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越起義，是云南省辛亥革命之“首義”，為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統(tǒng)治立了首功，對云南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正文
騰越起義前，昆明市黃毓英已經得到張文光相約九月初六起義，“東西聯(lián)合，以便兩方并進”的密信。九月初七，黃英與蔡鍔、唐繼堯等在唐宅密謀。黃毓英告知了騰越已經于前一日起義的消息，并說：“今事機已急，諸公若不見許，英請獨任之。”得知這一消息，“眾大駭，議遂決”。重陽節(jié)晚八時，時任清軍駐昆第七十三標第三營排長的黃毓英打響了昆明“重九起義”的第一槍，擊斃了反對起義的隊官唐元良。黃毓英實踐了先前與張文光約定的“弟任滇省，兄任滇西，弟起點，兄應之；兄舉義，弟應之”的盟約，昆明市“重九起義”一舉成功。
顯然，騰越起義為云南省辛亥革命之“首義”，為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統(tǒng)治立了首功，對云南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若按照孫中山革命方略之規(guī)定，云南辛亥革命建立的政權應以騰越起義的領導人為主，其他地區(qū)起義的領導人為賓。但這極不現(xiàn)實，也不可能被省軍政府接受。對于這種現(xiàn)實，張文光心知肚明，并從避免云南戰(zhàn)亂、害生命的大義出發(fā)，主動撤軍永昌，等候省軍政府調處。從這個角度看，張文光等騰越起義領袖是理性的。但在嚴重缺乏政治文明的中國歷朝歷代政治史中，這種理性未必會有好結果。接下來所發(fā)生的事情，再次證明了這個殘酷的規(guī)律。
騰軍于十月十八日主動撤回滄州雄獅足球俱樂部后，騰省之間只要各自派出代表，即可商辦善后之策。可是，省軍政府卻不顧孫中山“以起義之先后，為主賓之從屬”的規(guī)定，以正統(tǒng)自居，任命李根源為第二師長，總統(tǒng)迤西陸防各軍，率大軍西上，借調解騰榆沖突為名，行鎮(zhèn)壓瓦解騰軍之實。
十月二十七日，李根源率師抵大理白族自治州。十一月十二日，李根源致電相關主要將領，提出瓦解騰越起義軍的八項“會議條件”。騰越起義軍領導人不計首義之功，全盤接受了這些條件。壬子年二月初一，李根源率省軍二千人進駐騰越街道。軍事上，解散了騰越義軍；政治上，滇第一軍都督府被撤銷，由省軍政府設官置吏，委任原清代四川省鹽運使趙藩為道西巡按使，兼騰越道尹，而張文光則被調離騰越，前往大理，擔任協(xié)都督兼大理提督。
張文光就職后，處處受到猜忌排擠，于民國二年（1913年）五月，憤然棄職歸田。讓他沒想到的是，自己雖然隱退了，但在騰越威望尚存。而這，竟給他帶來了滅頂之災。臘月十九日，張文光被刺殺于騰越硫碘塘溫泉。
不久，陳云龍被北洋軍閥段其瑞以殺其門生張桐為罪名殺害于北京市。騰越起義的另外一位重要領導人刀安仁的命運更奇、更冤，他先被自己的起義同志誣陷，再被當時的軍政府勾結南京市臨時政府秘密逮捕，先被冤囚于南京，后囚于北京。經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營救出獄，但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不久病逝。三位主要領導人中，只有劉輔國遁隱林泉以避禍，得以善終。騰越起義軍隨之瓦解，整個起義的真相也在袁世凱主政下的國民政府和云南軍政府故意“去革命化”的有關歷史論述中被故意抹黑、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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