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家考略》是孫楷第先生所著的一部關(guān)于元代作曲家生平考略的學(xué)術(shù)著作。
書目信息
書目：《元曲家考略》
出版社：上海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
書評
漉盡黃沙始見金——跋孫楷第《元曲家考略》?（鄧子平）
孫楷第先生（1889年1月~1986年6月23日，字子書，滄縣王壽鎮(zhèn)人）是上個世紀從燕趙大地上走出的一位著名學(xué)者。早在北平高等師范（今北京師范大學(xué)）求學(xué)期間，他就深受楊樹達、陳垣等師長的賞識和影響，為自己日后的學(xué)術(shù)道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礎(chǔ)。特別是從30年代起，他更是數(shù)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在我國古典小說、戲曲兩個研究領(lǐng)域里辛勤耕耘，并取得累累碩果，備受海內(nèi)外學(xué)人的矚目和推重。他在戲曲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也是園古今雜劇考》、《傀儡戲考原》、《元曲家考略》等，而其中用時最長、著力最多且對學(xué)術(shù)界影響最大的，當(dāng)首推后者無疑。
眾所周知，元代是我國古代戲曲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一時名家輩出，名作如林，云蒸霞蔚，氣象萬千，堪與唐詩、宋詞相媲美。這正如明代賈仲明在鐘嗣成《錄鬼簿》卷上為元曲家狄君厚補寫的吊詞中所云：“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養(yǎng)人才，編傳奇，一時氣候云集。”但是，由于受長達一千七八百年的封建正統(tǒng)文學(xué)觀念的影響，編撰戲曲被視為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再加之當(dāng)時大多數(shù)曲作家的社會地位低下，生活漂泊不定，故有關(guān)元曲家的文獻資料猶如鳳毛麟角，少而又少。這無疑給元曲研究的深入設(shè)置了重重障礙。有感于此，孫楷第先生長年累月地潛心于元人典籍，廣搜博采有關(guān)元曲家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資料，哪怕是一鱗半爪、片言只語，也不憚其煩地一一著錄。然后經(jīng)過自己的反復(fù)比較、分析、補充，終于草成《元曲家考略》一書。
《元典家考略》的初版本由上海市的上雜出版社于1953年3月問世，屬該社出版的“中國戲曲理論從書”中的一種，距今已將近半個世紀。初版本共分甲、乙兩稿（實即兩篇或兩卷），考證了四十八位元曲家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數(shù)年之前，筆者有幸從石家莊市的舊書市場上淘得一冊，并曾竊喜多日。該書不僅品相極佳，而且還在扉頁、尾頁各一枚鮮紅的“中央戲劇學(xué)院圖書館”的圓形圖章，更平添了其收藏的品味和特殊意義。關(guān)于該書的資料搜集、撰述和出版過程，孫楷第先生在其《后記》里作了十分簡明扼要的說明。現(xiàn)轉(zhuǎn)引如下，以同好：
右《元典家考略》二篇。其材料乃二十年前所搜集。稿二十余冊，置敝中，為鼠嚙者十之二。一九四九年夏，偶檢得數(shù)冊，稍整比之，得二十三人。一九五0年夏，又檢數(shù)冊整理之，得二十五人。又補文之不備者共若干條。去年，上雜出版社欲印余論戲曲之書，乃取前后所整理者并付之。目第一次輯者為甲稿，第二次輯者為乙稿。其馀有稿而未整理者，尚三四十人。頻年多病，已無力及此。倘他日健康恢復(fù)，仍愿自整理之。誠如孫先生在其《后記》中所言，該書的初版問世之后，他又忙里偷閑，親自整理出丙、丁兩稿。只因后來遭遇十年浩劫，所以直到1981年11月才由上海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推出增訂本。這時距初版幾近三十年，怎能不令人感嘆！增訂本共考證元曲家八十五人，不僅比初版本增加三十七人，而且還對甲、乙兩稿作了較大的修訂和增補，使之更趨豐富和完善。增訂本雖僅有十萬余字，但它卻凝聚著孫先生畢生的心血和汗水。該書的問世，填補了我國古代戲曲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同時也拓展了人們的研究視野，意義非同尋常。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該書的戊稿孫先生未能在有生之年親自整理完成。戊稿計收元曲家十八人，先生生前親自整理有僅有其中的劉時中、馮海粟二人（見《文學(xué)遺產(chǎn)》1983年第四期），有稿而未整理者尚有十六人。這不能不說是元曲史研究上的一大損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元曲家考略》的全終有一天會與廣大讀者見面。我們期待著，期待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元曲家考略》是孫楷第先生在遍閱元人著述、大量占有第一手資料的基礎(chǔ)上，經(jīng)過自己的反復(fù)排比、篩選、考辨而成的，故全書能夠多見前人所未見，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它揭開了許多元曲家的身世、家世之謎，澄清了元曲家研究上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成為治元曲者的一部必備參考書。現(xiàn)僅舉兩例，即略見一斑：自元末明初以來，論者多將薛昂夫、馬昂夫、馬九皋誤為三位元曲家來予以評說。孫先生在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的基礎(chǔ)上，援引《薩天錫詩集》、《說學(xué)齋稿》、《楊仲弘詩集》、《胡仲子集》等多種元人著述，不僅指明薛昂夫即馬昂夫，亦即馬九皋，為有元一代的散曲大家，而且還詳細臚列薛昂夫的家世和仕履，終使薛昂夫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再如有人以為元人文集中的那篇《張可久去思碑》是關(guān)于元散曲大家張小山的新資料，但孫先生在撰寫《元曲家考略》時卻未加引用。這是因為在有元一代，立去思碑有著極為嚴格的品級限制，張小山在懸車之年仍沉淪下僚，根本不具備立去思碑的資格。因此，在孫先生看來，文集中那位立去思碑的張可久，只不過是與散曲大家張可久同名同姓而已。這一分析有理有據(jù)，令人信服。鄭振鐸先生曾經(jīng)用“沙里淘金”來比喻孫楷第先生的古曲小說、戲曲研究，真可謂一語破的。
學(xué)業(yè)專攻，久積乃成；文章寫實，板凳坐冷。這就是孫楷第先生及其《元曲家考略》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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