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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司·赫胥黎，全名阿道司·倫納德·赫胥黎（英文：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年7月26日——1963年11月22日），英格蘭作家。

阿道司·赫胥黎出生于英國的赫胥黎家族，祖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是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支持者。1915年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深造，1919年與瑪麗婭·妮斯結婚，育有一子；1937年移居美國好萊塢。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1956年阿道司·赫胥黎與作家勞拉·阿切拉結婚，于1963年因喉癌去世。

阿道司·赫胥黎著有大量的散文以及小說，還有一些短篇小說、電影劇本、詩歌存世。早年的赫胥黎文字尖銳辛辣，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代英國人紙醉金迷、尋歡作樂的行為進行了批判。隨著對現代科學、哲學、政治、倫理、心理學等等方面的學習和了解，阿道司·赫胥黎思想逐漸成熟。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晚年的他對人類的未來持悲觀態度，并潛心鉆研東方哲學和神秘主義。赫胥黎的代表作包括：《鉻黃》《男女滑稽圓舞》《光禿禿的樹葉》《美麗新世界》《瞎了眼睛在噶扎》《島》等。其中《美麗新世界》與《1984》，《我們》共同譽為“反烏托邦三部曲”，是20世紀最經典的反烏托邦文學之一，具有濃厚的哲學思辨和政治意義，在國內外的文學思想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赫胥黎曾獲得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榮譽獎、Companion of Literature獎。

人物生平

少年時期

1894年赫胥黎出生于英國薩里郡戈德爾明。由于祖父是當時英國知名的生物學家，家庭的學術氛圍很濃厚，來往的親友都是英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和上流社會的成員，也不乏日后英國的精英。在伊頓公學畢業后，1915年阿道司赫胥黎進入牛津大學深造。原本是想繼承祖父的衣缽，繼續從事生物科學或者做醫生。但由于1911年，赫胥黎患上了角膜炎，這使得他“瞎了兩三年”，也放棄了原有的理想。視力逐漸恢復后，他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英語文學。1916年他編輯了《牛津詩歌》，并隨后以一等榮譽畢業。為了維持生計，阿道司·赫胥黎在伊頓公學擔任法語老師，學生包括艾里克·布萊爾（即后來的喬治·奧威爾）和史蒂芬·倫西曼。1918年，他曾在英國皇家空軍部短暫工作。

中年時期

由于視力缺陷，阿道司·赫胥黎并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9年，赫胥黎在加辛頓遇到一位比利時女子瑪麗婭·妮斯，不久后與其結婚，育有一子：馬修·赫胥黎（1920年4月19日 - 2005年2月10日）。馬修后來成為知名的作家、人類學家和流行病學家。1921年，阿道司·赫胥黎發表了自己第一部社會諷刺小說《克羅姆·耶婁》。20年代，一家人在意大利生活了一段時間，赫胥黎也借此拜訪了自己的朋友大衛·勞倫斯。在這段時間，他的創作包括了反映科技發展滅絕人性的一面的小說，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美麗新世界》和一些和平主義的作品（如《加沙盲人》）。

1937年，赫胥黎和妻子瑪麗婭、兒子馬修和朋友杰拉爾德·赫德一起搬到了好萊塢居住。他主要在美國加州南部生活，也在新墨西哥州的陶斯生活了一段時間，并寫出了《目的和手段》一書（1937年出版）。這部作品表現了在現代社會中人們都希望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和平、公正、愛如弟兄”的世界里，但在如何實現上卻無法達成一致。赫胥黎與南加州吠檀多協會有著廣泛的聯系，該協會由斯瓦米·帕拉瓦南達（英文：Swami Prabhavananda）創立。他與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英文：Christopher Isherwood）、杰拉爾德·赫爾德（英文：Gerald Helder）以及其他追隨者一起，接受冥想和靈性實踐的指導。

晚年時期

晚年在美國居住期間，阿道司·赫胥黎一直從事神秘主義的探討與研究。從1950年代初成為第一批接受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麥角酸二乙基酰胺，一種效力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的民間人士。赫胥黎很早就對心靈控制術感興趣，在食用了提取自南美仙人掌的致幻劑后完成了著名的《知覺之門》一書，在書中闡述了一種全新的心理學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人的神經系統并不是知覺的來源，它只不過是一扇起過濾作用的門，擋住了真正龐大的知覺世界。某些致幻劑能把這扇門打開，讓人們看到一個全新的更加廣闊的真實世界。此書后來影響了很多文藝青年，迷幻搖滾樂隊“大門”的名字即來源于此。

1955年第一任瑪麗婭死于乳腺癌，1956年阿道司·赫胥黎與作家勞拉·阿切拉結婚。勞拉創作了赫胥黎的傳記《時光消逝的瞬間》。

1960年，赫胥黎創作了小說《島》（烏托邦小說，與他的反烏托邦經典著作《美麗新世界》齊名），而當年他被診斷出患有喉癌。

1963年11月，阿道司·赫胥黎病重。臨終前，赫胥黎已經無法發聲。他寫下遺言，請求第二任妻子勞拉給他服用 LSD以減輕自己的痛苦。

1963年11月22日下午5時20分，阿道司·赫胥黎逝世，享年69歲。他的骨灰后被安放在英國薩里郡康普頓沃茨公墓的家族墳墓里。

創作特點

阿道司·赫胥黎的早期作品辛辣嘲諷，主要是針對中產階級傳統的道德習俗和倫理觀念，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英國一代知識分子的迷惘和仿徨的心情。赫胥黎認為：人類表面的尋歡作樂并不能掩蓋住內心的迷茫和空虛。在這一時期，宗教、禮教、愛情等等，全都是赫胥黎無情批判的對象，那個時期的赫胥黎認為只有在藝術的殿堂里才能找到人的價值。隨著赫胥黎思想的進一步成熟和充滿危機的三十年代的到來，他對現代科學、哲學、心理學、倫理、政治等愈來愈感興趣，他的和平主義反戰情緒也愈趨強烈，到晚年對人類的未來深感悲觀，醉心于東方哲學和神秘主義，《盧丹的惡魔》是他讀者較少的一本非虛構作品，創作于赫胥黎對神秘學、教會、心靈超驗產生興趣的晚年，也被部分人視為赫胥黎最精彩的作品。

阿道司·赫胥黎語言詼諧幽默，他獨特的知識結構和審美風格讓他的作品和當時英國死氣沉沉的文學氛圍格格不入。在創作手法上，赫胥黎經常使用不同的場景進行拆解和拼接，組成類似于電影拍攝“蒙太奇”的手法，給讀者營造一種全新的想象空間，將多種復雜的情感展現在讀者面前，傳遞出一種很特殊的美感。

赫胥黎善于使用反諷的寫作手法，在他的諷刺作品中可以看出，從外部看他通過描寫一個荒誕的烏托邦，對現有烏托邦的想象軌跡提出質疑，反對非人的烏托邦理念。在內層中，赫胥黎的反諷則是為了起到警示、提醒和反思的目的，指引讀者反復進行思考，重新審視自我和世界，敘事張力得以凸顯。

創作思想

《美麗新世界》描繪的圖景

作為反烏托邦思想領域中兩部最成功的作品，《1984》和《美麗新世界》雖然描繪的圖景并不相同，但他們都被譽為“人類最恐怖的預言。”《1984》構建的是一個殘酷控制思想、一切遵循計劃的國家，《美麗新世界》則以物質上的快樂來維持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在這兩部書相繼問世之后，讀者開始陷入思考：這兩本書中描繪的情節哪一個會是人類即將會發生的未來。不同于喬治·奧威爾，赫胥黎為人們指出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在技術高度發達的未來，人們成為壟斷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高度發展的科技延伸出各種滿足人類欲望的途徑，把人類的思想和創造力圍困在由享樂和欲望組成的繭房。

赫胥黎在小說中描寫的新世界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通過科學技術進行暴力和專制統治的集權社會。他認為：人類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是：社會滿足人們的需求，到底是為了讓人們幸福，還是為了讓人們為社會流水線服務。當技術作為物質化的“嗦麻”，為人類提供源源不斷滿足欲望的物質條件時，人們還能否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個性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而不是類似于行尸走肉般的群體。

在美蘇冷戰時期，《1984》似乎更符合人們的猜想。但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后，《美麗新世界》更加準確地預言了人們面臨的困境。從誕生之日起，人類從未停止烏托邦的夢想，意圖構建一個完美世界，但往往誤入歧途。在赫胥黎看來，小說中統治者為人類遞上的“嗦麻”，就是現實生活中人們為了滿足個人欲望的物質途徑。隨著科技的逐漸發展，這種途徑會越發豐富。

赫胥黎對人類未來的看法

赫胥黎對人類的未來持悲觀態度，他通過文字表現出自己深深的焦慮。他認為人們在物質的享樂中會逐漸失去選擇自己命運的能力，為了逃避現實的痛苦與艱難將自己放在一個充滿享樂主義的搖籃里。在赫胥黎看來，這并不代表著自由，而是一種類似懦夫的逃避。

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里預言：毀掉人們的不是暴力和強權，而是人們逐漸發達的科技。當人們沉醉于發達工業技術和信息科技所提供的“唆麻”式的產品中，就會逐漸迷失自己，失去曾經的理想、獨立的思維能力和對自由的追求。

在書的第二部《重返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展示了他對世界政局、人口、資源、經濟、軍事、科技的看法，其中體現了他濃厚的精英思想——西方權益至上。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赫胥黎通過多個不同的角度得出結論：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并且對人類的未來持悲觀態度。

在赫胥黎的小說《島》中，向讀者展現了另一種完全不同于《美麗新世界》的烏托邦幻想的未來理想世界。這部小說承載了作者對未來理想社會深深的烏托邦情結。通過展現虛構的小島Pala上人們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教育、家庭等方面的全貌，展現了赫胥黎自身強烈的、實用的自由主義烏托邦情結的幻想世界。

赫胥黎在小說中運用的論證手法

赫胥黎在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中，把技術與自然本性之間的爭論構成科幻小說中技術倫理思想的主線。首先立足于本體論，通過展現顯性的技術與自然本性之爭，勾勒出技術與倫理的斷裂圖景，凸顯出技術與倫理統一的必要性；其次，在價值論角度闡述了文本中陰性的，與自然本性統一的，具有倫理維度的技藝要素，揭示出技術與倫理統一的可行性；最后在方法論角度籌劃出調和技術與自然本性之爭以修復技術與倫理關系的具體路徑。

主要作品

小說

短故事集

詩集

游記

人物關系

獎項榮譽

1939，阿道司·赫胥黎獲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

1959，阿道司·赫胥黎獲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榮譽獎。

1962 ，阿道司·赫胥黎獲Companion of 文學。

人物評價

阿道司·赫胥黎作為一位優秀的文學家、思想家，在反烏托邦作品《美麗新世界》中用犀利的文字描繪出人類在物質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困境，在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中，從人性、政治、心理等多個方面進行了思考，為人類敲響了警鐘。和其他著名反烏托邦作品一樣，從上世紀一直到現在，對人們都起著警示的作用。同時他們的作品也影響了后世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掀起了一股思想的浪潮。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英文：Isaiah Berlin）論赫胥黎：“他是預言家，但他不是一個愛說教的人。”以賽亞·伯林回憶自己學士時代的赫胥黎：“他吸引了我們那代年輕人。”

英國評論家克拉奇（英文：Joserph Wood Klutch）稱赫胥黎為：“當代最有才華的諷刺家。”

人物軼事

文壇好友

由于視力方面的缺陷，阿道司·赫胥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并未參戰，而是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莫雷爾夫人的加辛頓莊園里。在此他見到了包括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和克萊夫·貝爾在內的幾位布盧姆茨伯里派成員，并將自己在加欣頓莊園的生活經歷寫在了作品《克羅姆·耶婁》中。布盧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從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英國倫敦布盧姆茨伯里地區為活動中心的文人團體。

這個團體雖然主要以文學的方式而著名，但它的擁護者活躍于藝術界、藝評界以及學術界等幾個不同的領域。聚會持續了30年，主要反抗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切，并將許多現代思想引入英國。盡管那些與布盧姆茨伯里團體有關的人不愿意被歸類為布盧姆茨伯里派，但后人仍稱之為布盧姆茨伯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