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州大捷是指發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冬，由朱厚照朱厚照親征在應州擊退自榆林入寇五萬精銳韃靼[dá]蒙古軍的戰事，又名應州大戰、應州之役。
明朝中期，韃靼多次襲擾明邊，明朝在北疆布置了“口袋”防御陣地，但防守困難。正德元年（1505年），年僅15歲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形成了新的政治中心“豹房公廨[xiè]”，并有意參與兵事。正德十二年（1517年），朱厚照在近幸邊帥江彬等人的鼓動下直奔宣府。同年九月，朱厚照遷居陽和（今陽高縣），自稱總督明朝軍事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在韃靼騎兵在長城殺虎口外集結后，做出迎戰部署，想將其大部分進攻力量牽制在大同附近。十月初一日（10月15日），韃靼軍突然從大同城西側分道南下入寇，與駐守大同鎮腹心地區的總兵王勛部、副總兵張輗部等開戰。朱厚照緊急調節部署，準備于陽和衛附近迎敵。次日，王勛部明軍與韃靼軍在繡女村開戰，張輗率部馳援，雙方因霧各自休整，而明軍各部也陸續趕至應州。十月初五日（10月19日），王勛等率部主動出擊，卻被韃靼軍分兵阻擊，朱厚照見形勢緊急，急率軍從陽和趕來增援，使被分割的明軍得以會合。次日，朱厚照親自督率諸軍與韃靼軍苦戰一天，迫使韃靼軍西撤，而明軍也于此后東撤，還駐大同市左衛，并在大同附近形成防守格局。此后，韃靼軍撤退，明軍完成了戰略防御任務，朱厚照向朝廷宣告應州取得大捷，并于次年班師回朝，封賞功臣。
應州大捷使得明帝國北方邊境暫時安定了一段時間。《明史·韃靼傳》認為自應州大捷后，韃靼蒙古軍只敢襲擾邊境，不敢大規模的南下侵擾。《明武宗實錄》認為，應州大捷錄功時“軍功太濫”。歷史學者謝貴安等認為應州大捷應歸屬明武宗在北邊娛樂生活。明清史專家李洵評價應州大捷是16世紀前后明朝與韃靼蒙古之間的一次較大的戰役，是明朝自弘治朝以來對蒙抗爭取得戰果較大的一次。應州大捷中，明軍的將帥與士卒都表現出空前的戰斗力，這和朱厚照調集四個邊鎮兵力的指揮組織作用分不開。這次大捷也是朱厚照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一件事，一些明朝人對此卻持一種輕視的態度。但應州大捷后，朱厚照有久住宣府、繼續西征的打算，也由此再次引發了文臣勸諫，使得政治斗爭加劇。
概述
應州大捷是指發生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由明武宗朱厚照親征在應州擊退韃靼蒙古軍的戰事，又名應州大戰、應州之役。
戰役背景
明蒙關系概述
土木堡之變后，明王朝對韃靼趨于守勢，圍繞北部邊境逐步形成了以九邊為主體的防御體系。弘治年間（1488年-1505年），韃靼達延汗（即蒙古小王子）部落進入河套平原地區之后，多次襲擾明邊。為加強河套地區的防御，明朝在大同市的山西行都司所轄的東到宣府西至偏頭關的東西縱深防線上，增設了陽和衛（治今陽高縣）、大同左、右衛（治今山西大同市）、玉林衛（今山西右玉縣境內)等重點屯兵衛所，并構筑南北兩條防線，形成了一個東西向的口袋形防御地區，“袋口”朝向河套地區，“袋底”即為宣府。但是這個防御地區的南、東、北三面的邊緣地勢復雜，關隘甚多，守軍分散，加之韃靼蒙古騎兵可以直接從北面奔襲大同、宣府，明軍防守較為困難。
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孛兒只斤·巴圖孟克基本統一了蒙古諸部，逐步控制了蒙古的瓦剌、韃靼、兀良哈三大部落，實力壯大。且因蒙古諸部的鐵器、茶、絲綢等生活資料短缺，又對明逼貢不成，在其逐步強大后，加強了對明朝邊境的武力掠奪，連年大舉侵犯明朝邊境，而明蒙關系也長期處于劍拔弩張的態勢。
正德九年（1514年）六月，韃靼蒙古騎兵沖至宣府以西140公里處的西海子地區(今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前旗境內的黃旗海)，威脅明朝京師，迫使明廷急調京營兵兩萬人馳援。同年七月，孛兒只斤·巴圖孟克率騎兵沖近大同鎮背后的陽和、天城諸衛，突入懷安衛。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韃靼騎兵又繞過“口袋”防御陣，從宣府以北的外長城入關實施搶掠，引起明廷上下的震動。
正德朝政治局勢
弘治十八年（1505年），年僅15歲的朱厚照即位，在朱祐樘朝頗受重用的劉健、李東陽、謝遷受命輔佐朱厚照，朱厚照不親近劉、李、謝三公為代表的朝臣，身邊聚攬了一群以劉瑾、馬永成等為代表的宦官近幸。宦官近幸為討皇帝歡心，經常誘導朱厚照游戲享樂，而朝臣不滿皇帝荒廢朝政的行為，和宦官近幸之間矛盾重重，政治斗爭愈演愈烈。
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朱厚照正式從乾清宮遷至“豹房公廨”居住，并開始籠絡宦官和邊地將帥，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當時跟隨朱厚照的近衛武裝基本上有三支隊伍，也是豹房政治的實力基礎。其一是舊有的侍衛上直軍，即包括錦衣衛在內的御林軍，約有萬人左右；其二是由四鎮邊軍組成的外四家，約有6500人左右；其三是由太監組成的內操軍，約有1000至2000人。其中，外四家由邊帥許泰和江彬掌管，而江彬原是宣府總兵張俊的部下，因戰功升任指揮使后隨邊軍入調，很受朱厚照賞識。
明武宗巡幸北邊
明武宗朱厚照自太子時期就好騎射、喜游獵，此愛好受到他的父親朱祐樘朱佑樘的支持，認為他“居安而思危，不忘武事”。而明孝宗離世時，朱厚照年僅15歲，也沒有受到很好的儒家教育，自即位起就沉迷于聲色犬馬。正德六年（1511年），明朝爆發了以劉六、劉七、楊虎為首的流民起義，兵部征調許泰、郤永等率邊軍入內鎮壓，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讓朱厚照對許泰、江彬等邊帥愈發信任，將他們視作豹房親信。
邊帥當中的江彬善于迎合朱厚照的心意，時常在他面前講說兵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還以邊塞風光之盛、美女之多慫恿[yǒng]他去西北邊塞巡行。而朱厚照本人也有在南海子射獵及微服出行的習慣，對文官們的勸諫雖有忌憚卻不以為然，文官對此也無可奈何。正德十二年（1517年）春，朱厚照在大祀天地之后，再次去南海子游獵。同年八月，朱厚照躲開巡關御史張欽的阻截，出居庸關直奔宣府，并在此營建“鎮國府“，令朝臣把重要奏章都送到這里核準才能實行。九月，朱厚照遷居陽和(今陽高縣)，自稱總督明朝軍事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明正德十二年九月，大同總兵王勛收到一封要求其好好守城、安心練兵的奇怪信件，落款正是“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王勛因朝廷無此官職而困惑，反復查閱文書仍未弄明白。
戰役過程
初期部署
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韃靼五萬（號稱）蒙古騎兵集結在長城殺虎口外，有意與其較量的朱厚照作出迎戰部署，即將少數兵力布置在遠離大同市的平虜（屬山西行都司，治所在今山西大同）與威遠（今山西右玉縣西南）二衛以哨探敵情；把重兵安排在大同周圍，以將韃靼軍的大部分進攻力量牽制在大同附近，使之不能東進，從而進入明朝的“口袋”防御陣地。
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初，朱厚照率軍來到宣府鎮的順圣川（今河北陽原境內）。從順圣川北至陽和衛，西至大同鎮，南至應州(今山西應縣)，且順圣川之西的河流可防騎兵突襲，卻突然接到線報，說在小王子的下令下，韃靼蒙古騎兵并未如期向東進攻大同，而是突然從大同鎮城西側分道南下入寇，已于十月初一日（10月15日）與總兵王勛部、副總兵張輗部等在大同鎮腹心地區接戰。朱厚照遂急命宣府游擊時春等率部馳援形勢孤懸、戰事吃緊的威遠衛以及平虜衛；令大同右衛參將麻循、平虜城參將高時率部尾隨在韃靼軍，防其繼續南下；又調宣府總兵官朱振、參將左欽等率部在陽和衛附近集結待命，準備迎戰，應州之戰正式打響。
親征應州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二（1517年10月16日），王勛部明軍與韃靼蒙古兵在繡女村遭遇，兩軍剛剛接觸，韃靼軍就脫離戰場，從應州西面南下，準備攻入晉中平原。次日，大同副總兵張輗率部趕至與王勛部會合，與韃靼軍在應州城北的五里寨激戰，黃昏時分韃靼軍稍作撤退，并分兵圍住了王勛等部，企圖將他們各個擊破，分別吃掉。結果，因為拂曉時起了大霧，不利于作戰，韃靼軍解圍后撤去，王勛部等明軍進入應州城休整。朱巒部及守備左衛都指揮徐輔等率援軍趕到后與之合兵一處。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五（1517年10月19日），王勛等率部出城尋戰，與韃靼軍在應州附近的澗子村遭遇。雙方大戰期間，遼東參將蕭滓、宣府游擊將軍時春及周政、高時、麻循等也率援兵趕到，韃靼軍遂分兵阻擊明援軍，使兩部明軍不能會和，且有被各個突破的危險。朱厚照見形勢緊急，急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及朱振，參將鄭驃等從陽和趕來增援，明軍士氣大盛，被分割的兩部分明軍也得以會合。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六（1517年10月20日）上午，韃靼軍又來進攻，朱厚照親率大軍向蒙古軍沖擊，蒙古軍促不及防，全線撤退，三支大軍就此匯合。次日，朱厚照率軍且戰且撤，轉移到平虜衛到朔州市一線，打算邀擊西撤的韃靼軍。后因起了黑沙風暴，加上明軍已疲憊不堪，朱厚照遂令大軍回駐大同市左衛，并在大同附近形成防守格局。
還駐大同
明軍回駐大同左衛后，韃靼軍尚未完全出關，繼續在玉林衛附近活動。朱厚照為防其再度進犯，重新調軍布防，將防御的重點放在大同以東到宣府一線，并把前線放在大同鎮到渾源一線，形成防守的格局。此后，朱厚照由前線返回大同，再從大同返回宣府，并令王勛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瓚向朝中宣告應州取得大捷的消息。
結果及后續
明清史專家李洵認為，朱厚照調動了四個邊鎮約五萬到六萬人的兵力，韃靼蒙古軍參戰兵力約三萬到五萬人。據《明武宗實錄》載，應州大捷中，斬獲韃靼軍16級，明軍死亡52人，重傷563人。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初六，朱厚照從宣府回到北京，滿朝文武百官按照他的旨意都穿上了“曳撒大帽鸞帶服色”在德勝門外迎駕。朝廷按照朱厚照的要求在德勝門外搭了數十座彩帳，幾幅彩聯上繡金字，群臣不能自稱臣，且要稱朱厚照為“威武大將軍”。而朱厚照還朝時，說自己在榆河時曾親斬虜首級一具。同年七月，朱厚照下令為應州大捷錄功，加封自己為鎮國公，升賞太監、總兵、副、參、侍郎、都御史、御史、郎中、主事及官旗軍舍95550人。
戰役影響
應州大捷中，韃靼蒙古勢力作為侵入者，既沒能東進也未完成南下的戰略目的，明軍作為防御者，在口袋形防區內與韃靼軍抗爭，迫使其西退，從而實現了明朝防御的戰略目的。此后，韃靼不敢再大規模入侵明朝內地，對明朝邊防形成有利影響。然而，朱厚照以應州大捷為機，大肆封賞，冒功濫賞的現象嚴重，還加封自己為公爵，使得應州封功顯得荒唐，并加劇了豹房政治的運作，影響了后世對應州大捷的評價。且應州大捷后，朱厚照有久住宣府、繼續西征的打算，也由此再次引發了文臣勸諫，從而加劇了政治斗爭，不利于朝局穩定。
傷亡爭議
據《明武宗實錄》載，應州大捷中，斬獲韃靼將士16級，明軍死亡52人，重傷563人。明清史學者李洵認為，應州大捷中，明朝最終實現了防御的戰略目的，使韃靼軍無法南下搶掠，被迫北退。故在兵員損失方面，雙方應是數量相當的，史書所載的傷亡數字存疑。韃靼蒙古軍不可能只死16人，若否，韃靼軍或會乘機擴大戰果。而史書故意夸大明軍死傷人數，存有故意把應州大捷說成朱厚照違背祖訓引發失利戰役的政治意圖。
相關評價
《明史·韃靼》評價說，自應州大捷后，韃靼軍只敢襲擾邊境，不敢大規模的南下侵擾。
《明武宗實錄》認為，應州大捷錄功時“軍功太濫”。明代學者王世貞認為，應州大捷賞功之濫，前所未有。明代章潢所輯的《圖書編》也認為應州大捷軍功冒濫。
歷史學者謝貴安等認為應州大捷應歸屬明武宗在北邊娛樂生活。
歷史學者黃仁宇認為發生在明武宗北巡期間的應州大捷具有軍事意義。
歷史學者孟森認為朱厚照雖昏狂無道，但其指揮的應州大捷有抵御強虜的作用。
明清史專家李洵評價應州大捷是16世紀前后明朝與韃靼蒙古之間的一次較大的戰役，是明朝自弘治朝以來對蒙抗爭取得戰果較大的一次。應州大捷中，明軍的將帥與士卒都表現出空前的戰斗力，這和明武宗朱厚照調集四個邊鎮兵力的指揮組織作用分不開。這次大捷也是朱厚照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一件事，但一些明朝人對此卻持一種輕視的態度。
《劍橋中國明代史》認為應州大捷實際上是16世紀明軍唯一一次趕走蒙古一支大突擊部隊的戰役，而朱厚照親臨戰場無疑影響了這個結局。
主要將領
參考資料 >
淺析明代“八虎”與宦官干政.中國知網.2024-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