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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少子化（Sub-replacement Fertility），一詞源于日語，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少子化代表著未來人口可能逐漸變少，對于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亞洲的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歐洲的德國、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羅斯，甚至美洲的古巴和一些大洋洲國家，都出現了生育率（TFR）持續走低的趨勢。

日本少子化現象的出現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該時期日本經濟高速發展，1974年，日本第二次嬰兒潮結束后，總和生育率降至2.05，之后開始持續走低。1989年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57，被稱為“1.57沖擊”，為日本社會敲了人口危機的警鐘。自1990年代起，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開始低于2.1（1991年為2.09），2020年跌破1.5（僅1.3）。2021年，新出生人口1062萬人，較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下降了43%，總和生育率持續跌至1.2，創下自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點。2023年歐盟出生的嬰兒數量創下歷史新低，根據2024年11月更新的數據，歐盟27個成員國的新生兒數量在2023年降至366.5萬人，為1961年首次收集可比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與2022年相比，新生兒數量下降了5.5%，也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年度降幅。歐洲統計局原本預計2023年歐盟的新生兒數量將達到400萬。

產生少子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晚婚晚育。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的婚姻狀況直接地影響到人口的發展，并且與年輕人的婚姻生育觀，與當時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掛鉤。教育、醫療、住房成本也在抑制人們的生育意愿。少子化作為一種人口現象，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著諸多影響。首先，少子化導致青年人口數量斷崖式下跌，對未來勞動力有效供給施加負面影響。其次，少子化加速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進程，給未來國家養老問題的解決帶來極大挑戰。最后，少子化導致未來國家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形成原因

晚婚晚育

產生少子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晚婚晚育。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的婚姻狀況直接地影響到人口的發展，并且與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有很大的關系。

女性意識

女性的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價值觀、婚姻觀念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全球化的日益推進，現代女性更容易接觸世界，視野得到了擴展。女性開始具有與男性一樣參與到社會活動中的強烈愿望，接受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越來越多。

經濟壓力

經濟上不安定不僅會影響到年輕人的結婚，還會影響到他們的子女數目。高物價、高房費、高教育費等經濟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輕夫婦“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

生育觀念

少子化現象的出現和年輕人的婚姻生育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不管是選擇晚婚的男性還是女性，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單身生活更加的自由。隨著職業女性的增加，她們的經濟收入得到提高，沒有必要像過去那樣通過結婚，依賴丈夫得以生存。因此，部分女性選擇了較為自由的單身生活。

生育成本

生育成本的上升。教育、醫療、住房成本在抑制人們的生育。

國際情況

從發達國家看，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韓國普遍于1970年代前后進入“少子化”時代（即總和生育率低于2.1）。經歷幾十年的震蕩調整，2023年歐美國家總和生育率基本維持在1.5以上水平，如美國為1.7、德國為1.6左右；亞洲發達國家基本在1左右，如日本為1.28、韓國為0.81、新加坡為1.12。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新加坡當前面臨的“少子化”形勢極為嚴峻。進入21世紀后，韓國出生人口呈斷崖式下跌，2001年跌破60萬人，2017年不足40萬人，2021年跌破30萬人（僅26.06萬人）。相關研究認為，當前韓國已站在“人口懸崖”邊緣，總人口到21世紀末將減少約50%。

日本

2005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是1.26，達到歷史最低，這之后情況略有好轉，在2014年升到1.42。除了總和出生率，0到14歲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是另一個重要的數據。根據人口統計學的標準，占比在15%到18%之間就是嚴重少子化，低于15%就是超少子化，而日本最新的數據是13.2%。

2020年5月，日本總務省發表的數據顯示，以截至4月1日的日本人口推算，包括外國人在內的14歲以下人口的數量為1512萬人，比上一年減少了20萬人，連續39年減少。而此年齡段的人口占日本總人口的比例為12%，連續46年下降。這兩項數據都創出了自1950年開始有可比較數據以來的最低值。日本人口問題中的“少子化”越來越嚴重。

“少子化”代表著未來人口可能逐漸變少，對于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足。總務省的數據顯示，在14歲以下孩子中，男孩774萬人，女孩738萬人。如果按照每3歲一個階段進行區分，年齡層越低人口就越少。12至14歲有321萬人，而0至2歲只有275萬人。另據聯合國相關統計，人口在4000萬以上的32個國家中，日本兒童的比例是12%，低于韓國的12.4%，處于墊底的位置。不僅如此，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更是高達28.6%。

日本2022年總和生育率為1.26，已連續7年下降。日本政府警告稱，人口下降正在讓該國走向“社會功能障礙的邊緣”。作為第一個迎接“少子化”的東亞國家，日本從1992年以來即推出諸多應對“低生育率”的措施。

韓國

根據韓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人口統計，2022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TFR，15-49歲育齡女性的平均出產人數）已經跌至0.78人，成為亞洲乃至全球最低。歷史統計顯示，韓國總和生育率不斷下降。在1980年代初期，韓國總和生育率仍高達4.0人左右，但在1990年代初便降至2.1人（維持世代更替水平的必要生育率）。此后，韓國總和生育率在波動中下行，2018年首次跌破1.0人（0.98人），2020年為0.84人，2022年進一步跌至0.78人。

與鄰國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韓國的少子化問題更為嚴峻：不僅存在同樣的“少母化”趨勢，而且結婚女性的少育化趨勢更加顯著。

受儒教文化影響，韓國社會在評價婚姻家庭時，特別重視職業、收入、社會地位等因素，使得眾多低收入年輕人在戀愛相親活動中躊躇不前。韓國許多地方還保留男方必須提供婚房的傳統。高額的結婚、育兒費用迫使許多年輕人選擇晚婚、晚育、少育。

長期以來，韓國女性在婚后（特別是產后）有辭職回家相夫教子的習慣。隨著韓國女權運動的興起、女性大學入學率的急升（2022年已超81%，高于男性）、以及勞動法的改善，不愿受這些舊習慣束縛的韓國女性越來越多，但和日本一樣，韓國職業女性在婚后、產后通常會受到無形的壓力和歧視。為了確保平等的晉升發展機會，不少女性選擇了不婚或者晚婚、晚育、少育。

韓國歷代總統在其上任后的國情咨文中，都無一例外地強調：要建立“對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并實施相關政策提高生育率。韓國實施生育津貼政策，每個孩子出生后，政府會向父母支付一定金額的生育津貼。此外，產假、育兒假的充實等育兒促進對策也不斷推出。據統計，過去十幾年中，韓國政府的少子化對策預算已經從2006年的近20億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400多億美元，擴大了20多倍。一些韓國專家認為，現行少子化對策偏重對婚后家庭的育兒獎勵，對年輕人不愿結婚、結婚難等現象還沒有實施有效的對策。

歐盟

根據歐盟官方發布的數據，2023年歐盟出生的嬰兒數量創下歷史新低，這突顯了該地區人口挑戰的嚴峻性。根據2024年11月更新的數據，歐盟27個成員國的新生兒數量在2023年降至366.5萬人，為1961年首次收集可比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與2022年相比，新生兒數量下降了5.5%，也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年度降幅。歐洲統計局原本預計2023年歐盟的新生兒數量將達到400萬，但現實數據表明，歐洲的少子化問題比預期更加嚴重。人口學專家認為，在氣候變化的擔憂、新冠大流行以及一代人中最嚴重的通脹等負面因素影響下，歐洲的生育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

由于人們推遲生育，歐盟成員國的婦女生育年齡也在不斷推遲。數據顯示，女性生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正在持續上升，已從2013年的28.8歲上升到了2022年的近30歲。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臘、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少子化的趨勢最為明顯——在過去十年里，這些國家的出生率至少下降了四分之一。此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歐盟2021年的生育率為1.52，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區域之一。經濟學家Adema指出，歐洲各國政府應該為低生育率的未來做好準備，并考慮采取措施促進移民、生產力和勞動力參與水平，尤其是女性。

俄羅斯

2023年1月，俄羅斯戰略倡議署向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提交的一份報告顯示，目前2/3的俄羅斯家庭是少子女家庭，有1到2個孩子，僅1/10的俄羅斯家庭擁有3個及以上子女，其余為無子女家庭。根據俄羅斯統計局的數據，盡管2024年7月份出生率明顯增加，當月出生11.5萬名嬰兒，比去年7月增長4%，但人口總趨勢仍呈下降走勢。

莫斯科國立大學專家阿納托利·安東諾夫稱，普京執政期間，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生育率，但隨著人們思想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前俄羅斯人認為家庭的幸福感來自于“多子多福”，但是現在，不少當地人把實現自我價值擺在首位。為改變現狀，俄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沃洛金表示，從2023年2月起，俄每年將分別為生育1個和2個孩子的女性提供58.7萬俄羅斯盧布（100盧布約合9.59元人民幣）和77.56萬盧布。

美國

美國總和生育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嬰兒潮時期達到頂峰，每名婦女生育超過3個孩子，然后在20世紀60年代和1970年代有所下降。最近，自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達到每名婦女生育2.12個孩子以來，總和生育率穩步下降。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這一比率總體上保持在每名婦女2.1個孩子以下或左右，即所謂的“替代率”。2023年的利率為1.62，創下新低，也是多年下降的跡象。

少子化改變了美國的學校、社區和社會結構。Communio是美國以“服務教會、鼓勵婚姻”為宗旨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總裁兼創始人德·甘斯表示，較低的結婚率和出生率導致有宗教信仰的人數量減少。“現實是，來教堂的人越來越少，相關文化發展受阻。”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數據顯示，與1991年相比，美國15歲至19歲人群的生育率下降了78%。與此同時，女性分娩的年齡中位數為30歲，比1990年提高了3歲。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卡羅琳娜·阿拉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次生育年齡的提高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如果生第一個孩子時就是晚育，孩子的總數就會減少。”

2023年美國出生人口數量下降至4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延續了20年來美國人少子化的趨勢。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周四發布的初步數據顯示，到2023年，美國總和生育率降至每名女性生育1.62個孩子，同比下降2%。該報告的主要作者、統計中心人口統計學家漢密爾頓表示，美國育齡婦女的生育率處于自20世紀30年代政府開始編制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

為解決出生率下降的問題，美國前總統拜登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給父母提供帶薪假期、兒童保育補貼及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學前教育計劃，但效果并不明顯。反對者稱這些措施太昂貴。

中國情況

自1990年代起，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開始低于2.1（1991年為2.09），2020年跌破1.5（僅1.3）。2021年，新出生人口1062萬人，較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下降了43%，總和生育率持續跌至1.2，創下自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點。與發達國家“少子化”進程相比，中國進入相對更晚，但速度更快。中國邁入“少子化”階段較發達國家晚20年左右，但總和生育率從2.1跌破1.5僅用了30年，遠超國外發展進程。

中國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面臨著超低生育率導致的出生人口規模大幅下降與平均預期壽命增長放緩的雙重境況。據國家衛健委預測，“十四五”期間，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階段，低生育率成為影響中國人口均衡發展的最主要風險。因此，國家自2021年推出全面三孩政策后，提出構建完善的生育支持體系，引導生育水平提升并穩定在適度區間的政策目標。?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中國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新的人口環境和條件。

2024年10月，國家衛生健康委有關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生育支持措施主要集中在經濟支持、服務支持、時間支持、文化支持四個方面。

經濟支持。國家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將標準從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23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20多個省份按程序將輔助生殖類醫療服務項目納入醫保支付范圍。

服務支持。“十四五”規劃將“千人口托位數4.5個”作為重要指標。國家衛生健康委牽頭制定了一系列標準規范和支持政策。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實施公辦托育服務能力提升項目和普惠托育專項行動。會同財政部實施中央財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務發展示范項目。會同中華全國總工會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育服務，評選全國愛心托育用人單位。會同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開展托育職業技能競賽。

時間支持。各省（區、市）普遍延長產假至158天及以上，超半數省份生育津貼支付期限不低于158天。各地均設立15天左右的配偶陪產假、5—20天不等的父母育兒假。

文化支持。2023年8月，國家衛生健康委、中央宣傳部等14部門部署開展生育友好宣傳教育。國家衛生健康委組織開展生育友好、普惠托育服務等主題宣傳活動。民政部開展高額彩禮、大操大辦等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衍生問題

少子化作為一種人口現象，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著諸多影響。首先，少子化導致青年人口數量斷崖式下跌，對未來勞動力有效供給施加負面影響。其次，少子化加速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進程，給未來國家養老問題的解決帶來極大挑戰。最后，少子化導致未來國家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人口負增長

在少子化不斷加劇的情況下，2005年，日本總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即：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口。從人口規模的變化情況來看，2004年日本總人口為1億2779萬，達到高峰；2005年總人口減少2萬人，降至1億2777萬，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一次人口減少現象，日本開始進入人口減少階段。2005年日本的出生人口為106萬人，總生育率為1.26，兩項數據都創下了歷史最低水平。根據日本總務省公布的2010年度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日本的總人口比上一次2005年人口普查減少了3萬8千人，跌至1億2569萬2千人。預計今后人口將持續減少，到2055年將減少到8993萬，到2105年減少到4459萬。

勞動人口減少

人口減少帶來勞動力人口的減少。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最新數據，日本15歲到64歲的勞動力人口早在1995年就從8717萬人的高峰期開始下降，2011年末下降至8113萬人，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2060年，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由2011年的8113萬人減少近一半，降至總人口的50.9%。2011年由3個勞動年齡人口支撐1個老年人的局面，到2060年也將變為1個老年人由1個勞動年齡人口支撐。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變化

1965年，在總人口中0-14歲少兒人口所占比例為25.6%，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所占比例為68.1%，65歲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為6.3%。65歲以上老年人口與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比例為1：11.2，人口年齡結構屬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總人口中0-14歲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歲所占的比例為66.1%，65歲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歲以上人口與15-64歲生產年齡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為老年型。2011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23.1%，居全球最高；15歲以下少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3.2%，居全球最低。數據表明，日本已經進入了嚴重的少子高齡化時代。

應對措施

日本、新加坡、韓國成立了專門應對“少子化”挑戰的服務部門。日本政府為全面、有效地執行一攬子應對政策，于1990年代中期成立專門兒童家庭局，并在內閣設立“推進工作與生活平衡室”，各級地方政府及公共團體也相繼設立兒童咨詢所、兒童委員會、保健所等專門兒童保護機構。新加坡早在1987年（總和生育率為2.3）就改變“兩個就夠了”的人口政策，鼓勵多生多育，并指定國家社會和家庭發展部統籌管理人口生育相關政策的落地，以及管理和促進早期兒童發展和托幼服務方面的工作。

在托幼公共服務方面，日本于2019年10月開始，分層次逐步實施“幼保無償化”政策，即針對政府下轄的托幼機構，直接免去保育金費用（該費用上限為3.7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00元）；針對多元主體舉辦的小規模家庭托兒所，加大政府補貼力度（目前每月可獲約2.57萬～3.7萬日元補助），未來也有望實現免費入園。

在育兒補助方面，德國、法國主張育兒是家庭責任，政府起輔助作用，因此在資金支持與假期供給上較為充分。德國在2000年前后逐步建立并完善由兒童津貼、父母津貼、“父母津貼+”與“合作育兒獎勵”制度共同組成的津貼制度體系。法國對于育兒補貼的財政投入力度較大、名目較多，主要包括生育津貼、基本津貼、家庭津貼等。法國每年各類育兒津貼和生育補助支出接近GDP的4%，惠及幾乎所有的中低收入家庭。此外，法國在稅收設計上，于1945年實行與家庭結構相掛鉤的征稅模式，以家庭為征稅單位，兼顧子女數量、撫養人數量、特殊人群來確定家庭系數，以減輕多子女家庭稅收負擔。

德國父母共計可休長達3年的育兒假，包括58周帶薪母育假（收入約為產前70%）、12個月帶薪父育假及雙方14個月父母額外育兒假（收入為產前65%～67%，其中一方須最少承擔2個月撫養義務），并借助完善的津貼制度鼓勵父母共同分擔兒童照顧責任。此外，在孩子3～8歲時，父母還可申請長達24個月的無薪育兒假，且法律保護其育兒期間的工作崗位。法國政府規定，父親陪產假為28天，父母雙方均可申請休育兒假1年，最長可申請3年（但夫妻一方最多只能申請2年，剩下1年須由另一方享用）。日本為進一步提高男性帶薪育兒休得率，在2017年以及2021年相繼對《育兒·照護休假法》進行修訂，明確從2022年10月開始，男性陪產假延長至４周（可分作兩次使用），且政府對育兒假取得率較高的企業提供適當補貼。由此，日本男性育兒假的使用率從2019年的7.48%升至2021年的13.97%，但距離政府30%的目標仍有不小差距。

日本研究發現，適婚群體不婚、晚婚晚育成為日本生育率低下的關鍵原因。2021年，日本結婚登記數為51.4萬對，創下歷史新低，較1970年的102.9萬對減少了近50%。此外，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發布的調查顯示，2021年日本國內約25%的男性、16.7%的女性選擇終身未婚。為提升適齡群體婚育率，日本部分地區推出“發錢促婚”舉措，實施“結婚新生活支援項目”。自2021年4月開始，日本對居住在“新婚補助計劃”地區的新婚夫婦給予最高60萬日元的補貼（約合人民幣3.9萬元，其中中央財政承擔2/3的支出），用以支付其婚后搬家、房租等費用。此外，日本為鼓勵代際支持，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出未退休員工“帶孫子假”政策，由政府向照顧孫輩的老人提供假期和津貼補助。近年來，韓國結婚率持續走低，2021年僅19.3萬對新人登記結婚，同比減少9.8%，僅為2011年的58.7%，創下1970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登記紀錄。目前，韓國政府正研究提供更多激勵機制，鼓勵民眾結婚，包括采取一次性發放2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萬元）婚育補貼等發錢模式“催婚”。

社會影響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00后人口比80后人口規模少約7000萬人，青年人口斷崖式下跌特征極為明顯。從隊列視角來看，青年人口作為未來勞動力人口的直接替補人口。人口少子化導致青年人口的斷崖式下跌直接影響未來中國勞動力人口的更替能力，對未來勞動力有效供給施加負面影響。可以預期，這種負面效應必將隨著人口少子化的加速發展而得到強化。

少兒人口作為人口群體中的底部人口，其減少產生的“底部老化”作用加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進程。數據顯示，1980-2015年間，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因少兒人口比重的降低而提升了2.14個百分點，占同期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水平的38.5%，人口少子化使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至少提前了10年時間。可以預期，未來人口少子化加速發展必將推進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導致未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程度較目前的預測結果可能要更為嚴峻，即未來中國人口深度老齡化社會、超高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時間可能會更早。伴隨著“未富先老”“未備先老”“未富先少”等人口、政策、經濟環境，未來中國解決養老問題無疑將面臨極大挑戰。

勞動力人口收入高、消費相對較低，屬于勞動凈產出時期。在整個人口群體中，單從數量上來看，勞動年齡人口越多、比重越高越有利于經濟增長，而作為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替補的少兒人口，其多寡直接決定未來一定時期內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并對一國、地區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事實上，在世界范圍內，少兒人口比重較高，通常也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少兒人口比重較低的國家、地區，其經濟常常因為缺乏底部少兒人口支撐逐步失去活力，經濟出現增長緩慢或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這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人口少子化長期發展態勢通過弱化未來勞動力人口的更替能力，對中國經濟發展施加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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