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縣起義，發生于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縣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三位將軍起義。
1949年四川解放指日可待，但中國國民黨殘敵仍在，力量還大。
國民黨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聯絡川陜邊區綏靖主任鄧錫侯、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等商討起義，在中統特工遍布的成都市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12月7日，蔣介石察覺三人異常，立即通知他們于趕至成都開會，但劉鄧當即識破陰謀，隨即通知潘文華，北上彭縣會合起義。為躲避蔣介石近距離轟炸，也為盡快實現起義，二將軍連夜往彭縣趕，中途蔣派王纘緒親到龍橋鎮勸說回蔣懷抱，劉鄧二將軍堅定地回絕。1949年12月9日，大西南北有“劉、鄧、潘”，南有昆明保衛戰的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蔣介石趕忙于次日下午飛往臺灣。
彭縣起義，打亂了蔣介石預謀與我軍作最后“川西決戰“的部署，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進程，對于人民解放軍提前兩個月完成西南戰役的作戰計劃，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概述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在四川省近代史上發生了重大的歷史事件——彭縣“劉、鄧、潘”三將軍起義。起義從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等起義人員入駐彭縣古廟龍興寺起至27日撤離龍興古剎止，歷時18天。在歷史的長河中這極短的十八天還不足稱浪花，但在轟轟烈烈的人民解放戰爭中，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卻是閃光的史跡。彭縣起義，是我軍在圍殲中國國民黨胡宗南集團及川境其它殘敵的緊要關頭的率先義舉。它打亂了蔣介石預謀與我軍作最后“川西決戰“的部署，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當局妄圖建立所謂“陸上基地”的根基；幫助了我軍阻截并關閉了胡宗南部逃竄康、滇的大門；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進程，減少了人員的傷亡和城市的破壞；促使幾十萬蔣軍臨陣起義，投到人民陣營，對整個西南戰役的速勝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然而，彭縣起義決不是偶然的歷史事件，選擇彭縣龍興寺作起義總部也不是偶然的抉擇，而是有它必然的趨勢：一、人民解放軍雷霆萬鉤之力摧毀了蔣家王朝，并以摧枯拉朽之勢挺進大陸最后一個反動據點大西南；二、中國共產黨長期的統戰政策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三，“劉、鄧、潘”三將軍所處的勢態及彭縣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四，龍興寺高僧的殊緣。
歷史背景
全國的軍政形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取代了蔣家王朝的反動政權。這時的中國國民黨當局成了喪家之犬，東奔西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蔣介石帶著這具陳朽的牌子逃到了重慶市，企圖以蜀為中心在大西南建陸上政權。這就是當時的政治形勢。
在軍事上，1948年的遼沈、淮海地區、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蔣家王朝200多萬精銳部卒盡歸黃土，再加上1949年4月的渡江戰役、兩廣戰役，西北戰役，國民黨的軍事精華幾乎拼盡，就連號稱“小諸葛”的桂軍白崇禧也兵敗“祁山”，上演“五丈原”的新悲劇。然而在軍事上連連失利而導致政治倒臺的蔣介石決不甘心失敗，妄想天賜奇跡，挽回毀滅的命運．于是就狗急跳墻，慌忙在廣州戰役后飛到重慶市，搜羅殘兵敗將，喘息調整幾日后重新布陣，要同共產黨決戰川西，保住大陸最后一個“反共復國”大據點。蔣當時的戰略部署，是采用歷代統帥或君王保蜀時的辦法：“東堵，北抗”，所謂“東堵”，就是以長江天險為中心布防阻擋，名曰：川湘鄂邊防線，企圖將解放軍堵在東大門，像劉備當年抗據孫吳那樣，其戰將主選中國國民黨名帥宋希濂。川、湘，鄂邊境是川東屏障，北起巴東，南至天柱近千里防線。宋希濂部自7月由宜昌市、沙市區敗退至此，并與巴東孫震部配合協防，三個兵團加地方部隊約十五萬人拒守。而“北抗”就是在天險秦嶺以四川省山域為中心泛及甘南藏族自治州、陜南作為主要防線．兵力主要以胡宗南第五兵團、第十八兵團等部共八個軍倚秦嶺主脈沿成縣。徽縣。留壩縣，佛坪縣、鎮安縣一線構成主要防線。以第七兵團(司令官裴昌會)六個軍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脈一線構成二道防線，阻止解放軍由陜南、甘南入川。同時在南大門還加防了郭汝槐駐防瀘州市(初編第二十二兵團)，以谷正倫部第十九兵團兩個軍分駐在貴陽至晃縣(今新晃侗族自治縣)扼守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門戶及湘黔公路沿線要點．還配置了羅廣文兵團于南充市、達縣、大竹地區作機動，據勢態面向，或北、或東等．這樣一布防，不但把進入四川的大門堵住，而且連大西南的門戶也封死了。蔣以為這樣和共產黨抗衡必然有力，即使保不住大西南，拖上一段時間也可爭取國際援助，特別是美日支持，或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復國之夢定會實現。當時謠傳美日各譴40萬軍隊已登陸秦皇島市，幫蔣收復大陸。
以上僅是蔣介石的夢而已，而在共產黨陣營中卻是勝利的現實及其人民解放軍銳不可擋之勢。蔣介石的企圖共產黨早就看在眼中，為了痛打落水狗，徹底摧毀反動派在大陸的最后一個基地，中共中央作出了卓越的應對決策：“南北夾擊，關門打狗”。毛澤東多次明確指出：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省撤退，并有向昆明市撤退的消息。蔣介石還在作建都重慶市，割據西南的美夢，而欲消滅胡宗南集團及川康境內國民黨軍，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對白崇禧及盤據中國西南地區的國民黨軍，均應有取大迂回、大包圍動作，插至敵后，斷其退路，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實施回打。并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之第四兵團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指揮，擔任戰略迂回任務，由贛州市經廣東省出廣西壯族自治區迂回白崇禧集團，協同第四野主力將其殲滅于廣西境內，爾后兜擊云南省，在第四野一部的配合下，解放云南全境。第二野主力待廣州解放并迫使國民黨政府遷至重慶市后，即在第四野進行廣西作戰的同時，迅速有取大迂回動作直出貴州省，進占川東、川南，切斷胡宗南集團退往云南的道路及白崇禧集團的聯系，爾后聚殲四川省境內的國民黨軍。華北第十八兵團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一部由陜南、甘南藏族自治州入川，但不宜過早攻擊，應積極吸引胡部于秦嶺地區，待第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主力斷其退路后，迅速進占川北，挺進成都市，協同二野主力，聚殲胡部，解放川、康地區。在武力部署的同時還采取政治攻勢，即統一戰線這個法寶。毛澤東于同年7月指示：對中國國民黨軍隊除用戰斗方式解決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于是這兩大法寶向國民黨的大西南防線投來。
四川軍政形勢
當時處在黎明前的四川政治黑暗，官場腐敗，人心惶惶，大有末日來臨的凄風慘雨。川內的軍政禍害巳使人民喘不過氣來，再加蔣政權及敗兵流寇齊聚四川省，就像大魔頭撒旦的降臨，給人民的苦難可想而知。哪里有壓迫哪里有斗爭，光明就在眼前！下層的人民和士兵盼望北京的太陽普照過來，中上層人士也在各自謀求生路，一時四川出現空前的大震蕩、大動亂。從正義的力量說，四川地下黨如川東、重慶市，成都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地的支部，工委或特委紛紛派人到川軍或外來聚川的殘軍中作爭取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敵工部情報處也派出人員并聯系起義事項。其次中國民主同盟、民革等民主黨派和國軍，地方軍閥的親屬及各方面的進步人士也深入部隊各階層作策反工作。各派系各屬軍事集團中從士兵、基層官佐到中上層軍官也有部分經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成為進步人士，甚至還有極少數成為秘密黨員。這些人士暗流涌動，趁熱打鐵，圍繞和平解放這一主題在自己身邊進行進步活動。這些人員在四川省實力派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部中居多。非正義的方面以蔣介石殘余軍政集團包括胡宗南為主，以張群、王纘緒，王陵基、牽文、盛文等為輔的川內實權派掌控著四川軍政大權，支撐著搖搖欲墜的殘破江山。然而垂死掙扎，最后一拼的心態又使他們作破釜沉舟，井陘之戰的打算，即使決戰失敗，就順勢逃到康、滇以圖東山再起。這就是所謂的“敵頑”一派。而反蔣欲投人民的一派以國民黨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川陜邊區綏靖主任鄧錫侯（未就職，但黃隱軍長就付職。），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等三大實力派為主，早在共產黨長期的統戰工作爭取下，越來越靠近共產黨，隨時準備與反動政權脫離，待機起義。其次是以國民黨軍羅廣義、陳克非、董宋珩、李振。裴昌會為飄搖派的中間力量，在中國國民黨土崩瓦解，作鳥獸散的時刻有隨波逐流、聽天由命的表現。在當時軍力的分布和對峙中，單就國民黨軍隊來說，反蔣投共的軍力之比還是很有限的。國民黨胡宗南集團，宋希濂、孫震部僅正規軍約50多萬人，再加地方部隊的非正規軍約30多萬人均在四川省境內布防。而。劉、鄧，潘。三將軍直屬部隊不過3萬人，加上掌握和能爭取的地方武裝不過5萬人，能爭取中立的國軍在解放大軍未入川境時也不過10來萬人。可見軍事壓力之大，也可見象賭徒輸紅眼一樣的蔣介石為什么孤注一擲在四川。“劉，鄧、潘。三將軍在這種情況下起義會下多大的決心，鼓起多大的勇氣，勇敢從事多么壯烈的事業!
起義歷程
1949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針對蔣介石布下的在川、滇、鄂、黔的“天羅地網”開始迅猛沖擊，以風卷殘云，洪水滌蕩之勢很快突破了“川、鄂、湘”千里防線，打破了蔣介石苦心經營的川東門戶，繼而虛晃一槍攻占貴州遵義后又搶占川南，與秦嶺以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十八兵團形成一把大鐵鉗，慢慢向中國國民黨殘敵頭上夾來。四川解放指日可待，但殘敵仍在，力量還大。這時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通過中共駐雅安電臺王少春同志電告劉文輝：“大軍行將西指，希望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
劉文輝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就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其二十年的歷程中有時動搖，但在與過境中國工農紅軍交鋒時虛與委蛇，受到蔣的“悔過”處理，蔣為排擠、取代或消滅地方武力與劉文輝積怨甚深，甚至矛盾尖銳。蔣攪盡腦汁想吞并他，他也變著法子同蔣明爭暗斗，一斗二十年。共產黨針對敵營中復雜的成分和矛盾斗爭及時派員作劉的工作。對劉影響最大的是1942年周恩來通過劉駐辦事處的楊家引見，在重慶機房街親自作劉文輝工作，并派出共產黨情報人員王少春夫婦在劉文輝的省府雅安設立紅色電臺，使劉經常聽到延安市的聲音。尤其是1945年春，共產黨重要人物、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一個多月同劉的朝夕相處中使劉的世界觀有了明顯的轉變，眼界也大開。正如他自己所說：“1945年2月間，張友漁到成都市，共產黨派他幫我進行政治理論學習。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給我系統地分析世界和中國的革命形勢，講革命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連續達一個月，我等于進了一次政治學校”。經過共產黨多年的感召、爭取，劉把自己的利益逐漸同人民的利益放到一起，把自己的前途也逐漸托付在人民的陣營中．因此在解放四川省的火炮轟響時，他及時遵照周恩來的電示開始起義準備工作。他首先把西康省工作安排好后迎著危險上，帶著相關人員到成都來聯絡反蔣的實力派鄧錫侯、潘文華商討起義事宜。當時蔣在重慶指控成都市。蔣在成都的心腹有張群、王陵基，王纘緒，盛文等，再加大特務頭子徐遠舉及其中統特工遍布，猶如行走在黑夜的虎穴中，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但“劉、鄧、潘”三將軍與蔣勾心斗角了二十多年也自有一套對付的方略。他們首先采取穩扎穩打的辦法慎重推進形成以側、鄧、潘”為起義的核心小組，經常約集熊克武、鄧漢祥、楊家楨等秘密策劃商討起義事宜，隨時掌握敵我情況，關注事態的發展變化，及時將民主力量和地方實力派抓到手。為蒙蔽中國國民黨則采取花言巧語，巧布迷陣。對其“達官貴人”一如既往，采取迎來送往，把酒言歡，使他們看不出疑點。這樣既能準確地掌握對方的動向和可靠情報消息，以便及時作出決策，同時在暗地里積極準備起義工作。然而，沒有不漏風的墻，暗斗久了必露其鋒．12月7日，狡詐多疑的蔣介石終于察覺三人有不軌行為，立即通知他們于下午四點趕至成都北校場開會，欲強綁在蔣家王朝反人民的腐朽戰車上作殉葬品或挾送至臺。劉鄧當即識破陰謀，商量決定立即北上八十華里的彭縣去起義。彭縣是鄧部九十五軍的防區，而且戰略位置好，退可到廣大的龍門山區，進可一馬直下成都市。
劉鄧二將軍通知早兩日先離虎穴去灌縣的潘文華，然后分頭出北門在城皇廟后會合。劉文輝這時正患哮喘病，被隨員扶著從北城門左缺口處翻出高墻，來到約定地點，鄧錫侯已挎著作掩護的獵槍等候在廟后壩上。脫離了成都等于暫時逃脫了兵山，沖破了牢籠。但二人深知他們的出走對蔣介石來說會是怎樣的心情，又會使出怎樣的手段。于是劉即刻電告西康省軍政負責人按既定計劃行動，令駐武侯祠的二十四軍所部準備戰斗。鄧錫侯和所部九十五軍軍長黃隱令一二六師駐廣漢市部隊穆至彭縣，駐新都區的六三七團移至彭縣濛陽街道擔任警戒，令駐都江堰市的二二五師進入戰斗準備，駐崇義橋的鄧部駐軍立即進入戰斗準備，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進行警戒，保證劉鄧晚宿安全。
第二天他們繼續北進，至新繁龍橋已中午1點，蔣派王纘緒親到龍橋鎮勸說二人回到蔣的懷抱，并以其子蔣經國作人質來餌騙二人“回心轉意”。劉鄧二將軍理所當然地回絕了。為躲避蔣介石近距離轟炸，也為盡快實現起義，二將軍連夜往彭縣趕，將有偉大的歷史史命等他們去完成。
1949年12月9日，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徹底在大陸垮臺的忌日，大西南北有“劉、鄧、潘”，南有昆明保衛戰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南北二地的起義讓蔣介石心驚肉跳，他怕重蹈西安事變覆轍，趕忙于次日下午2時在成都鳳凰山機場登上“中美”號專機飛往臺灣。”彭縣”不僅在蔣介石的腦海中深銘，而且所有的人都關注著龍興寺這座古剎。
為什么“劉、鄧、潘”三將軍起義選在彭縣，且住在龍興寺？據一般的說法是彭州市自古就是蜀王立國的地方，處在川西壩的西北部龍門山脈的前沿，進中下攻入成都市，退可于龍門山拒守，戰略位置相當重要。當年的蜀族和彭族反復交戰于此，三國時為蜀漢的主要屯墾地，張獻忠當年帶兵至此也望而卻步，止馬于此，但更重要的是彭縣是川西著名的七佛勝地，是人們心儀的凈土，是黨的統一戰線的一個據點。彭縣起義地點的選擇除了歷史的態勢如此，還有一個原因是牽線入彭的能海法師曾是速成系的中國國民黨將領，早看透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嘴臉，久巳出家并作了新繁龍藏寺，彭縣龍興寺的方丈(后為正乘和尚)，曾身為同行的劉鄧與高僧在政治上有同感，而且都信佛，特別是劉文輝更把佛事作為政治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隨行常有喇嘛，每到一地必設經堂。當時川西有名的龍興寺廟寬房廣，既宜駐扎大隊人馬，又便于接待客人，自是首選之地了。因此劉鄧早在成都市策劃起義時就選擇了這里，同時這里又是鄧的防區便于保護。
“劉、鄧，潘”三將軍及其部屬匯聚到龍興寺(潘文華于10日從灌縣趕來)后，象眾星追月一樣陸續從各方涌來商量起義事項的人員，主要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派譴人員周超(化名章浩然)、朱穗欽、張俠，地下黨員胡春浦、洪寶書、王一平、詹大風、呂振修等，中國民主同盟的潘達逵、張志和、張鵬翼、黃慕彥等，“劉，鄧，潘”的主要部屬有趙星州、牛范九、楊曬軒、黃隱、嚴嘯虎等。龍興寺一時成了川西起義的大本營。為統一作好起義工作，三將軍經與二野代表、地下黨員和民主人士商量成立一個綜合小組。小組由解放軍代表、共產黨和民主黨代表，進步人士及起義將領、軍官組成，公推民盟的潘大逵負責。下設：組織組，由朱德欽、朱彥林、黃幕彥，胡克林、陳離等組成，朱德欽為召集人，嚴嘯虎。吳宗國列席；參謀組由章浩然，萬里、何翔迥、鄧亞民、張熙民、周朗清、黃慕彥、金摶九等組成，章浩然為召集人；宣傳組由張伯英、趙一明，鄧實庵、李光韜等組成，張伯英為召集人；情報組由萬里、劉重威，蔡可彬、何翔迥等組成，萬里為召集人；保衛組由張鵬冀、李載之、徐盛霖等組成，張鵬冀為召集人；策反組由胡克林、朱彥林、李鐵夫、李蜀華、何家杰等組成，胡克林為召集人。綜合小組開會，除各小組負責人外，還有鄒趣濤、陳離，李鐵夫、陳蘭亭、朱彥林、黃慕顏、邱雙、曹四笏，李靜軒、黃冀等參加。組織策反，參謀三組開會時交互出席，互相配合。所有軍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三個組會同辦理。
統一行動小組成立后，領頭的劉文輝帶病抓緊工作，在作以上布置之前已完成起義通電的事項．早在12月7日北出成都市時劉就派副官將擬好的起義通電移送雅安交代理人楊家楨，待接到正式通知后由王少春發往北京。九日傳來云南盧漢起義的消息劉文輝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及時說服鄧錫侯和一些觀望的將領，基本統一意見后由劉文輝帶頭簽名的起義通電稿終于出臺。幾經波折轉到雅安時已是12月11日，已遲于云南省通電，只好將日期填在12月9日與盧漢同時。
起義通電發出后，劉文輝身患疾病，為了從真正意義上獲得新生，他以頑強的毅力來戒罌粟煙癮。潘文華也在病中，場面上的事全托給鄧錫侯，只重大問題再碰頭。
鄧錫侯的軍政生涯與劉文輝雖不一樣，但在受到蔣的排擠打擊都是一個樣，因而反蔣投共的決心大致是一樣的。雖然當時上層人士都說他是“水晶猴子”特別的“精靈”，但他在起義的關鍵時候卻與劉和潘緊緊相靠毫不動搖。如當年12月7日劉鄧二人感到蔣介石。圖窮匕首見。，欲扣留他們時經反復考慮謀劃起義事宜及地點，最后定在進可會合解放軍對胡作戰，退可以據守山地的彭縣。在當時簽電文時由于彭縣是他的防區，不能喧賓奪主，劉讓他先簽，他卻讓劉先簽，說是劉最先同共產黨接觸。從這些細節可看出，彭縣起義時二人的作用和情義。
起義通電文稿
北京毛主席，朱總司令并轉各野戰軍司令暨全國人民公鑒：
蔣賊介石盜竊國柄載于茲，罪惡昭彰，國人共見。自抗戰勝利而還，措施益形乖謬，如破壞政協決議各案，發動空前國內戰爭，紊亂金融財政促成國民經濟破產，使貪污壬橫行，貽笑鄰邦，降低國際地位，種種罪行，變本加厲，徒見國計民生枯萎，國家元氣斷絕。而蔣賊惡不悛，唯利是圖。在士無斗志，人盡離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兩省八年抗戰所殘留的生命財產，作孤注之一擲．我兩省民眾，豈能忍與終古。文輝、錫侯、文華等于過去數年間，雖未能及時團結軍民，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然亡羊補牢，古有明訓，昨非今是，賢者所諒。茲為適應人民要求，決自即日起率領所屬宣布與蔣、李、閻、白反動集團斷絕關系，竭誠服從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總司令與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劉司令員、鄧政治委員之領導，所望川、康全體軍政人員，一律盡忠職守，保護社會秩序與公私財產，聽候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反對派之殘余，以期川、康全境早獲解放。坦白陳詞，敬維垂察。
劉文輝、鄧錫侯、潘文印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起義的意義
繼北平市、湖南省兩次起義后，彭縣起義是大陸上的最后一次起義，震驚了蔣介石集團，連最后一場美夢也破滅了，成都市也是他在大陸的最后立足點。惱羞成怒的蔣介石豈容背負他的人，他臨走時命令胡宗南派兵先解決。劉、鄧，潘。三將軍及部署，然后決戰成都或退往康。滇。胡宗南唯蔣令是從，立即抄了劉文輝的家，用武力解決了劉駐武侯祠部隊，在西昌市攻打劉部伍培英駐軍。同時派羅廣文，陳克非等攻打彭縣起義據點。彭縣一時處在胡宗南、孫元良、楊森約20萬人的包圍之中。在這大軍壓境的危急關口，鄧錫侯九十五軍分布在彭縣南面、西面，以柏條河為屏障防阻，東面北至浦江，南至蒙陽鎮布防，并把撤退的后路也考慮好了，積極在彭縣關口(今丹景山鎮)海窩子(今新興鎮)一帶構筑堅固工事。在政治上通過中共黨員，民主黨派往集結在溫江區，郫都區、崇寧(今唐昌鎮)，新都區、廣漢，什邡市等地的中國國民黨軍去作起義策反的工作。如中共黨員統戰小組的呂振修冒著危險到郫縣陳克非部策反成功，加上什邡董長安的起義，這就解了崇、彭、灌之危。緊接著又爭取了駐溫江的羅廣文兵團倒戈在郫縣起義。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迅猛進攻下，在“劉，鄧，潘”三將軍起義帶動下，綜合小組，特別是劉鄧潘及統戰小組的“策反下”，國民黨聚信在四川省的九十多萬部隊就有36萬人起義，15萬人投誠，40萬人被殲，號稱“天下無敵”的胡宗南部也被徹底消滅。
彭縣起義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的艱苦奮斗，流血犧牲，前仆后繼的精神還在，中國共產黨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還沒有褪色，它還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參考資料 >
理論學習丨民革黨史學習(五十).微信公眾平臺.2025-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