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光（1897年4月4日—1990年2月15日），字子書，男，湖北嘉魚人，中國藥理學家，曾任中央藥物研究所所長，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畢生致力于一元數理論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早年創辦中央藥物研究室（后改為中央藥物研究所），為中藥研究現代化和中成藥研制科學化奠定了基礎，是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藥的創始人之一。
個人經歷
1916年畢業于湖南雅禮大學預科。
1924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分別獲得中國教育部和紐約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924年入英國劍橋大學進修。
1925年入德國柏林大學進修。
1927年獲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929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30一1932年在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工作。
1932―1950年創辦中央藥物研究室（后改為中央藥物研究所），任主任、所長。
1953―1954年任云南省參事室顧問。
1954―1990年任中國中醫科學院（現名中國中醫研究院）研究員。
1990年2月15日逝世于北京市。
劉紹光，字子書，1897年4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嘉魚縣（現洪湖縣）一個官宦知識分子家庭。祖父劉心源，曾任成都市知府9年，為官清廉，擅長詩詞、書法，研究甲骨文卓有成效。父親劉化南，早年留學日本，通曉10國語言。在這種家庭環境熏陶下，劉紹光自幼聰穎過人，深受祖父、父親的喜愛，很快被送到武漢市讀書，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學生時代，劉紹光熱衷于體育運動，是學校足球隊隊員。他認為體育運動能為國爭光，但考進北京市協和醫學院以后，特別是參加了“五四”運動，他才猛然醒悟，感到中國落后挨打，并不完全因為國民體弱，更主要是因為缺少科學與民主。從此，他發憤學習，立志攻克科學尖端，將來報效祖國。
劉紹光對自然科學領域的很多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開拓性的理論探索和科學實驗。20年代在歐洲留學期間，他就用德、英文發表了20多篇科研論文，博得不少科學家的賞識與好評。30年代回國后，他創辦了中央藥物研究室，開始從中草藥中尋找抗瘧新藥，先后研制出“瘴靈”“新靈”等；還對中藥川貝母、粉防己、遠志、紅花、牛膝、益母草、黃芩、當歸等進行了藥化和藥理學方面的實驗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實驗資料。在深入研究量子力學、相對論等科學理論的基礎上，他創立了一種科學探索獎理論――一元數理論。
劉紹光一生獻身于偉大的科學事業，走過了漫長而又坎坷的道路。他60年如一日，對科學矢志不渝，刻苦鉆研。他熱愛科學，更熱愛祖國，曾多次拒絕國外的高薪聘請，毅然回國。為了科學與民主，他不怕犧牲，置個人安危于不顧，同民主革命家鄧演達、李公樸、聞一多等一道，進行過英勇的革命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屢遭誤解，蒙受多年不公正待遇，但他心里燃燒多年的愛祖國、愛科學的熊熊火焰卻從未熄滅。劉紹光刻苦嚴謹和勇于探索的治學精神，是廣大科研工作者的榜樣，他為祖國勤奮奉獻的光輝一生，一直為后人所稱頌。
遠洋求學
劉紹光1916年畢業于湖南雅禮大學預科，1924為北京市協和醫學院首屆畢業生，并以優異成績獲得文海獎，獎金500銀元，同時獲中國教育部首頒的醫學博士學位和紐約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旋又考取湖北省公費留歐。
1924年，劉紹光到英國劍橋大學進修。不久，考入德國柏林大學進修，就學于勃朗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等著名科學家的門下，進修的主要課題為：勃朗克的量子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戈爾泰等人的理論醫學、毒理學和心臟學等。
1925年，劉紹光在柏林大學第三醫學院院長戈爾泰指導下，主持實驗室工作，校方專為他配備一位德籍醫學博士克魯格作助手。在2年多的實驗中，解決了當時的幾個重大科研題目，如大腦水液中樞對于血液的反應問題、準量化學反應力學問題等。他將這段時間完成的科研工作整理成20多篇論文，分別發表在《膠體化學》 《生物化學》和《實驗醫學》等德語雜志上，得到了許多科學家的贊賞。
在柏林大學進修期間，他曾去法國聆聽過瑪麗·居里、朗之萬等科學家的學術報告，并參觀過居里夫人的實驗室，受到了熱情接待，在學術研究上他頗受啟發。他悉心研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如醉如癡，還常去愛因斯坦的住處共同探討學術問題。愛因斯坦在擬定四維坐標之后，即算出相對系數。
劉紹光對老師說：如將系數全部展開，會產生許多除不盡的小數，影響結果。愛因斯坦看過他的演算后十分驚嘆，囑托他進一步解決這一難題。此后過了30年，劉紹光果然用自己創立的一元數理論實現了愛因斯坦的愿望。
1927年，劉紹光在柏林大學完成進修學業，獲醫學博士學位。他的學位論文《血液化學的三度測量》得到了戈爾泰院長的高度評價，并上報德國皇家科學院，被授予“最高榮譽獎。”
廣拜名師
1928年春，美國羅氏基金會贊助他去芝加哥大學進修理科，并研究當倫定律的離子分布法則。當時，西方國家廣泛應用英國著名科學家當倫的“膜滲平衡律”于膠體化學和醫學等領域，卻得不到理想效果。在經過實驗和精確核算之后，劉紹光發現該定律確有問題，因膜的內外液體不可能相等，故認為該定律尚需繼續研究，加以修正和完善。
又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研究，他完成了畢業論文《電位測量溴的方法》 ，深得芝加哥大學醫學院院長黑斯廷斯馬克麟和羅氏科學院范斯萊克的賞識。這篇論文于1930年在美國《生物化學》雜志上發表。
1929年，劉紹光完成了理科進修學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并被吸收為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協會會員。1930年，劉紹光謝絕了美國羅氏基金會的重金聘請，重返德國，希望能在勃朗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等指導下，繼續完成準量分子化力學這個重大課題研究。當時，鼓勵并促進他去德國攻克科學難關的還有后來成為他夫人的倪征琮女士。
倪征琮，江蘇吳江人，先后畢業于美國司密斯女子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并領取了美國行醫證書和金鑰匙獎。她和劉紹光在美國相識并結秦晉之好。那時，劉紹光33歲，倪征琮長一歲，都是孤身一人在國外，潛心學業，無暇他顧。繼劉紹光之后，不久倪征琮也到了德國，倆人很快就訂了婚。從此以后，他們在科學的道路上相互關心，相互支持，攜手共進，直至白頭。在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中，劉紹光能夠激流勇進，忍辱負重，繼續進行科學探索獎，其間無不浸透著倪征琮女士的一片深情。
柏林洪堡大學校長、著名科學家勃朗克熱誠歡迎劉紹光重返柏林大學，并為他在各方面提供方便。通過他的介紹，劉紹光認識了不少科學家。劉紹光分別同膠體化學研究所所長福羅立希、《膠體化學》雜志總主筆討論了化學反應和當倫滲透定律的修正問題，還與數學研究所所長討論了曲元幾何的形成等問題。他的獨特見解得到這些學者的贊賞和支持。
1930年，民主革命家鄧演達在柏林找到劉紹光，倆人相見恨晚，推心置腹地暢談了革命理想，同時還討論了籌建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問題。鄧演達勸他先別急于回國，而應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約定今后要各盡所長，以身報國，造福民眾。鄧演達歸國后不久，組建了農工民主黨，積極開展革命活動，但不幸于翌年被捕，慘遭秘密殺害。噩耗傳到德國，劉紹光極為震驚，悲憤難忍。于是，他決定立即結束國外的科研工作，設法盡快回國。
1931年，劉紹光完成了《準量化力學》 （化學計量動力學）的長篇科研論文，《膠體化學》雜志總主筆看過之后，欣然應允分三期發表。
1926―1932年，劉紹光分別在德國《生物化學》 《實驗醫學》 《膠體化學》和美國《生物化學》等雜志上發表科研論文20多篇。當他在科學的殿堂嶄露頭角以后，美國、法國、加拿大等國紛紛發來聘書，爭相邀請他去從事科學研究。然而，劉紹光以身報國的決心已定，他一一謝絕各國的高薪聘請，毅然投奔自己祖國的懷抱。
研究中藥
1932年春，劉紹光夫婦沖破重重阻礙，繞道印度回國。他在《過印度洋》詩中吟道：“怒發長驅印度洋，鮫人亂耀美人狂。針風撲撲揮魂扇，斗焰搖搖落魄光”“徘徊斗室望京華，憤激心中涌戰花”。
回國后，在劉瑞恒（當時是南京政府衛生署署長）的支持下，劉紹光在中央衛生檢驗處的化學藥物系中創辦了中央藥物研究室，并任室主任。主要研究人員有張發初（協和醫學院畢業）、張耀德（齊魯大學醫學院畢業），還有馬杰、羅振福、李士毅3名大學畢業生，加上總務、技工全室不足10人。由于經費困難，儀器設備不全，劉紹光便將自己所有的醫藥學書籍和從國外購置的精密儀器，全部搬來公用。他和大家一道，含辛茹苦，日夜奮戰，終于在較短時間里取得了可喜的科研成果。
當時確定的研究任務主要是常用的中草藥、中成藥及少量的西藥。他們制定了研究常用中藥的四條原則：（1）療效高；（2）毒性低；（3）產量、用量多；（4）價格低。根據這些原則，他們首先對常用中藥當歸、粉防己、黃芩、紅花、貝母、益母草、遠志、香附子、牛膝、海藻、金雞納等進行藥理和藥化方面的實驗研究，成果發表在1933年創辦的《藥理研究報告》專刊和《藥物化學報告》專刊上。在1933年出版的四期專刊中，共發表以劉紹光為首的科研論文72篇。1934年，劉紹光參加遠東熱帶病醫學會議，在會議《特刊》上用英文發表了科研論文9篇。后又參加了中國生理學會，在《中國生理雜志》上用英文發表論文8篇。1935年，劉紹光在中國《化學》雜志和《藥理研究報告》專刊上，分別發表了他的長篇研究論文《準量化力學（化學計量動力學）之初步報告》和《化學反應動力學之新進展及其結論》 ，前者還由英文版《譯叢》摘譯刊登。短短幾年能取得如此豐碩的科研成果，這在科學界是不多見的。
藥物研究室的工作，對于發展中國的中醫藥事業起了積極作用，因此，引起國內外有關專家、學者和生產廠家的高度重視，他們主動與研究室聯系，前往參觀的人絡繹不絕。
鑒于藥物研究室的影響不斷擴大，科研任務不斷增多，1936年，衛生署下令將它改為中央藥物研究所，劉紹光任所長。但因辦所經費短缺，無法添置儀器設備，更不能招聘研究人員和技工，故工作難以開展。在這山窮水盡的困境中，幸得好友、中國國民黨元老葉楚傖的支持，政府才答應每月撥款3千元。數額雖微薄，但藥物研究所總算得以維持下去，實驗工作也勉強可以進行，只是全所人員生活更加清苦了。
在國家和民族危亡之際，劉紹光懷著以身報國、堅守科研陣地的滿腔熱忱，決心帶領大家重建藥物研究所。
堅持研究
1938年，劉紹光與另外5名科研人員輾轉跋涉轉移到云南昆明。與此同時，他托紅十字會運往昆明市的部分書籍、藥品、儀器等也相繼運到。但是，他們一時找不到落腳的地方，更無錢購置房產和應用物資。在這種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找到云南日用藥品化學公司，與對方合作研究、生產廣為社會所需要的云南白藥、保險子和抗瘧藥品。日用藥品化學公司因合作而盈利，劉紹光領導的藥物研究所也因此獲得了生機。
云南省知名人士黃衡秋對研究所的重建，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幫助。他在自己住所附近的小沽浪村（在昆明西郊）給他們找到一座古廟。于是，劉紹光以這座古廟為基地，重整旗鼓，組成一支短小精悍的科研隊伍，又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重建的中央藥物研究所正式劃分為2個研究室、1個總務組。化學研究室主任陳德侖，一直堅持到藥物研究所停辦，以后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藥理研究室主任張耀德，也是在中央藥物研究所工作不能開展時才去了美國，先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衛生研究院工作，后來成了美國著名的藥學家。當時，新老人員已有10多人，任務繁重，生活清苦，但大家都自覺地發奮工作。
1940年，劉紹光領導的中央藥物研究所改屬教育部，但教育部每月只發2千元法幣，還不敷房屋修繕費，而教育部卻要向研究所索取房租。劉紹光曾向美國羅氏基金會資助他的經費（當然毫無結果），教育部中斷了與藥物研究所的隸屬關系。
1942年，中央藥物研究所瀕臨停辦困境，科技人員在生活難以維持、安全又無保障的情況下，紛紛離去。只有化學研究室主任陳德侖同劉紹光堅守，而不忍離去，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為了生存下去，劉紹光在親友的支持和資助下，辦起了“模范醫藥實驗廠”，專門研制當時所急需的緊缺藥品，供各醫院試用，頗受歡迎。
抗瘧新藥
剛到昆明市，劉紹光就發現南方瘧疾橫行，為害甚大而苦無良藥。當他得悉山區民間有防治瘧疾的秘方時，便同張耀德親赴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馬關縣等邊遠山區進行實地調查，終于尋訪到兩個秘方：一是木樨科白蠟樹屬植物白槍桿的樹皮，對瘧疾有明顯的解熱作用；另一為繡球科常山屬植物常山的葉子，對惡性瘧疾有顯著療效。他們經過反復實驗，把兩個秘方分別研制成“瘴靈”和“新靈”，其效力較奎寧大20倍。
1939年，在昆明召開的全國醫學會議上，劉紹光報告了他們研制“瘴靈”和“新靈”的經過與實驗結果，引起與會醫藥學家的極大關注。列席會議的美、英、法等國學者，也紛紛索取有關資料，并要求通過外交途徑前往現場采集藥材標本，均被劉紹光婉言拒絕。
1944年，劉紹光趁好友繆嘉銘先生赴美之便，托他把一盒“瘴靈”帶交紐約大學醫學院休姆院長，請他幫助給予精密檢驗。一個多月后，他們接到了美國艾伯制藥廠的檢驗報告，證實了“瘴靈”藥效高出奎寧20倍。該廠還高薪聘請劉紹光為制藥研究所所長。法國、英國也先后發來聘書、但劉紹光毫不為之所助，一一謝絕。
當時，劉紹光與陳德侖創辦的“模范醫藥實驗廠”還研制了一批社會急需的高效藥品，如維生胃、維生肝、安經露、發奶露、喘咳露、癬藥水等，深受廣大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喜愛。為了維持藥物研究所的生存，劉紹光曾幾度赴重慶市、成都市等地求援，但均無著落。
1938―1948年期間，劉紹光將中藥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實現了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愿望，為中成藥研制科學化和中藥研究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在這10年中，他不僅研制了不少急需的新藥，而且還鑒定和整理了許多中成藥。其中，較為突出的是：發掘并研制了2種新的高效抗瘧藥――“瘴靈”和“新靈”，特效抗痢藥“鴉膽寧”和“泥丘散”；重新鑒定并整理了止血消炎特效藥“云南白藥”和“保險子”。
劉紹光曾把自己回國后這段藥物研究工作分成三部分：第一，中藥研究（研究藥物的臨床效能）；第二，準量研究（研究藥物分子、離子的藥理學演變）；第三，一元論研究（研究大腦對藥物的作用機制）。
關于劉紹光在中藥研究方面所作的歷史貢獻，著名藥學家張昌紹曾有詳細的論述。他把當代中藥研究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二時期劉紹光研究常用中藥時期，又稱川貝母時期。
第三時期劉紹光研究防治瘧疾高效藥時期，又稱瘴靈時期。
一元數理論
1952年，東北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醫藥學論文集》一書，輯錄了劉紹光在第二、三時期所發表的大部分論文。然而，遺憾的是，劉紹光對中醫藥的研究因故未能堅持下去，1950年他失去科研陣地后，研究工作便告中斷。
1951年，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劉紹光被拘留審查，受到錯誤批斗。1953年，劉紹光的無辜冤案得以平反，云南省主席親自派人慰問，并聘請他為省參事室顧問。
1954年，劉紹光去中國科學院工作的請求未被批準，而到了新成立的中國中醫科學院任研究員。在此期間，他繼續潛心研究一元數理論。1956年，他完成了探索一元數理論的論文50篇，約60萬字，滿懷激情地請院方呈報中央。
1957年，他偶然發現自己嘔心瀝血寫成的論文并未呈報上去，而是被丟棄在焚紙爐旁，只剩寥寥幾篇時，他非常氣憤，一怒之下責罵了有關領導。1962年，被迫退休，只領取降級后工資的60%的退休金。
至1986年，他的工資、住房等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前衛生部部長崔月梨還親自給劉紹光寫信表示慰問。劉紹光為此也感嘆不已，表示“決心再干十年”。
在1957―1979年這段艱難困苦的歲月里，劉紹光默默無聞，夜以繼日地埋頭鉆研，以之年，寫下了約250萬字的科研論文，其中大部分是在陶然亭公園內一張簡陋的茶座上寫成的。他自稱這些論文是“字字血淚”，足見當時他的悲痛心情已達到極點。盡管如此，卻絲毫無損于他熱愛祖國、熱愛科學的一片赤子之情。
1980年8月，劉紹光應上海市市科委、科協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邀請，在上海科學會堂作了4天學術報告，匯報他幾十年來研究一元數論的成果，每次到會的專家、學者逾百人。其后，復旦大學又請他作了2次學術報告，并解答了學生們提出的有關問題。同年9月，他還應中國藥學會上海分會之約，作了《藥學研究總結》的報告，引起很大反響。
1984年，年屆87歲高齡的劉紹光在友人的協助下，整理出版了《一元數理論初探》一書，全書共20余萬字。翌年，該書榮獲“優秀科技圖書獎”。
1990年4月4日，是老科學家劉紹光誕辰93周年的日子。但是，他卻沒有等到這一天來接受親友們的祝賀，便于2月15日凌晨然辭世。
主要論著
《中華醫學雜志》
1 劉紹光．美國生物化學雜志，1930．
2 劉紹光 中國科學社美國分會年會論文，1930．
3 劉紹光．南京市：遠東熱帶病醫學會特刊（英文版），1934．
4 劉紹光．準量化力學之初步報告．化學雜志，1933，2：326．
5 劉紹光．南京：遠東熱帶病醫學會1934年年會特刊，1934．
6 劉紹光．南京：遠東熱帶病醫學會1934年年會特刊，1934．
7 劉紹光．美產丙種鉤吻素之毒性測定．藥理學研究報告（衛生實驗處）．1934．
8 劉紹光．二種延胡索之藥理作用比較．藥理研究報告，1934．
9 劉紹光，張發初，張耀德．粉防己之藥理研究第一至第六次報告．藥理研究報告，1935，1：1～50．
10 劉紹光，張發初，張耀德．當歸之藥理研究第一、二次報告．藥理研究報告，1935，1：5166．
11 張發初，張耀德，劉紹光．黃芩流浸膏之解熱作用。藥理研究報告，1935，1：6774．
12 劉紹光，張耀德，張發初．紅花之藥理研究第一次報告．藥理學研究報告，1935，1：75―80．
13 張耀德，張發初，劉紹光．川貝母之藥理研究第一次報告．藥理研究報告，1935，1：89―102．
14 張發初，劉紹光，張耀德．益母草流浸膏對于子宮之效用．藥理研究報告，1935，1：103108．
15 劉紹光，馬杰，李士毅．國產漢防己贗堿之精制．藥物化學研究報告．1935，1：1―12．
16 劉紹光．羅振福．日產汽車公司漢防己贗堿之有機化學鑒定．藥物化學研究報告，1935，1：13―28．
17 劉紹光，馬杰，李士毅．日產漢防己贗堿之精制．藥物化學研究報告，1935，1：29―36．
18 劉紹光，羅振福．國產漢防己贗堿之有機化學鑒定．藥物化學研究報告，1935，1：3750．
19 劉紹光，張耀德．云南白藥的分析．藥物研究專刊（昆明市），1938．
20 劉紹光．浙貝醫治氣喘報告．藥物研究專刊（昆明），1939．
21 劉紹光．紅花當歸止癢、解除過敏反應的報告．藥物研究專刊（昆明），1939．
22 劉紹光．藥學的研究總結報告（1980，上海）．見：劉紹光著．一元數理論初探．北京：展望出版社，1984．
23 劉紹光．一元數理論研究報告，上海：在上海科學會堂學術報告1―4，1980，8．
24 劉紹光．一元數理論初探．北京：展望出版社，1984．
25 劉紹光．地震的一元機制及其效應推算．華北地震科學，1988，6（1）：2234．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