良渚文化時期，稻作水平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良渚文明的核心區環太湖流域，并未發現黍、粟等旱作農業品種，稻米是良渚先民唯一的主食，這是良渚文明區別于中國及世界其它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