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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芝（1913年12月12日—2016年1月14日），原名賈植芝，男，漢族，出生于山西省襄汾縣，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象征派詩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榮譽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在民間文學界地位較高。也是李大釗的女婿，李星華的丈夫。

1929年，賈芝赴太原市進入太原成成中學讀書，之后他參加了“九·一八”學潮，參加了進步學生包圍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斗爭。1932年，賈芝考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預科高中，大學期間，他崇拜法國象征派詩人，與詩友成立了泉社詩社，寫的詩大多是校園中的苦悶、哀怨和朦朧的愛情。1935年，賈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水磨集》。1937年，賈芝因七七事變發生而不能返京，只好借讀于西北聯大法商學院經濟系。1938年，他從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畢業。

1943年底，賈芝又被調至延安大學中學部（后改為延安中學）工作，1949年5月，賈芝作為西北代表團成員隨團赴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同年，賈芝參與創辦并主編《民間文藝集刊》。1950年，賈芝參與創建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不久就編輯出版了一套“中國民間文學叢書”，其中《洪古爾》系蒙古族史詩《江格爾》的重要章節，這是中國第一次出版史詩作品，以事實推翻“中國無史詩”的荒謬論點。1951年至1952年5月，賈芝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參加土改，領導了兩個鄉的土改工作，并被評為甲等獎。1953年，他調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同年參與創辦月刊《民間文學》。1959年，賈芝倡導組織有關方面聯合召開搜集整理史詩《格薩爾》座談會，并提出在“搶救”的口號。“文革”時期，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被解散，賈芝被隔離、批斗。

1978年，賈芝向中宣部遞交了搶救《格薩爾》的報告，獲準成立六（七）省區工作小組。次年，賈芝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歌手、民間詩人座談會》，會上賈芝為受“四人幫”迫害的民間歌手和他們的作品平反。1982年，賈芝離休。1985年，賈芝到芬蘭參加史詩《卡勒瓦拉》出版50周年紀念活動。在研討會上以眾多作品實例有力地推翻了“中國無史詩”論。1990年，他加入ISFNR，1995年，賈芝出席該學會第十一屆大會，宣讀論文《廣西各民族民間神話與民間故事之比較研究》。2009年開始，賈芝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2016年1月14日，賈芝因病搶救無效逝世，享年103歲。

2001年，賈芝獲得首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學術著作最高榮譽獎(《播谷集》)；2007年，獲得第八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民間文藝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得第九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著作類特等獎(《拓荒半壁江山》)。賈芝指出民間文學有自己特定的范圍，不能簡單等同于群眾創作也不能簡單說與作家文學合流。在民間文學的采錄上，賈芝強調全面搜集，且不宜擅自刪改潤色，應該保留原貌。他長期擔任民間文學領導工作，因此其理論研究具有側重于宏觀理論的特點。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13年，賈芝出生于襄汾縣的一個農民家庭。七歲時，他開始上私塾小學。1929年，賈芝小學畢業，赴太原市進入太原成成中學讀書。成成中學有不少共產黨員，賈芝在這里讀書三年，閱讀了一些進步文學家的作品，知道了魯迅、郭沫若等革命的文學家。之后他參加了“九·一八”學潮，參加了進步學生包圍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的斗爭。1932年，賈芝前往北京，考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預科高中。由于信仰馬克思主義，兩年后進入社會科學系，攻讀社會科學，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同時從事詩歌創作。

賈芝由于自幼受祖母、母親的影響，中學時期即已熱心于詩歌創作，大學期間，他與詩友成立了泉社詩社。1935年，賈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水磨集》。之后他又參加了以北大學生為主組織的學生詩社，先后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和戴望舒主編的《新詩》上發表詩作。1936年，賈芝在戴望舒主編的《新詩》上發表了《播谷鳥》，找到了嘔心瀝血、飛鳴不已的神圣職責。同年，他參加了“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并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將他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的存亡緊緊聯系在一起了。不久，賈芝轉入經濟系學習。1937年，賈芝因七七事變發生而不能返京，只好借讀于西北聯大法商學院經濟系。1938年，他從國立西北聯合大學畢業時，便放棄了中法大學為他保留的赴法國留學的名額，而經民族革命先鋒隊（賈芝于一·二九運動期間即已參加該組織）介紹到了延安市，參加革命。

工作生涯

新中國成立前

賈芝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政治系學習九個月后，賈芝被分配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譯室作翻譯工作。這期間與人合作翻譯了周立波推薦的法國作家阿爾豐斯·都德的長篇小說《磨房書簡》。隨后，他又調至文學部研究室從事寫作，先后在《文藝戰線》《詩刊》等刊物上發表詩歌多首，后又調至魯迅藝術學院理論組文學部創作室工作，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

1943年底，賈芝又被調至延安大學中學部(后改為延安中學)工作，擔任教導員、教員、支部書記。1946年至1947年，賈芝負責籌建延安中學。1948年初，賈芝被調至延安大學，到中等教育研究室參加教員整風，后又參加籌辦延安大學文藝系，任系秘書，系副主任，系總支書記，1949年5月，賈芝作為西北代表團成員隨團赴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會后即留京任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編審組副組長。同年，賈芝參與創辦并主編《民間文藝集刊》。

新中國成立后

1950年3月，文代會后成立的第一個協會一一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賈芝任秘書組組長，負責民研會日常工作。次年初，文藝局編審處改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賈芝擔任了出版社古典、民間文學編輯室副主任、支部書記。在此期間，與蔣天佑合作編輯了《民間文藝集刊》三期，并且在第一冊上發表了他的論文《老蘇區的民歌》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同年，賈芝參與創辦人民文學出版社并任黨總支書記、編輯部主任。20世紀50年代初，賈芝編輯出版一套“中國民間文學叢書”，其中《洪古爾》系蒙古族史詩《江格爾》的重要章節，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史詩作品，以事實推翻“中國無史詩”的荒謬論點。1951年至1952年5月，賈芝到廣西壯族自治區參加土改，領導了兩個鄉的土改工作，并被評為甲等獎。回京后被分配至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組組長。

1953年，他調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同年參與創辦月刊《民間文學》。1955年，《民間文學》正式創刊，賈芝任副主編，主持日常工作，不久中國民研會被中國文聯接納為團體會員，賈芝任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并主持中國民研會日常工作。1957年，賈芝回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次年，賈芝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采風掘寶，繁榮社會主義民族新文化》的工作報告。1959年，賈芝倡導組織有關方面聯合召開搜集整理史詩《格薩爾》座談會，并提出在“搶救”的口號。

1961年，賈芝再次擔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秘書長直到“文革”開始。在此期間，他發表了《民間文學十年的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民間文學的范圍界限和工作任務問題》《論民間文學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等文章。文革開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被解散，賈芝被隔離、批斗，于1971年調至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選了《中國歌謠選》。1978年，賈芝向中宣部遞交了搶救《格薩爾》的報告，獲準成立六(七)省區工作小組，他被任命為組長。次年，賈芝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歌手、民間詩人座談會》，會上賈芝為受“四人幫”迫害的民間歌手和他們的作品平反。

1980年，賈芝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長，隨后創辦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并任首任社長。次年，他參與創辦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1982年，賈芝創辦季刊《民間文學論壇》，同年，賈芝離休。1982年，他任中國民間文學代表團團長赴日訪問，在日本口承文藝學會作了《中國民間文學的發展和現狀》的報告，引起日本學者關注。

退休后經歷

1983年，賈芝任三套集成副總主編、《中國歌謠集成》主編，親自撰寫研究性序文萬余字，9月，又率中國民間文學考察組赴芬蘭、冰島考察。

1985年2月，賈芝率中國民間文學代表團參加芬蘭“卡列瓦拉一百五十周年紀念大會”和“卡列瓦拉與世界史詩討論會”，作了“史詩在中國”的發言，同時放映藏族、蒙古族民間藝人演唱錄像，收到廣泛關注，芬蘭總統還接見了賈芝。次年，賈芝在統戰部的支持下邀請臺灣學者訪問大陸。1994年，賈芝赴臺灣講學，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交流。

1995年，賈芝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組成的中國藝術家評委會主任委員，評選中國民間藝術大師。1996年，賈芝主持召開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北京學術研討會，有36個國家的學者提交論文，26個國家的學者出席會議。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成立于1959年，是75個國家的民俗學者的組織，首次在亞洲舉辦學術活動。各國學者對會議非常滿意，研究會主席挪威人雷蒙德說：“這次會議是國際民間敘事文學研究會有史以來開得最好的一次會議，是你們幫助我們更加國際化，這是非常重要的。”賈芝為中國民間文學走向世界又搭建了一個平臺。

因病離世

從2009年開始，賈芝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2016年1月14日，賈芝病情突然惡化，經搶救無效逝世，終年103歲。

社會職務

主要成就

民間文學的組織家

1950年賈芝在文化部藝術局編審處分管通俗文學。1951年冬，他參加陽翰笙為團長的政協土地改革工作團，赴柳城縣縣，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分田分地。由于賈芝走了，民研會散架了。1952年5月回北京，會里工作人員分到出版社去了，只剩下一個賈芝等回來也要分走，賈芝多方奔走呼吁，1954年民研會恢復工作，作為團體會員加入全國文聯。1955年創辦《民間文學》月刊，文聯秘書長阿英任主編，賈芝任副主編，實干起來。民研會辦這刊物推動全國搜集、研究，蓬蓬勃勃開展工作。“文革”摧殘民間文學。民研會被砸，民間文學資料被毀。粉碎四人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間文學組賈芝聯絡民間文藝家，多方呼吁恢復民研會，建起籌備組。1978年積極倡議籌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任首任所長，1979年6月在成都成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選舉賈芝為理事長，團結學者研究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1979年9月，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民間歌手、民間詩人座談會，賈芝作報告《歌手們，為‘四化’放聲歌唱吧！》。1979年11月，舉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賈芝作報告《團結起來，為繁榮和發展我國的民間文學事業而努力》，正式恢復民研會，當選副主席。1981年，建立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任社長，出版不少好書。賈芝挑起全國民研會、民間文藝出版社、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幾副擔子。

民間文學的編輯家

賈芝是中國民間文藝(包括民間文學、曲藝、美術、戲劇、工藝民俗音樂、民謠等諸多方面)的開拓者、領導者。建國初期他便自覺擔當起搶救保護各民族民間文化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作，在相關學術領域著述頗豐成就巨大，在學科建設上做出了舉足輕重的突出貢獻。20世紀50年代初，賈芝編輯出版一套“中國民間文學叢書”，其中《洪古爾》系蒙古族史詩《江格爾》的重要章節，這是中國第一次出版史詩作品，以事實推翻“中國無史詩”的荒謬論點。1958年，賈芝與何其芳開始組織編寫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史，堅持了40余年，評審出版了20余個民族的文學史或文學概況。在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提出長期工作實踐總結的十六字方針“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由中宣部發文全國執行，至今仍有指導意義。在民間文學的采錄上，賈芝歷來強調全面搜集。一個民族的、一個地區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母題有各種異文的作品搜集要全面，同一件作品而散失不全的搜集要全面，口頭的要，書面的也要，正面的要，反面的也要，新的要，舊的也要。總之，上古下今，精華、糟粕，一概搜集，全部保存。同時，在采錄中可以有限度的整理。他認為，整理就是把民間文學作品按照民間流傳的原來面貌拿出來，而不是隨意刪改與潤色。

賈芝關注新中國民間文學發展史。在《中國新文藝大系·民間文學集》（1949—1966）導言中，分為四個時期，記敘大量史實。①1950—1955年發軔時期。②1955-1958年工作發展時期。③1958-1966年由發展的峰巔跌入低谷，開始多難時期（1966-1976十年浩劫）。41979年以來，大發展時期。說了“搶救的口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響亮”。說了民間文學工作者的特色“默默無聞，埋頭工作”。既敘“史”，也說“理論”，說了“民間文學是人民的語言藝術創作，也是彌足珍貴的社會歷史資料”。說了“民間文學與民族風俗的密切關系，互相依附，互為佐證。民間文學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語言藝術，只有了解那個民族、那個地區的民俗，才能了解活的民間文學及其特點，民間文學也是研究民俗學及其他社會歷史科學的珍貴資料。因而民間文學應從民族文化、民族風俗或地方風俗中尋根，正確地解決二者之間的關系。”賈芝重視民間文學之“史”，在記“史”、敘“史”之過程中，記“理論”、說“理論”，給讀者提供了“史”與“理論”發展的關系。

民間文學的理論家

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民間文學界出現了一種理論，認為今天的群眾創作就是民間文學，也有人認為今天知識分子作家和勞動人民的文學創作已經“合流”了，知識分子寫的民間形式的作品，也應當都是民間文學作品。針對這一現象，賈芝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民間文學的范圍界限和工作任務問題》一文中表露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不應無限度地擴大民間文學的范圍，民間文學依然有自己的范圍和界限。盡管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合流是一種趨勢，但否認現今存在的差別是不對的。就現階段而言，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遠遠沒有合流。而群眾創作也并不全是民間文學，它們之間，存在著美學標準、藝術形式上的差異。民間文學的形式和風格在新時代無論怎樣發展變化，它總是沿著各民族的民間傳統的軌道向前發展的，總是具有民間風格、民間味道。在藝術形式上，賈芝認為，并不是凡民間形式的創作就是民間文學，在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以前，在文學藝術創作還有專業制作與業會制作之分的時候，作家的制作雖然思想感情與語言形式都很群眾化，也不應列入民間文學。他們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風格，也仍然各有自己的特點，事實上它們還存在著差別。不看這種差別，認為它們已經合流了，不應當加以區別了，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有害的。

在古今關系上，賈芝一反厚今薄古的提法，第一次提出了今古并重的口號。他認為在重視民間文學的同時，不應以什么“土氣”“霉氣”“銹氣”“銅綠氣”來“薄”傳統民間文學。不應割斷歷史，傳統民間文學具有強烈的生命力，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一部分，應當引起高度重視。而把勞動人民的新創作與民間文學傳統割裂開來，要新的不要舊的，這不僅仍然暴露了一種輕視勞動人民文學創作的觀點，抱著這種割斷歷史的觀點，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新的民間創作的。在這個前提下，賈芝于1961年領導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叢書的整頓工作，強調了今古并重的原則。

1988年，他在民間文學集成作品翻譯討論會上，解釋嚴復概括的“信、達、雅”翻譯三字原則：“‘信’即準確、忠實；‘達’即通達，指文字表達通暢流利；‘雅’即風雅，是風格，也可謂傳神。‘信、達、雅’即達意、傳神。達意并且要傳神，才能感人，好的作品應該如此。一般作品的翻譯應該達到這樣的水平，詩歌翻譯更要做到。”筆者不由回憶起1980年賈芝到三江，說了少數民族民俗音樂漢譯要“達意傳神”，民間詩歌漢譯后還得是詩，富于詩的神韻；說了民間故事整理，“要按照勞動人民的世界觀美學觀，將人民的口頭創作，按其本來面貌，最有藝術光彩地記錄下來”。“樸素也是一種美”。這些話，是精確的經驗總結，是精到的理論概括，是精妙的詩化語言。我不由想起賈芝本是詩人，不由想起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賈芝詩化的理論，“潤物細無聲”，潤入民間文藝家們的心，紅濕了遍地鮮艷芬芳的民間文藝花朵。

民間文化外交家

賈芝1979年和段寶林加入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ISFNR）。賈芝訪問日本、印度、芬蘭、冰島、挪威、瑞典、丹麥、英國、俄羅斯、匈牙利、奧地利、德國、法國、加拿大、美國等國。主持學術會議，邀請外國學者來中國開會、訪問，向外國學者介紹活態的中國民間文學，同時向外國同行學習。他是民間文化外交家。1985年，賈芝到芬蘭參加史詩《卡勒瓦拉》出版50周年紀念活動。在研討會上宣讀《史詩在中國》，介紹藏族《格薩爾》、蒙古族《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瑪納斯》等30多個民族活態的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以眾多鮮活的作品實例有力地推翻了“中國無史詩”論。1989年他赴匈牙利出席該學會第九屆大會，宣讀論文《民間故事講述在現代中國的地位和演變》，介紹中國現有五種類型的故事講述家，特別介紹耿村的調查和故事家群，向大會主持人沃伊格特先生贈三集《耿村故事集》，還放映《河北耿村的故事講述》和《北戴河新故事大賽》錄像片。1992年赴奧地利出席該學會第十屆大會，宣讀論文《民間文學與世界觀的早期教育》，論民間童話對青少年世界觀的形成乃至對人一生的影響。

其它成就

李星華和賈芝從延安市回到北京后，就開始收集有關父親李大釗的資料，他們訪問了李大釗的許多老朋友、老同事，如劉清揚、張申府、于樹德、章川島等并曾回到樂亭家鄉收集資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記錄的同時，還收集了許多歷史照片、遺物，以及部分手跡。這些物品在紀念李大釗犧牲30周年時，捐給中國革命博物館。作為李大釗的女婿，賈芝在李大釗的思想傳播、遺物收集和文字整理上作出了特殊的貢獻。1959年，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約稿，賈芝編選了《李大釗詩文選集》。他說，這本書的編選和修訂，是在李星華的合作和幫助下進行的。她呂振羽李大釗同時被捕，自己所了解的李大釗的一些往事，大都是她講的，或同她一塊進行調查的。

賈芝還培養過若干學生，如民間文藝學家段寶林，中國散曲研究學會原副會長呂薇芬等。

個人作品

賈芝曾先后出版了專著《民間文學論集》和《新園集》，還撰寫了許多種民間文學各個形式的研究文章，傳說、故事、歌謠、神話、曲藝、史詩等都在他的研究視野中，如《老蘇區的民歌》《評新曲藝的創作》《論采風》《民間傳說劉三姐的新形象》《民間故事的魅力》《關于孟姜女的故事研究》《陶瓷和陶瓷的傳說》等。與孫劍冰合作編選了《頌歌》《中國民間故事選》(一、二集)，主持編選了《中國歌謠選》(上、下集)。他還先后主持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文學叢書》多種。還著有詩集《水磨集》以及一些譯作。此外，編注了《李大釗詩文選集》，撰寫了關于李大釗同志的一些文章。

著作

譯著

個人生活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學孔德學院社會科學系讀書的李星華和賈芝相識了。這期間，賈芝問李星華的家在什么地方，她表示自己沒有家，只希望革命成功，李星華對舊世界深惡痛絕、對新中國充滿憧憬的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賈芝。“一二·?九”學生運動。李星華、賈芝都是“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經過此事他們感情進一步加深，第二年就結婚了。

所獲榮譽

個人榮譽

參考資料：

作品榮譽

參考資料：

人物評價

賈芝是中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他是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開拓者，是中國民間文學事業碩果僅存的世紀人。對研究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發展歷程的人來說，賈老無疑是一座活的博物館。（中國民族文學網評）

賈芝是中國當代成就卓著、德高望重、德藝雙馨的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是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開拓者、奠基人之一。（中國文化報評）

賈芝在民間文學領域像一只“播谷鳥”，“忙著種，忙著催人播種”，尤其是“催人播種”。新中國成立后，他為民間文學的學術機構與學術領導機制的完善與發展以及民間文學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做出了重要貢獻。（北京晚報評）

賈芝在學術上的勤勉與生活中的淳樸真誠，所有文字與語句盡顯蒼白，正可謂“百年勤樸留典范，永世功業傳后人”。（北京晚報評）

作為一位勤勉的學者，賈芝先生是民間文藝界的“播谷鳥”。我們紀念先生，紀念他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崇高理想信念，紀念他深入群眾、深入民間，堅持“從民間來，到民間去”的學術精神，也紀念他以“草根”之身拓荒中原地區民間文藝事業的燦爛一生。（《中國藝術報》評）

他身上雖然罩有光環，卻沒有大學問家和領導的架子，待人處事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談吐風趣、重情重義，一雙笑瞇瞇的眼睛常令人陶醉，一雙瘦骨嶙峋的手能給人輸送溫暖和力量。（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原副主席、河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原主席鄭一民評）

賈芝先生是成就卓著的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新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的開拓者、奠基人，在長達80年的學術生涯中，先生一貫注重深入挖掘民間文化資源，為我國民間文藝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自稱“草根學者”，始終堅守民間文藝陣地，深入鄉土開展研究工作，將書桌放到田野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評）

逸聞趣事

幼時算命

賈芝兒時被當地算命先生稱八歲有一難，會被水淹，如果渡過此劫難，今后會長命百歲。他奶奶在賈芝8歲那年，不許他沾染任何與水有關的人與事，據說洗臉都不許自己碰水。賈芝8歲這一劫難平安渡過后，賈芝應了算命先生的話，一生平安幸福，“名留后世，德及鄉梓”。

拒往布拉格

1951年，蕭三知道賈芝是學法文的，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建議調賈芝到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工作。周總理立即批示，限他一個禮拜內攜家屬前往布拉格。賈芝接到周總理簽署的調令，既高興又惆悵。“民研會”當時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賈芝隨即要求考慮派別人去，最終他沒有去布拉格。

寫作爭議

1983年，賈芝寫了《關于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他表示周作人和李大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過從較密，是北京大學同事，也是《新青年》的同人。在李大釗犧牲后，周作人參與了后事的處理和1933年的公祭，而且對李大釗的一家在長時期中給了很多的幫助，可以說他是朋友中出力幫助最多的一個。發表后，賈芝受到一些非議。但他認為，自己只是講了事實而已。其實，這篇文章是胡喬木聽賈芝談起周作人和李大釗的關系后，讓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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