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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遺址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還包括少量的戰國、漢代及金、元時期和廟底溝遺址二期文化的遺存，距今4300～3900年。陶寺遺址是中華民族起源與發展的重要實證，對于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堯舜時代的社會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對復原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社會性質、國家產生的歷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鄉，地處汾河岸邊、臨汾盆地，遺址總面積約400萬平方米，包括陶寺、東坡溝、溝西、宋村、中梁5個村。自1978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等單位聯合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四十多年的考古探索。陶寺遺址遺存內容豐富，主要遺存類型包括：城墻、夯土建筑基址、墓葬、房子、窖穴、陶窯、石灰窯、水井、壕溝、路土、石器加工遺跡、灰坑和灰溝等。出土文物約5000件，類型主要包括陶器2000余件，石器約2500件，玉器100余件，骨器100余件，漆木器40余件，銅器3件，建筑構件若干等。其中彩繪龍盤、陶鼓、鼉[tuó]鼓、特磬[qìng]、玉石、殳[shū]、銅鈴、朱書陶扁壺殘片、刻花白墻皮、陶板瓦、白灰地坪及人、狗、豬的骨架等具有重要價值。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

1988年1月13日，陶寺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陶寺遺址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21年，陶寺遺址入選“中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歷史沿革

陶寺遺址于1958年被發現。1978~1987年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聯合臨汾行署文化局開展工作。在此過程中，對相關區域進行了揭露，包括居住區和墓葬區，共發掘墓葬達一千余座。其中有9座大貴族墓葬，這些墓葬出土了眾多精美文物，像陶龍盤、陶鼓、鼉鼓、大石磬、玉器、彩繪木器等。陶寺文化也因這些文物的出土而得以確定。

1999~2001年，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確定。該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總面積280萬平方米，方向225°。此后，陶寺遺址田野發掘與研究目的發生轉變，從對龍山文化晚期超大型聚落的探索，轉向對都邑聚落布局與性質的研究，以追尋其社會組織發展水平是否達到國家社會這一程度。從考古角度而言，對一個都城遺址的探索可依據城墻、宮殿、王陵、宗教禮制建筑等考古遺跡來判定。

2002年春季起，陶寺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臨汾市文物局展開合作，在陶寺城址發掘面積達4000平方米，確定了面積為56萬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宮殿區、東部大型倉儲區、中期小城內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區內的觀天象祭祀臺基址。

2014~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旅游局和襄汾縣文化局組成的考古隊在陶寺北墓地發掘了春秋時期大中小型墓葬12座。2016年，陶寺遺址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東南門址和東南拐角處的側門。同年3月到2017年1月，考古隊第三次對墓地中部進行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850平方米，發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有2座大型墓葬屬于春秋晚期墓葬，二者均為大夫一級貴族夫人墓。墓中出土了包括鼎、豆、鑒、壺、、舟、鬲、、盤、等在內的青銅器35件，另有樂器銅镈8件、銅紐鐘9件、4套共20件石磬，以及玉飾件等隨葬品。這些出土文物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材料。

在2017年2月23日~6月21日開展的春季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全面揭露了陶寺遺址宮城東南拐角，發現東南角門整體呈短“L”形，且帶墩臺基礎，在形制結構上與石峁遺址年代稍晚些的外城東門址有些相近；而宮城南東門址位于宮城南墻東南段，正對宮城內最大宮殿基址，其形制特殊，結構復雜，具有較強的防御色彩，它與后世帶有闕樓的門址如隋唐洛陽應天門等有些類似，對后世影響源遠流長。截至2017年考古工作結束，考古工作者基本廓清了宮城城墻堆積、結構、年代、發展演變等問題。

2019年，考古隊針對陶寺遺址ⅠFJT3展開考古發掘，并收獲重大成果。發掘結果顯示，該區域殘留有2個疑似柱礎，且柱礎石已露出，這兩處疑似柱礎相互之間的對應距離約為11.5米，此距離與D1柱礎南北間距大體相等。在F37的東南方向新發現了一座小型房址，其室內地面為白灰皮材質，中間有方形灶面，在房址的西北角放置著7塊牛肢骨，廢棄堆積中有大量紅燒土塊，部分紅燒土塊上存在明顯的椽子痕跡。根據現有情況推測，這座小型房址性質或功用特殊，大概率是宮室建筑D1的附屬建筑，該發現對揭示陶寺都邑的性質與內涵意義重大。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遺址宮城內近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發現了一處面積達540余平方米的宮室類單體建筑遺跡。這座大殿的東南方向還有3座面積較小的房址有序排列。

2023年，考古工作者發掘廓清了陶寺遺址宮城內2號夯土基址的規模面積、形制結構、堆積演變、年代等問題。另外，考古工作者還在陶寺遺址宋村區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勘探，以尋找陶寺大城西墻。勘探出一段長100多米的花土槽狀堆積，之后進行了布方解剖。解剖發現并非是陶寺大城西墻，而是近代村民挖建并填墊的一條溝。

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

地理環境

陶寺遺址位于襄汾縣縣城東北約7公里處，北緯35°52′31″~35°54′09″，東經111°28′22″~111°30′30″，分布于陶寺村、東坡溝、溝西村、中梁村、宋村四個自然村，以陶寺村命名。遺址處于太岳山余脈崇山（俗稱塔兒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過渡的緩坡狀黃土塬上。遺址東依崇山主峰塔兒山，南、北分別被崇山的小支脈所夾，西北則向平廣的汾河谷地和臨汾盆地敞開，形成三面環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勢。

主要出土

陶寺遺址遺存內容豐富，主要遺存類型包括：城墻、夯土建筑基址、墓葬、房子、窖穴、陶窯、石灰窯、水井、壕溝、路土、石器加工遺跡、灰坑和灰溝等。出土文物約5000件，類型主要包括陶器2000余件，石器約2500件，玉器100余件，骨器100余件，漆木器40余件，銅器3件，建筑構件若干等。其中彩繪龍盤、陶鼓、鼉（tuó）鼓、特磬（qìng）、玉石鉞（yuè）、殳（shu）、銅鈴、朱書陶扁壺殘片、刻花白墻皮、陶板瓦、白灰地坪及人、狗、豬的骨架等具有重要價值。

出土建筑

陶寺遺址房址多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窯洞3種，以后二種居多。長、寬一般2~3米。室內地面經焙燒或涂白灰面。中央有灶坑，墻面上往往有壁龕。周圍有道路、水井、陶窯、窖穴和灰坑。水井平面呈圓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圓木搭壘起來的護壁框架，并底堆積大量汲水陶扁壺的碎片。陶窯為橫穴式，窯室直徑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狀或葉脈狀的火道。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內筑有半環形坡道。在建筑中已廣泛使用白灰，曾發現燒制白灰的窯和盛儲白灰的窖穴。另外夯土碎塊和刻畫幾何形花紋白灰墻皮的發現，為發現高規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線索。

陶寺宮城位于陶寺遺址東北部，呈長方形，東西長約470米，南北寬約270米，面積近13萬平方米。方向大體北偏西45度，即315度，與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由北墻、東墻、南墻、西墻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僅剩余地下基礎部分。南墻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溝破壞掉。

另外，在陶寺遺址宮城的城墻上，考古人員發現了一種“闕樓”式建筑。“闕樓”從宮城南東門的南城墻上延伸出來，共有兩處，它有防御功能，也有禮儀作用。

墓葬

陶寺遺址已發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屬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為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一致。由于數百年間集中使用同一塊墓地，入葬時間早、晚不同的墓之間，存在著復、錯綜的疊壓、打破關系，有的一組打破關系涉及160多座墓。約當公元前2400~前2500年間的早期墓群，排列較規整。還發現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約當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則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區，標志著家族墓地的出現。出現的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3類，每類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層次。早期大型墓只發現6座，約占墓葬總數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

大型墓隨葬品精致豐富，小型墓多無隨葬品。規模最大的墓，長3米左右，寬2米多，使用朱繪木棺。隨葬品達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質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樂器、家具、工具、武器、飾物及肢解后的豬。另外還有蟠龍紋陶盤和鼓、特磬等重要禮器。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陽殷墟出土的情況一致，不僅將這二種樂器的出現年代大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晚期未發現大型墓，中、小型墓所占比例大體與早期相同。

出土器物

陶寺遺址出土的隨葬陶器有灶、罐、壺、瓶、盆、盤、豆，個別墓有鼎和觚等。除夾砂質的炊器外，各種泥質容器器表多施朱繪或多色彩繪，均為燒成后著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為地，或滿涂朱紅色為地，再用紅、白、黃、綠色礦物顏料繪出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云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構成斑斕絢麗的圖案。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漆器花紋頗多相似。其中，以朱繪或朱、白兩色彩繪蟠龍紋陶盤最具特色。

陶寺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錛、鑿、鏟、刀、鏃，骨質的鏟、錐、鏃，陶紡輪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墊等。扁平長方形石鏟數量最多，晚期出現有肩石鏟。石鏟和木耒是當時兩種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們的痕跡。

陶寺遺址出土的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沒有發現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單耳杯比較多見。

陶寺遺址的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繪或彩繪(漆)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盤、豆、斗、勺、觚、杯、“倉形器”、高柄豆等多種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紅或淡紅色，少數精品在紅色地上用白、綠、黃、藍等色繪出由邊框、條帶、幾何形紋、云氣紋構成的美麗圖案。有些彩皮剝落時呈卷狀，其物理形態與漆皮相似。這些(漆)木器實物將案、俎、盤、斗、勺等文物的歷史提前1000多年，其造型和圖案，許多與商、周漆器相當接近。

陶寺遺址出土了26件樂器，包括鼉鼓、土鼓、特磬、陶鈴、銅鈴、陶塤等。鼉鼓和特磬都是已發現同類樂器中最早的，這也使鼉鼓與特配組的歷史從商朝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銅鈴，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金屬樂器，該銅鈴紅色，長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銅量為97.8%。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石禮器和裝飾品有鉞、瑗、環、梳以及用綠松石、蚌片鑲嵌的頭飾、項飾、臂飾等。墓中還有一種大型廚刀，通常大小3件成組出現，類似的器物在古代黃河流域十分罕見。

文字

1984年11月，陶寺遺址居住區的一個編號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已經殘碎的陶扁壺。發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發現了類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紅色符號。另外，在扁壺平直的一面還發現了一個像字的符號。關于陶寺扁壺上的文字，學者們有多種解讀。對于“文”字，基本上無異議，后世的甲骨文、金文與之相近，一般認為是表贊美之意。而扁壺背面的“符號”，專家們有“堯”“昜”“令”“邑”等多種解讀。陶寺遺址發現朱書文字并成功破譯，將漢字的成熟期至少推進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陶寺觀象臺

陶寺古觀象臺建在三層臺基之上，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半徑10.5米，弧長19.5米，距今4100年，為最早的觀測太陽活動規律，確定一年四季的觀測工具，經反復摸索實驗及天文學家助陣，已確認能夠觀測到20個節氣，可以精確確定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堯舜時期，分四季、判節令、敬授農時，定歷法、測地中、建國立都，使四千多年前的華夏先民率先告別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蠻荒時代，開啟了中國農耕文明的先河。

遺址特點

陶寺遺址早期文化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以手制為主，陶胎一般較粗厚，器壁薄厚不均，器形也不太規整；陶色較雜，紋飾主要是繩紋，籃紋和方格紋稀少；炊具以釜灶居多，其次是扁足矮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以平底器為主，圈足器很少，袋狀三足器只有一種；盆、罐、甕的口沿多為平折；扁壺的對稱鈕多在頸部。從已發現的陶器群來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廟底溝仰韶文化的淺腹盆有著某些相似之處，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龍山文化遺址中找到對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據此基本可以說明這一期文化遺址的特點。

陶寺遺址中期遺存，其陶質與早期遺存差異不大。紋飾仍以繩紋為主，籃紋和方格紋比早期略多。這種籃紋比晚期的籃紋粗疏，紋間加有橫絲，但更為隱晦淺淡。方格紋也比晚期的方格紋大且模糊。制法仍以手制為主，還有模制和輪制。器類方面，小口折肩罐和早期相比沒有太大變化。炊具方面，早期的釜灶繼續使用，出現釜灶與鬲、甗[yǎn]共存的情況，但不見晚期大量出土的直口肥袋足鬲。扁壺不像早期那般瘦長，雙鋬[pàn]由早期在口以下，此時已移至口沿處。

陶寺遺址晚期遺存的主要特點是：陶器的制作方法有輪制、模制。手制陶胎較薄，器壁厚薄比較勻稱，器形也較規則。雜色陶器很少，絕大部分是火候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紋飾主要是籃紋和繩紋，其次是方格紋。炊具以陶鬲為主，且數量較大，其次是甗[yǎn]等三足器，不見釜灶、鼎、缸。在泥質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單耳杯也比較常見。扁壺一側壺腹的中部明顯外鼓，口部下收且有短頸，凸狀鈕在壺口瀑布沿上。罐、盆、豆等器口的內沿多見雙折細棱等。

陶寺遺址的早晚兩期文化遺存，就文化面貌來看，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跡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兩期遺存之間有承襲關系，從總的方面來看，仍屬龍山文化范疇，但同時又具有自身的特點。因此，考古學界將陶寺遺址視為黃河中游龍山文化的另一種新的類型。

陶寺遺址早中期是最初“中國”的首都，也是堯、舜之都。陶寺晚期被外來勢力征服，政權被顛覆，都城地位喪失，淪為殖民地。但是陶寺都城開創的都城制度宮室制度、地中觀念等，被夏、商、周三代所繼承與發揚。因此陶寺遺址是中國文明核心形成的起點。考古證明陶寺遺址是一個邦國都城遺址，陶寺文化的社會組織是個邦國社會，因此最晚在公元前2100年，“中”與“國”在陶寺合成，成為最初的“中國”。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和中期王族墓地相互獨立，二者并無從屬關系，且隨葬品組合存在很大差別，墓主的體質人類學特征也有顯著差異。這表明在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政權是在兩個并無血緣關系的王族間更替的。從另一方面來看，陶寺城址的首都地位在中期有了進一步的完善、拓展與發展，政體并未出現斷層情況，早期的國家社會在中期也得以順利發展。這顯示出陶寺早期和中期政權交替過程順暢，不存在那種疾風暴雨般激烈的政權更迭、改朝換代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