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載振（1876年-1947年），字育周，愛新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是愛新覺羅·弘歷的玄孫，清末權臣慶親王奕的長子，為末代慶親王，歷封鎮國公、貝子頭銜；載振年少即叨承父蔭，特任專使，周游列國，開皇室子弟之先河。
1902年曾代表清朝廷赴英參加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回國后積極參與新政，奏請成立商部，任尚書；1907年，載振遭彈劾，被迫辭職；1911年，載振又再次被清廷任命為“頭等專使大臣”，赴英國致賀英王喬治五世加冕；1925年，載振攜全家離開北京遷居天津慶王府，過起寓公生活；1947年病逝于天津市，終年72歲。
愛新覺羅·載振主張要效法各國，變法自強，把借鑒西方的政治、法令、制度置于第一位，商務、工藝位于其次，具有一定的見地。 載振以皇室子弟身份編出使日記，宣揚西學新知識，鼓吹變法圖存,對當時清廷正在推行的新政起到助推的作用。
人物生平
愛新覺羅·載振生于光緒二年三月初六（1876年3月31日）。載振家庭條件優越，平步青云，14歲即獲賞頭品頂戴，18歲選在乾清宮行走。光緒二十年（1894年），逢慈禧60大壽，載振年方弱冠即晉封二等鎮國將軍。1902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欲在夏季舉行加冕典禮，并邀請中國派員赴英致賀。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年1月21日），年僅26歲的載振被慈禧太后選為清朝致賀英君加冕的“專使英國頭等大臣”，并于次日又賞加貝子銜。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1902年4月11日），愛新覺羅·載振第一次任赴外專使，一行人從北京出發，經塘沽區、 上海市由海路至歐洲。先赴英國致賀，繼而訪問比利時、法國，然后橫渡大西洋訪問美國，再橫渡太平洋訪問日本，于同年八 月二十三日（1902年9月24日）回京，完成一次規模空前的環球行，沿途受到各國最高規格的外交禮遇。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載振率團赴日本考察第五屆勸業博覽會；歸國后，三月（1903年4月），載振奏請朝廷設商部；20世紀初期，正值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官制之際。載振于此時周游五國而歸，深得慈禧寵幸，倍加賞識，除擢[zhuó]任鑲藍旗漢軍都統、御前大臣、正紅旗總族長等職外，還被委以振興商務之重任。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第一次正式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載振為商部尚書。同年11月19日，載振遭御史張元奇參奏在余園等處“朋聚宴飲”。據 《光緒朝東華錄》記載，光緒帝對此事親下旨斥責；載振初入仕途便遭此打擊，使他曾一度呈請開缺，想就此退出官場。為此事，慈禧太后也特降諭旨，載振辭呈未獲批準，得以留任。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日（1904年4月17日），載振遭御史蔣式瑆[xīng]參奏，除起居飲食、 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外，還將“私產一百二十萬金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存放”，為此清廷特命御史清銳和戶部尚書鹿傳霖調查此事，后因查無實據而不了了之。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0月），清廷頒布立憲，改革官制，商部改為農工商部，載振仍為尚書。當時，上海信成銀行發行的紙幣，幣面都印有商部尚書載振半身像。1907年5月7日，載振遭御史趙啟霖彈劾，趙奏：光緒三十二年 九月（1906年10月），載振同徐世昌奉命往沈陽市、吉林市考察東北地區改設督撫一事。路過天津市時，袁世凱部下、時任直隸候補道員、天津巡警局督辦的段芝貴竭力逢迎，以謀官位。載振不改好色之本性，迷戀天津大觀園戲院歌妓楊翠喜。段芝貴乘機運動，夤[yín]緣迎合，以一萬二千金買楊翠喜獻于載振，又以十萬金送愛新覺羅·奕劻作壽禮，遂在東三省改設督撫時，受載振父子包庇，竟以候補道員身份連跳幾級，署理黑龍江巡撫。此奏一時在朝廷上下引起軒然大波，群臣“物議沸騰”，成為當時官場上一大丑聞。清廷即派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大學士孫家鼐調查，調查結果仍是“參奏不實”，御史趙啟霖即被革職。
在趙啟霖被革職的第二天，載振提出辭職，在官場的角逐中敗下陣來。1907年5月17日，光緒帝親奉懿旨，準載振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缺及一切差事。載振辭職后，對政治心灰意冷，以后除擔任些虛職外，再不復出。還曾力勸父親愛新覺羅·奕劻也“急流勇退”。
宣統年間，載振雖已遠離政壇，但仍兩次奉命出使。第一次是宣統元年四月 （1909年5月），清廷諭命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為專使，前往日本呈遞國書，答謝該國曾派員來華為光緒皇帝送葬。
宣統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載振又再次被清廷任命為“頭等專使大臣”，赴英國致賀英王喬治五世加冕。宣統三年五月（1911年6月），載振抵達英國，呈遞國書，贈送禮物。于6月23日，出席喬治五世在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的加冕大典，并接受英王頒給的維多利亞頭等寶星和佩帶。
到晚年時，他一再叮囑子女：“作個小事還可，千萬不要入政界。”（溥銓[quán]《.我的家庭“慶親王府”片段》），載振雖從政時短，但教訓尤深，銘記終生。清王朝覆滅前夕，宣統三年（1911年），載振曾被皇族內閣聘為弼德院顧問大臣，1912年清帝遜位之后，載振一度攜眷避居天津市。
1914年載振又返回北京慶王府居住；1917年載振在清朝滅亡六年之后，得以承襲遜清“末代慶親王”。1925年，載振感到時局動蕩不安，便率全家離開北京慶王府遷居天津，并購太監小德張位于英租界劍橋道39號（今重慶道55號）一幢大樓，把它改造為“天津慶王府”，在此過起寓公生活。不懂經商，也不會辦實業，只憑其父愛新覺羅·奕劻留下的遺產和銀行存款的利息為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隨著時局變化，投資破產，王府漸漸入不敷出，常常捉襟見肘，不得不靠變賣古玩珠寶來維持開支。家道日趨衰落，生活日益維艱，積憂成疾，久治無效，于1947年12月31日走完了末代慶親王的余生，享年72歲。
思想主張
愛新覺羅·載振主張要效法各國，變法自強，把借鑒西方的政治、法令、制度置于第一位，商務、工藝位于其次，具有一定的見地。 載振以皇室子弟身份編纂出使日記，宣揚西學新知識，鼓吹變法圖存。
載振擔任商部尚書之初，曾提出：“商務初基， 以提倡土貨為第一要義。”他認為，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農，如果要不先振興農業，則基礎不牢固，工業、商業也就沒有了運營的資本。而振興農務，就要清地畝，辨土宜，即清查全國土地，做到因地制宜。還提倡要仿照東西洋各國創辦農務學堂，設立實驗場。這些主張在當時可謂明智之策。 然而，晚清社會商情渙散，積弊日深， 要想破除積習，振興商務遠非易事。載振任上數年，未見有振興商務之舉措，也未見清朝商務有所改觀。
升遷原由
據傳，愛新覺羅·載振被選為“專使英國頭等大臣”，又賞加貝子銜，此任命公布前曾一度引發英人不滿。 據1902年2月23日《新民叢報》短訊透露：“致賀英皇加冕使臣，自簡定慶邸世子載振后，聞即得英外交部來文，以載振年輕資淺，不肯接待，需另派王大臣前往。”故此，清廷特賞加載振固山貝子銜， 使其一夜之間地位升高，身份已擬同王大臣。 其原因：一是其父愛新覺羅·奕劻自1884年開始主持清廷外交事務，到190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奕劻仍任總理大臣，繼續主政外交。其次，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奕劻奉命留京與李鴻章同任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于次年與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由于奕劻在對外事務中委曲求全，各國對其頗表好感， 均認為以奕劻辦理清朝對外交往最宜。故慈禧選派奕劻之子載振出使，意在拉攏、討好各國。對此，載振自己也坦承：“竊念載振束發誦《詩》，未諳專對，叨承喬蔭， 得沐殊榮。”
影響及評價
1902年4月，載振出國訪問行程之遠，規格之高，經歷之富，見聞之切，感受之深，影響之廣，在之前皇室子弟中絕無僅有，稱得上晚清一大外交盛事。 載振此次出訪影響頗深，首先這是滿族親貴時間最早、規模最大一次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外交活動，之后出國訪問的數位皇親國戚在規模和影響上都無法與之相比。其次，對當時清廷正在推行的新政起到助推的作用。
《英日記》是載振與其隨員唐文治、 梁誠、汪大燮、陶大均等共同編纂。它與其他出使日記一樣，除用不少篇幅記載和描述訪問各國的交往禮節和外事活動外，還對諸國記載各有側重，參酌各國實情，以便取法其長。可見此書立意深遠，編撰用心，以敏銳的眼光、豐富的內容、大膽的議論，與當時漸次推進的新政遙相呼應，為改革建言獻策。 載振在接到出使任命時，即意識到 “此行固為典禮所關，亦借以恢擴見聞，增長學識”，可借機考察各國的政治、學術、律令、典章、商務、學校、議院、工藝等情況。當他一經走出國門，親身接觸和了解各國實情后，頗感震撼，面對各國日益強大的態勢， 他深知：在世界弱肉強食的形勢下， 大清國已面臨嚴重危機。因而，他對于清廷改行新政深表贊同，載振愿以此次出使之機，為新政作耳目之用，立意將出使日記編成一部取鑒諸國、助推變法的“政語”。
載振歸國后備受寵用，這對于一向頑固守舊的滿族貴族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也是晚清滿族親貴最先從東方走向西方的實錄，自有其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
人物關系
紀念場館
1991年，慶王府成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慶王府被認定為天津市特殊保護級別的歷史風貌建筑。如今這里已經成為綜合性的文化旅游、商務會議和休閑度假區。2010年6月，天津市開始整修慶王府，用時近一年，慶王府整修完成。
文藝影視
參考資料 >
清朝首任“商務部長”載振.湖北省圖書館 .2024-02-17
載振孫女回憶王府生活 助慶王府修舊如舊.北方網.2024-02-17
被中紀委點名的“裸官”——慶親王的豪宅啥樣.微信公眾平臺.2024-02-17
走向共和 的全部演職員.豆瓣電影.2024-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