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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杜修賢（1926年-2014年6月11日），又名杜山（周恩來贈名）、杜秀咸（江青贈名），出生于陜西米脂，中國攝影家，曾擔任新華出版社攝影記者、周恩來專職攝影記者、毛澤東專職攝影記者。

杜修賢出身貧寒，1940年加入綏德縣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任勤務兵。1944年到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學習攝影，師從著名攝影家吳印咸，此后擔任十八集團軍野戰軍政治部攝影員、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攝影隊副隊長。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4年，杜修賢調入新華社北京分社任攝影組組長，次年進入新華社攝影部。1960年調往中南海攝影組，任周恩來總理專職攝影記者，先后跟隨出訪過亞洲、非洲、歐洲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1964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周恩來總理出訪十四國新聞照片展。1969年8月被下放至新疆鐵列克提市，1970年因隨周恩來出訪朝鮮而調回北京，同年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師。1975年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并隨鄧小平訪問法國。1976年毛澤東辭世期間拍攝了大量珍貴照片。1980年，杜修賢擔任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直至1988年離休。2014年6月11日，杜修賢逝世，享年88歲。

杜修賢的多幅作品入選全國影展，如《天安門前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同志和他的親密戰友》《周總理到農村》《劉少奇主席在中國科學院作重要講話》《全世界人民一條心》等，他不僅多次發表紀實文章，還發表過新聞攝影理論研究文章《對新聞圖片真實性的一點認識》《對攝影記者應有修養的認識》等，并與顧保孜合著《紅鏡頭：中南海攝影師眼中的國事風云》。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26年，杜修賢出生于米脂縣的一個貧寒人家。1938年，年僅12歲的杜修賢就打長工，為謀生而飽嘗人間艱辛。14歲時，頂著烈日赤足走了40里黃土山路，來到綏德縣毛澤東青年干部黨校當勤務兵。

1941年9月在延安中央出版發行部任勤務員，1942年12月到延安新華書店總店任通訊員、管理員。1944年，他在延安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學習攝影，師從著名攝影藝術家吳印咸，從此與照相機結下終身不解之緣，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攝影生涯。1945年10月，杜修賢被分配到十八集團軍野戰軍政治部任攝影員，1947年10月擔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部攝影隊副隊長。

融入歷史

跟隨出訪

1954年，杜修賢調新華出版社北京分社任攝影組組長，次年12月調入新華社攝影部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杜修賢被派往中南海攝影組，跟隨周恩來，專門負責拍攝他的新聞照片。與杜修賢一同確定為專職攝影記者的還有侯波、孟慶彪、張彬，他們分別負責毛澤東、劉少奇和朱德的攝影。時年，杜修賢剛滿33歲，已有16年的攝影經歷，有扎實的抓拍功底，并以“快手”著稱，在中南海顯現出特有的“杜修賢風格”。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總理訪問了非洲十個國家和阿爾巴尼亞，1964年2月14日至3月1日又訪問了亞洲三個國家。訪問歷時七十二天，飛行十萬八千里。在訪問斯里蘭卡期間，宋慶齡副主席也應邀訪問了錫蘭。杜修賢作為唯一的隨行攝影記者，參加了這次不尋常的訪問報道工作。當時的設備還比較落后，除了相機，杜修賢還要隨身背一個沉重的閃光燈充電箱。周總理這次出訪，杜修賢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報道的。其一，既拍攝萬眾歡騰的大場面，也注意三兩個人歡呼的特寫鏡頭。例如在蘇伊士運河上，既拍成千成百的造船工人在甲板上熱情歡迎的遠距離鏡頭，也拍幾個造船工人振臂歡呼的特寫鏡頭。其二，抓住各被訪問國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來拍攝。例如北非婦女面戴黑紗上街歡迎中國貴賓；又如埃塞俄比亞人是手執劍和盾跳著舞歡迎的，幾內亞人是以邊擊鼓邊歌舞的方式表示歡迎的；另外，利用地方古建筑或特有的風景來顯示地方特點，像阿聯的金字塔、斯里蘭卡的椰林等等，都是很有地方特點的背景。其三，通過群眾一些具體的行動去反映各國人民對中國領導人的友好歡迎和接待，如阿爾及利亞一個水果加工廠，當總理去參觀的時候，一個工人拿著一個大柑子攀上欄桿獻給周總理。在拍攝方法上，杜修賢做了一種嘗試，就是不用看取景框進行拍攝。這種拍攝法的一個好處，就是在一定的拍攝點內，可以使拍攝者能拜托不利于攝影的客觀條件，進行拍攝。根據具體場合，把相機上的距離大致確定以后，有時舉過頭頂，有時伸向左右進行拍攝。杜修賢在拍攝完現場后馬上趕回酒店沖膠卷，照片洗出來立即送審，送審通過了再用傳真傳回北京。

遭遇厄運

1964年，杜修賢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周恩來總理出訪十四國新聞照片展。1966年7月1日當他跟隨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歸來，剛下飛機，就被接送到了新華出版社大院，成為審查對象。罪名是“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的特務、間諜”。之后，他被下放到車間當了一名定影工人。

1968年，杜修賢被派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與蘇聯接壤的鐵列克提地區擔任攝影任務，名義上是“體驗生活”，實為“流放”。當時中蘇邊境沖突不斷，43歲的杜修賢和其他幾個“問題”記者經常跟隨巡邏隊拍攝邊境巡邏的照片。天高地遠，離開政治斗爭的漩渦，心情也舒暢了不少，杜修賢少有地給在部隊當兵的大女兒寄去一張照片和一封信，照片中的他身著綠軍裝，背后是廣闊的天空。

1970年，周恩來出訪朝鮮，杜修賢被周總理的加急電報，召回中南海。在杜修賢坐上回京的火車不久，蘇聯的坦克突襲了鐵列克提的巡邏隊，巡邏隊和隨行的記者全部犧牲，而杜修賢因為這封加急電報幸免于難。回到北京后，他擔任新華社攝影部中央新聞組組長。1970年春天，杜修賢開始負責毛澤東主席的晚年攝影。有次毛主席要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來到會見廳，突然點名杜修賢進行拍攝，當時杜修賢正在大會堂樓上，負責指揮新聞記者拍攝下面將舉行的宴會活動。杜修賢急中生智，順手從另一個記者脖子上摘下一部機子，就急匆匆去往主席會見的大廳。正好，主席剛起身和外賓一一握手，他趕忙舉相機“嘁里喀嚓”照了起來。從主席那次突然點名要杜修賢到他身邊照像后，毛主席所有的外事會見和參加會議等活動都是由杜修賢負責拍攝。

珍貴記錄

1971年，杜修賢任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兼中央新聞組組長，次年任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1972年2月21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來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剛邁下舷梯的尼克松快步向周恩來走去，三米之外已伸出手，就在將握未握之時，杜修賢抓拍下了這歷史的一瞬間。當天，毛主席就在游泳池住宅會見尼克松和夫人，以及全體隨同官員。會談快進入尾聲，杜修賢就閃身進了書房，準備拍攝賓主告別的鏡頭。剛進去，就看見毛主席顫巍巍端起茶幾上的青瓷茶杯，舉了舉，示意尼克松也端起茶杯。尼克松立即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熱烈響應，端起了青瓷茶杯。毛主席興奮地“乓”地和尼克松的茶杯碰上了。剎那間，杜修賢馬上意識到這是毛主席最新創舉，以茶代酒，手疾眼快當即拍下了這個戲劇性的鏡頭。臨別時，毛主席雙手支撐沙發的扶手，緩緩地站立起來，移動腳步，和美國客人一一握手告別。

1973年初，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又一次訪華，毛主席在書房會見了基辛格。按照平時的規矩，只要拍攝毛主席和基辛格握手、會談的鏡頭就可以了。可是當他們起身相互告別時，杜修賢突然發現毛主席的情緒非常好，不停地比比劃劃講述他的觀點和認識。杜修賢不由地舉起機子，鏡頭里的毛主席豎起了食指，基辛格正在注意傾聽，后面的周總理卻默默無語，三人的神情特別有意思，有個性特點，杜修賢就果斷地按下了快門。照片發出后引起國外新聞界的重視，這張照片，有報道：中國大陸的新聞照片改變以前陳舊的握手模式，照片里的毛主席很健談，他要用他的理論征服美國。還有的報道：毛主席豎起食指，論證他的一個觀點，展現了東方巨人不可戰勝的意志。

1974年，周恩來的病情已惡化，癌癥轉移，身體明顯消瘦，但依然堅持工作。5月29日，他陪同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會見毛澤東，這是他最后一次走進毛澤東書房。會見結束時，鄧小平、喬冠華和主席告別后就走出了書房，而周恩來還站在門旁，他沒有參加他們的告別，只是默默地等待著。

注意到這一情景的杜修賢突然意識到，總理可能想要和主席握手告別。平時總理在主席書房并不拘禮，會談一結束起身就走，攝影記者們還常常擔心“抓”不著他的鏡頭，可這次竟然一反尋常。杜修賢趕忙找好位置等待著。就在毛澤東送客走到門邊，與站在旁邊的周恩來目光相遇的瞬間，原本一臉的微笑飛逝而去，立刻憂傷地垂下眼簾。這速變的表情令杜修賢驚詫不已，他端起了照相機。周恩來看著毛澤東，一邊慢慢地伸出手，毛澤東也慢慢地把手伸了過去。兩雙攜手近半個世紀，掌控中國革命方向的巨手握在一起。當杜修賢“咔嚓”一聲按下快門時，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卻是周恩來與毛澤東最后一次對著攝影鏡頭握手道別。

鏡頭里，毛澤東憂傷地耷拉著眼皮，頭稍稍地低著，蒼老的臉上布滿愁容和病容。周恩來的眉毛依然黝黑濃密，但一絲傷感的凝重神色卻在眉宇之間徘徊。那次握手后第三天，周恩來就住進了北京305醫院。后來，雖然從醫院飛去長沙市和毛澤東就四屆人大的問題又會晤過一次，但沒有帶記者同往，也就再沒有留下他們握手的照片。

1975年，杜修賢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同年隨鄧小平訪問法國。“文革”后期，領袖們逐步步入暮年，杜修賢的鏡頭也清晰地記錄下了周總理布滿面頰的老年斑和毛主席日漸塌陷的身軀。1976年1月8日，飽受病痛折磨的周恩來溘然長逝。待遺體告別結束，完成了全部拍攝任務，杜修賢回到西花廳，在鄧穎超大姐面前大哭一場，釋放他忍耐已久的悲痛。

進入1976年以后，毛主席的身體明顯不行了，5月12日毛主席在游泳池的書房里會見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之后，僅半個月又要會見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布托。5月27日，在游泳池的書房里，這也是杜修賢最后一次為毛主席拍攝。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9月22日，杜修賢和全體工作人員向毛澤東的遺體作了最后的告別。大約晚上八九點鐘，人民大會堂打電話到杜修賢的辦公室里找他，通知他立即去大會堂，有重要任務。杜修賢立刻帶上相機，并特意叫了個年輕的助手和他一同去。為了將來保存好主席的遺體，準備在無氧罩子里拍一些照片，留下來作為參考資料，以后用來對照主席遺體保存變化的情況。杜修賢進第一道門時，前面一個護士就上不來氣，連忙退了出來。當進入第二道門時，杜修賢頓時也感到陣陣的窒息。幸好進去前，有經驗的人告訴他出不來氣就拍背著的氧氣瓶子，他使勁地拍了幾下，氧氣接了上來，當推開第二道門時，杜修賢再次見到了毛澤東。杜修賢意識到，這可能是最后一次給毛澤東拍照了，，杜修賢一只手不停地拍打氧氣瓶子，另一只手拿起照相機，干脆將照相機拿離面部，憑感覺把鏡頭對準毛澤東的遺容，迅速從不同角度多次按動快門拍了20多張彩照。這些照片，張張成功，是毛澤東的最后一組照片。粉碎“四人幫”以后，因為長期擔任高層領導人的攝影師，杜修賢受到了長達4年的審查。

晚年生活

1980年，杜修賢恢復原職后淡出紅墻，擔任中國圖片社副總經理，直至1988年離休。離休以后的杜修賢不再摸照相機，而是專心侍弄起郊區院子里的那一畝三分地。每天從天亮一直忙到天黑，房前屋后種滿了豆角、茄子、西紅柿、辣椒等，院子里還養了鳥、魚、狗和雞。早些年杜修賢還參加一些社會活動，后來腿不太好了便幾乎不再出門。之后出版了《紅墻里的瞬間》《紅鏡頭》等一系列書。

2014年4月，杜修賢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因歲數大，不能手術或放化療，家人采用了抗癌的靶向藥。6月11日，因合并感染，全身多器官衰竭，杜修賢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主要作品

攝影作品

毛澤東和林彪最后合影

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最后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無意拍來的“正副統帥”合影，成為了他們最后在城樓上的唯一照片。

尼克松訪華

1972年2月21日是尼克松訪華的日子，為了讓各國記者拍攝好這一歷史瞬間，有關部門在機場邊搭了一個階梯式的大架子，距離賓主握手點約20米遠。上午11時，尼克松的專機出現在北京機場的上空。杜修賢說，我們屏聲靜氣，緊張地等待著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歷史性握手。艙門打開，第一個出現在門口的是滿面笑容的尼克松。他步子很快，一只腳剛落地，手就筆直地伸向兩三米開外的周恩來。周恩來不卑不亢，面帶笑容，等待著這只太平洋彼岸伸過來的手，就在雙手即將握住的剎那間，我當機立斷，按動了快門……后來由周恩來總理親自審定發表了這張照片。照片在媒體登出后，被譽為“精彩的歷史瞬間”。

周恩來最后一次視察

1973年10月14日，周恩來覺得自己的身體還不錯，于是陪同來訪的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一行前往洛陽市。這是周恩來的最后一次外出視察。

毛澤東鄧小平握手

1974年4月，此照見報后，標志著鄧小平將接替患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

毛澤東周恩來最后握手照

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后一次面對鏡頭握手告別。鏡頭里，毛澤東憂傷地耷拉著眼皮，頭稍稍地低著，蒼老的臉上布滿愁容和病容。花白稀疏的頭發整齊地向后披去。他臉上的肌肉明顯松弛，但很光潔。十分消瘦的周恩來用溫馨睿智的雙目凝視著毛澤東。攝影光從他后側射來，腦后和脊梁猶如披著一道光束，眉毛在逆光的面部依然黝黑濃密，充滿著生氣。曾洋溢樂觀笑影的“酒窩”雖已被歲月的刀斧鑿成兩道深深的溝紋，卻依然顯露出執著的善意。但是，一絲傷感的凝重神色卻在眉宇之間徘徊。因為畫面上兩個偉人都面色嚴峻，神情沉重，無法作為新聞片使用，便被封上了歲月的塵埃。

《鄧小平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

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誕生100周年，國家郵政局于2004年8月22日發行了一套兩枚的紀念郵票以及一枚小型張。“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枚郵票主圖選取的照片是1963年7月5日，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最后一次前往莫斯科同蘇共代表團會談前步出機場候機樓時的鏡頭。該圖由杜修賢所拍攝，鄧小平身著中山裝，健步行走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照片，并于7月6日在《人民日報》頭版刊載。

發表文章

書籍作品

個人生活

杜修賢有三個女兒，原來忙攝影的時候顧不上照顧孩子。老來性格依然倔強，喜歡獨來獨往的杜修賢，沒有和孩子們住，一個人住在郊區的小院。孩子們上班，周末有時會過來。此次病重，三個孩子輪流值班照顧，一家人相處得很融洽。

杜修賢的長女名為杜新。杜新曾隨丈夫趙長春派駐芬蘭赫爾辛基，協助采訪、拍照和洗照片。杜新去赫爾辛基之前，曾陸續有一些關于父親的文章發表，她曾提出幫助父親寫自傳，但杜修賢自己整理了《紅鏡頭》等一系列書籍和文章。杜新夫婦在赫爾辛基待了20年，2014年3月退休回到中國。杜修賢的二女兒名為杜冰，其丈夫名為楊東旭。

人物評價

杜修賢在政壇新聞上“行走”了近20年，離開中南海多年后，他還是那樣不善言談甚至外貌有點威嚴冷峻，回避好奇者刨根問底的訪談，更不允許作家們對他的經歷進行任意的加工與聯想。（顧保孜評）

人物軼事

“杜三”的由來

1960年，杜修賢成為周恩來的專職攝影記者，他相機拍攝的底片一角有一個“3”的阿拉伯數字。因為專職攝影記者按照當時中央領導人排序分為拍攝毛澤東的是“1”、拍攝劉少奇的是“2”，杜修賢正好是“3”。1963年底，周恩來總理由陳毅外長陪同出訪亞非歐十四國，杜修賢隨同拍攝采訪。在訪問非洲期間，周總理幽默的跟杜修賢說，陳老總的秘書叫杜易（一），幾內亞的總統叫約翰·杜爾（二），你嘛叫杜三……好不好？

之后，周恩來給他起了別名“杜三”，在中南海廣為流傳。連杜修賢自己都非常認可這個名字。

彈指千鈞

1970年春季，杜修賢開始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工作的。1970年到1976年這七年，正是共和國經歷“文革”動亂，又面臨第一代領導人步入晚年的嚴峻時刻。杜修賢快門下的毛澤東進入了垂暮之年，所以拍攝的不一定都是偉岸、光輝的形象，有時也會捕捉到令人意外的瞬間。杜修賢拍攝的每一個瞬間是歷史最真實的記錄。

1970年8月，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痛斥林彪一伙時的憤慨、憂慮、失望的神情，至今仍令人感到心之沉重和憂思之綿長；1971年5月1日，毛澤東與林彪最后一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無意拍來的“正副統帥”合影，成為了他們最后在城樓上的唯一照片；1972年1月，毛澤東突然穿著睡衣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原本沒有拍攝任務的杜修賢因為與陳毅老總私交不錯，主動前往，不料意外地拍到了毛澤東最后一次參加追悼會的場景；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后一次面對鏡頭握手告別；1976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外賓的瞬間記錄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畫面。

杜修賢也記錄了周恩來臨終期間的歷史瞬間。1972年春天，周恩來被發現患上了膀胱癌，1974年6月1日住進了305醫院，外事活動也從西花廳延伸到了305醫院。此后，一碰到會見外賓的時間超過半個小時，他的衛士、秘書就開始不住地從門縫往里瞧。如果超過一個小時還不結束，醫護人員也著急地站在門外。這時他們就讓杜修賢進去拍結束鏡頭，開始杜修賢不知道周總理患有重病，不理解醫護人員的意圖，不敢貿然進去，他怕違反規定。后來才意識到周總理真的得了很重很重的病。不然醫護人員和衛士們也不會寧愿違反規定也不愿讓總理多談一會兒話。1974年12月5日，杜修賢去拍攝周恩來在醫院會見日本客人池田大作。會見時間不太長。結束后，他提著攝影箱剛走到客廳的門口，身后有人叫“老杜”。杜修賢扭過身，周總理不知什么時候從治療的里間走出來，一手扶著門框，另一只手朝他招招。周恩來喘定一口氣，將視線緩緩地投在杜修賢的臉上，說：“我的病你知道了吧？”又用略帶沙啞的聲調對杜修賢說：“外國朋友都問我，你的病好得了嗎？我怎么回答？只能回答‘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杜修賢明白，周總理已經鎮靜自若、從容不迫地準備走向生命的盡頭。等周恩來轉身離開，杜修賢的淚水再也抑制不住了，滴落在腳下的紫色地毯上。

職業形象

杜修賢身上有許多和職業有關的特點。比如他長期用左眼對準取景框，右眼緊閉，久而久之，他古銅色的臉上出現了左眼大右眼小的“職業眼”。一旦舉起相機，那只小的眼睛便會麻利地合上，從而保證左眼一目了然，取景迅速。

除了眼睛有大小之別，肩頭還有高低之分。這也是長期背負攝影器材留給他的終身紀念。早年從事拍攝，肩頭除了要背幾部照相機，還要挎一個沉重的閃光燈充電箱，他又喜歡獨用左肩，所以造成了左肩低右肩高的塌肩模樣。只要一穿休閑裝，特別是夾克什么的，就會出現前襟不對稱的“獨特款式”。不過他會幽默地告訴你：搞文化的人都不修邊幅。

見過杜修賢的人大多評價他是條漢子，如果相處久了，漢子前就要再加一個“倔”字。他的性格非常倔強且耿直，不會作假，不會說奉承話，更不會拍馬屁，甚至連接電話都不會溫情地問一聲你好，而是粗聲莽喉對著話筒——講話！不了解他的人會被他這特殊的方式嚇一跳。

兩箱“回憶”

杜修賢保存著兩只咖啡色皮箱子，常聽有人問他是不是用這套器材為毛澤東拍照的，杜修賢曾解釋，這兩只箱子是跟隨總理出訪時攜帶的器材，里邊有太多的周恩來的音容笑貌。據他回憶，“總理讓我給他辦過許多事情。”“該我辦的，不該我辦的，他都讓我去辦。”杜修賢曾說，他離休后要做3件事：寫書、出畫冊、辦影展，后來他都做到了。

人物故居

杜修賢先生故居位于北京城北“王府家庭農場”。這是一座別墅式的建筑，屋宇錯落；院內辟地種菜，外墻上掛著玉蜀黍屬，屋內桌上擺著南瓜。

在故居中，匯集了杜修賢77個年頭的“絕代風華”：一排排裝訂在冊的底片、照片悄然屹立，大有“于無聲處聽驚雷”的壯觀。“紅墻”里的風起云落在這一隅突然沉寂了許多，唯有墻壁上掛著的一幅幅照片，向人訴說著它的“昨日輝煌”。坐在書房的沙發上，仿佛置身于一個“領袖”輩出的年代。那些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時刻和運籌帷幄的偉大人物，一一與你擦肩而過，他們“誰主沉浮”的英雄氣魄，讓人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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