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丸案是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發生的一起明光宗朱常洛服下紅丸后離奇去世的案件，后成為“明末三大案”之一。
泰昌元年，朱常洛即位，登基僅十日因縱欲身體出現異樣，并在服用了太醫院崔文升所開藥方后病情加重。后在服用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的紅丸后于次日凌晨死亡。因所服用藥丸稱為“紅丸”，該事件被后世稱為“紅丸案”。朱常洛去世當日，首輔方從哲征得了閣臣同意，頒布了由他親筆起草的遺詔，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獎進獻紅丸的李可灼，并詔賜其銀幣。朱常洛去世后，朱由校朱由校登基，罷免了未勸阻李可灼獻藥的內閣首輔方從哲，將太醫院崔文升發配至南京，貶李可灼充軍。至此，“紅丸案”了結。但由于該案疑點頗多，因而與移宮案、梃擊案合稱“明末三大案”。
“紅丸案”導致了朱常洛突然去世，朱由校幼年即位，為后期宦官當政和東林黨爭埋下隱患，并成為了黨爭的由頭。
事件背景
國本之爭
朱常洛是明神宗的庶出長子，但因其母親王氏有孕屬于意外，她并不受神宗寵愛，因此，神宗并不待見朱常洛。萬歷十四年（1586年），神宗寵妃鄭貴妃生子，取名朱常洵。因神宗與鄭貴妃密誓，且偏愛朱常洵，欲“廢長立幼”，立朱常洵為太子。朝臣以封建王朝“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反對，加之李太后的干預，神宗被迫讓步，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這場持續15年之久的事件史稱“國本之爭”。
梃擊案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酉時，明末三案第一案——梃擊案發生：張差手持棗木棍闖入太子居住的慈慶宮，慈慶宮守衛松懈。后張差被發現，寡不敵眾被生擒。當日，朱常洛前去禮佛，逃過了被張差梃擊的命運。經刑部十三司會審，查明張差系京畿[jī]一帶白蓮教的一支紅封教的成員，其首領為馬三道、李守才，他們與鄭貴妃宮內的太監龐保、劉成勾結，派張差打入宮內，梃擊太子宮。此論一出，輿論嘩然，鄭貴妃因謀刺太子的嫌疑而百口莫辯，包括神宗在內，朝野上下均懷疑鄭貴妃之兄鄭國泰謀弒皇子。鄭貴妃大為惶懼，急忙求救于神宗；神宗認為輿情洶洶不能強壓，只能由太子出面以解此厄，鄭貴妃別無他法只得向太子求情。朱常洛表示只追究張差一人之責即可，不要株連他人，最終在神宗和太子朱常洛的授意下，處死張差，鄭氏一族得以保全。
事件過程
圣體不豫
1620年，萬歷皇帝駕崩，時年三十九歲的朱常洛在當年八月初一登基稱帝，年號為泰昌，史稱朱常洛。朱常洛即位后，鄭貴妃因之前的國本之爭而心有不安，為保全自己、取悅新帝，從侍女中挑選了八名能彈會唱的美姬進獻給朱常洛。此時國子監李勝芳告訴兵科給事中楊漣，鄭貴妃又竭力籠絡光宗的寵妃李選侍（西李），二人相互勾連、謀合，刺探宮中內事，并欲以美人計為己請封皇太后和皇后之號。朱常洛登基僅十日后，便身體不適，先由御醫陳璽把脈治病，但御醫治病講究循序漸進，光宗急切不耐，后又命掌管醫藥的宦官崔文升診治。
亂服瀉藥
八月十五日，崔文升并沒有給朱常洛服用培元固本之藥，反而用了去熱通利的瀉藥大黃，朱常洛服藥后，一晚上就腹瀉三四十次，頭暈目眩，四肢軟弱無力，連走路都極為困難，這一情形使得群臣驚慌失措，不知緣故。兵科給事中楊漣斥責崔文升不知悉用藥知識，認為崔文升向身體虛弱的皇帝下了瀉藥大黃，導致其病情惡化；朱常洛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子妃郭氏等外戚則認為此中有鄭氏集團的陰謀，哭訴崔文升用藥并非失誤，而是故意為之。一時間朝野流言四起。
可灼進丸
八月二十三日，閣臣劉一燝、韓爌值班時，光宗病情已危急，鴻臚寺官員李可灼來到閣部，要求向皇帝進獻仙丹。內閣首輔方從哲擔心再現崔文升的用藥事故，故命李可灼離去。但李可灼于八月二十四日早竟自行往大內思善門向太監進藥，內監不敢自作主張擅行引入，再次被方從哲等人拒絕。少時，朱常洛召十三名大臣，言語之間頗有囑咐后事之意，眾人垂淚。朱常洛對鴻臚寺官進獻的仙丹抱有一絲希望，故命內侍宣召李可灼進宮診視。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宮后先為朱常洛診脈，在分析病源和治療方法后，所言內容頗令朱常洛滿意，于是朱常洛下令讓李可灼進獻紅丸。眾人退出來后，群臣讓李可灼與御醫商議后決定是否服用紅丸，但相關人員誰都拿不定主意到底該不該服用此藥。中午時分，朱常洛服下紅丸。
命喪黃泉
服用后朱常洛最初狀態“暖潤舒暢、思進飲膳”，眾臣歡悅而散。傍晚，李可灼出宮前往內閣，向方從哲報告了皇上恐怕藥力衰竭，需再服用一丸的情況，御醫紛紛認為不應再服，但由于朱常洛催促甚急，便再服用一丸，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身體情況急轉直下，眾大臣聽到太監的緊急宣召匆忙入宮后，朱常洛已經去世了。
處罰決定
崔文升和李可灼
皇帝接連服用崔文升和李可灼提供的藥物后突然死亡，二人難辭其咎。后處罰李可灼治戍，崔文升貶南京。及魏忠賢專權，又召崔文升總督漕運兼管河道。崇禎即位，將崔文升充孝陵凈軍。
方從哲
方從哲的過錯有待商，主要是他對紅丸案的處理態度引發了眾怒。當御史王安舜彈劾李可灼“庸醫殺人”時，方從哲僅票擬“罰可灼俸一年”的處罰方案，后改為“馳驛回籍”。監察御史鄭宗周奏請“寸斬崔文升”時，方從哲又票擬：“著司禮監議處。”崔文升本人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御藥房太監，這種決定無疑是讓崔文升自己處理自己。無論是對李可灼還是崔文升，方從哲都有袒護之嫌，瞬間引起群臣反對，東林黨人就此攻擊方從哲。面對如此多的攻擊彈劾，方從哲多次上書辭職，朱由校不允，但斥責聲并未停息，最終方從哲請辭成功，由行人護送歸籍。后大學士韓爌描述了獻紅丸前后方從哲猶豫糾結的陣勢，明熹宗下旨追究崔李二人之罪，對方從哲之作為置若罔聞，紅丸案草草收場。
案件余波
天啟黨爭
紅丸案中，方從哲的處理態度引起了東林黨人的不滿，御史王安舜等則上書彈劾方從哲輕易推薦狂醫李可灼，方從哲旋即下臺，由于方從哲當時為浙黨的領頭人，東林黨人孫慎行、高攀龍等不肯罷休，要求繼續追究方從哲逆弒之罪，后韓爌替方從哲辯解開脫，二黨派為此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斗爭。
天啟之初，東林黨人因移宮案中護主有功，頗受朱由校朱由校信任。彼時，東林黨首趙南星擠壓排斥浙黨等五黨人，后熹宗寵任宦官魏忠賢，五黨中部分成員投靠魏忠賢，成為閹黨。天啟四年(1624)六月以后，魏忠賢掌握了朝政的內外大權，開始對東林黨人進行清洗。除了武力鎮壓外，魏忠賢決定將紅丸案翻案，在文化記錄方面丑化東林黨人。給事中楊所修上奏，請將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的詔令奏疏編輯成書，朱由校從之，后定名為《三朝要典》，該書將三案的全部罪過歸結于東林黨人，認為紅丸案中，禮部尚書孫慎行無端懷疑先帝沒有得到善終，甚至還附和不討伐亂賊的說法，輕率地詆毀朱由校不能正當的即位，屬于欺瞞皇上的行為。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思宗即位，清算閹黨罪行。此前，聲討方從哲的禮部尚書孫慎行被開除了官籍，奪去所有官階封號，定了流戍；抨擊崔文升的東林黨人也受了追罰，高攀龍投池而死。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三月，天啟中遇難的東林黨人平反。崇禎元年五月，在倪元璐的請求下，損毀了《三朝要典》。此后，東林黨人紛紛官復原職，閹黨則被罷斥、關押甚至處決。
南明黨爭
公元1644年，崇禎帝自縊身亡，其子未有一人逃出北京，故繼統成了南明的重要問題。按照封建倫序觀念，最應即位的是弘光帝朱由崧（朱常洵之子）。但東林黨人因朱由崧[sōng]之祖母是鄭貴妃，萬歷到天啟朝的梃擊、紅丸、移宮案均與其有關，擔心福王即位會重翻舊案，不利仕途。錢謙益為東林黨魁，四處游說“立賢”，提議立潞王朱常淓。最終，馬士英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弘光政權成立后，集中于南京附近的官僚們（多為東林-復社人士）以不準啟用“逆案”等舊例為由阻止野官紳入仕，加固自己對朝堂的控制力，朱由崧不得不倚靠武將的支持，由此形成武將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此類黨爭一直持續到明王朝徹底滅亡。
歷史爭議
事件性質
政治陰謀
明史卷305《崔文升傳》記載：“外廷洶洶，皆言文升受貴妃指，有異謀。”外戚王、郭兩家認為崔文升給朱常洛服用瀉藥是受到了鄭貴妃的指使，李康妃與鄭貴妃勾結爭取皇長子（朱由校）包藏禍心。崔文升原是鄭貴妃宮人，這種關系令該事件顯得尤為神秘莫測。楊漣認為，崔文升之藥并非一人之舉，而是宮闈之爭，是前朝政治勢力的斗爭。鄭季翹、惠世揚、焦源溥等東林黨人及正直人士紛紛上疏，聲討鄭貴妃。不過，即使爭議和懷疑不斷，鄭貴妃也并未在此次事件中受到多嚴厲的懲斥。
用藥事故
學者朱亦靈認為，通過《問安揭帖》中的內容可推知至朱常洛即位，崔文升應在御藥房已供職至少十四年，屬于資深人員。受銜司禮監秉筆，可知其獲寵。朱常洛在御醫診治不效后由崔文升開藥，并非偶然事件，而應該是信賴與倚重之下的選擇。朱常洛在世時，并未對崔文升進行懲罰，甚至連加銜都未剝削。朱由校朱由校即位后表示：“既該監査無別情，始從輕降處。”這證明趙惇與熹宗父子都認為崔文升用藥僅是一次普通的醫療事故，并未因他曾在鄭貴妃處供職而懷疑其動機 。
死因之謎
朱常洛確切死因成謎，至今眾說紛紜。學者何孝榮認為，朱常洛死因是心力衰竭。與紅丸并無關聯。由于其即位前的幾十年中長期精神壓抑，就已經患有心臟病或癆瘵；后又放縱色欲，導致病入膏肓；繼位之后，政務繁重又加重了他身體的負擔，而崔文升使用性寒的大黃藥，使其病情惡化，最終心率衰竭而亡。有人則認為，李可灼進貢的紅丸藥不對癥導致朱常洛死亡，是庸醫殺人。也有人認為，紅丸案是一起鄭、李等人策劃的政治陰謀，鄭氏包藏禍心，崔文升等人受其指使，故意加害于朱常洛。
紅丸為何物
紅丸案中的“紅丸”是何物并無統一說法。御史王安舜彈劾李可灼的奏疏中記載：“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有人認為，所謂紅丸，實則為紅鉛金丹之類，又稱三元丹，由紅鉛、秋石、人乳、朱砂炮制而成。也有人認為，紅丸即為春藥。
參考資料 >
梃擊案.故宮博物院.2023-02-23
崔文升.故宮博物院.2023-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