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糧食稅》是蘇聯革命家列寧創作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該書中，列寧闡明了在小農經濟占優勢的國家建立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正常經濟聯系、鞏固工農聯盟、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指導蘇維埃共和國實現從以余糧征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以糧食稅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全面轉變。
內容簡介
在《論糧食稅》中，列寧說明了1918年和1921年俄羅斯經濟狀況及其經濟政策的歷史背景，闡明了實行以征收糧食稅為中心內容的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和實質，進一步探索國家資本主義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作用及其實現形式，明確提出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機關全體工作人員在實行糧食稅政策過程中的任務，并且集中論述了實行新經濟政策必須改進工作方法。
作品目錄
創作背景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俄國遭到了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國內白匪的武裝叛亂，剛開始的國民經濟恢復和建設中斷，被迫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主要的內容是實行余糧收集制，即向農民征收全部余糧以及一部分口糧，以保證軍隊和工人的糧食供應，有力地保證了三年國內戰爭的勝利，鞏固了蘇維埃政權。但因當時紙幣嚴重貶值，實際等于無償征收，給農民造成沉重的負擔，阻礙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破壞了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1920年冬國內戰爭結束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重新提上議事日程。1921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的提議，通過了《關于以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的報告》以及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但是，這一政策轉變引起了黨內機會主義的攻擊和歪曲，黨員干部也疑慮重重。為了回擊黨內外的歪曲和攻擊，向全黨和全國勞動人民說明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和意義以及必要性、可行性，列寧寫了該文。
作品思想
（1）從一般原則的角度說明了1918年和1921年俄羅斯經濟狀況及其經濟政策的歷史背景，闡明了實行以征收糧食稅為中心內容的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在農業方面，1921年俄國經濟存在和1918年相同的五種經濟成分，占主導和優勢的仍然是小農經濟。幾年的戰爭和封鎖對經濟的極度破壞因1920年農作物的歉收更加嚴重，傷害了農民種糧積極性，農民的生活更是達到了極貧困的地步，結果引起了他們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不滿和政治上的動搖，多半來自農村的喀瑯施塔得水兵甚至爆發了叛亂。在工業方面，由于嚴重的貧困和經濟破壞使各大工業中心缺乏糧食和燃料等儲備，大部分企業無法開工，影響了工業和運輸業的恢復。面對如此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無產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最迫切的政治任務就是改變糧食政策，用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即農民繳納規定的糧食稅賦，稅額比余糧收集制低，只是余糧的一部分，納稅后剩余的糧食由農民自己支配，可以在市場上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換取工業品，以此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工業領域實行新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恢復小工業，能夠立刻給農民經濟以相當幫助并提高其生產力，進而改善工農的生活狀況，鞏固工農聯盟和無產階級專政。
（2）闡明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它不是從共產主義過渡到資產階級制度，而是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過渡；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又是從帶有小農占人口多數所造成的種種特點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經濟形式。這就是列寧的兩個過渡理論。列寧引用1918年5月所寫《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的觀點分析指出，所謂“過渡”在經濟上就是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因素，承認當年在估計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以及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限方面有許多錯誤，實際期限比當時估計的要長。針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卡爾·考茨基等關于“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過錯的抨擊，列寧一方面十分肯定“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歷史作用，用勝利的事實證明“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因為當時不這樣做就不能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小農國家里戰勝地主和資本家；另一方面強調“戰時共產主義”是因戰爭和經濟破壞被迫實行的特殊的、臨時的政策和辦法，它的功勞是有限的，它不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不能滿足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最理想、最“正確”的政策是用農民所必需的工業品去換取糧食。然面，現實的經濟水平和條件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才改變余糧征集制的糧食政策，實行同貿易自由相聯系的糧食稅制度，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在貿易自由基礎上復活。針對有些人關于“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幸福”的議論，列寧認為這種議論是不正確的，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相比，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根據俄羅斯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千百萬小生產者的小經濟發展就是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小生產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因此，必須探討從宗法制度、從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及其途徑和方法。
（3）進一步探索國家資本主義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的作用及其實現形式。列寧提出了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途徑和方法的重要思想，詳細說明了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針對有些共產黨員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商業交換、資本主義發展的言行，列寧嚴厲批評他們是在干蠢事，是自殺。他認為無論是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問題，都是找到正確的方法，把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保證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列寧擬定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四種具體形式。第一種形式是租讓制，這是國家資本主義最主要、最簡單和一目了然的形式。蘇維埃制度下的租讓制就是蘇維埃政權為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和國家資本主義訂立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即把國家無力開發或經營的礦山、油田和林區等，同國內私人資本和最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縝密的書面合同，交由其承租經營。雖然蘇維埃國家會付出某些犧牲和代價，但是可以加翟先進的機器生產來反對落后的手工生產。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國家調整的經濟關系來對抗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系。租讓政策執行得當，就能迅速改進生產狀況，在最短時間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業產品的數量，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鞏固蘇維埃政權。第二種形式是合作制，即給予小商品生產者自由結成生產與銷售合作社的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對蘇維埃是有利的：一是有利于對小業主資本家的經濟活動進行計算、監督、監察以及推行國家和資本家之間的合同關系，在這點上和國家資本主義類似，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變種：二是便于把千百萬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這種情況，從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看，又是一大優點。列寧對租讓和合作社進行了比較分析。他指出，租讓的基礎是大工業，合作社基礎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產；前者要求有確切的合同和確切的期限，每一份租讓合同只關系到一個資本家或者一個公司、一個壟斷財團，后者不能有十分確切的合同和十分確切的期限；中斷租讓合同能夠立即、干脆地斷絕蘇維埃政權與資本家在經濟上的聯盟或“共居”的實際關系，而撤銷合作社卻不能；由租讓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一種大生產向另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租讓政策一旦成功，蘇維埃就會獲得為數不多、但卻具有現代先進資本主義水平的大企業，幾十年后完全收歸國有，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由小業主合作社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由小生產向大生產過渡，比較復雜和困難。但是，合作制政策一旦成功，既能輻射比較廣大的居民群眾，徹底鏟除一切根深蒂固的舊的社會關系，又能使小經濟得到發展，在可以預期的期限內，在自愿聯合的基礎上過渡到大生產。第三種形式是代購代銷，即國家付給資本家一定的傭金，由他們來銷售國家的產品和收購小生產者的產品。第四種形式是租借制，即把國有企業或油田、林區、土地等租給企業資本家，租借合同和租讓合同類似。后兩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根本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4）明確提出了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機關全體工作人員在實行糧食稅政策過程中的任務。大力發展、推行、培植國家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是把“租讓”（即和“租讓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相類似的）政策的原則和原理運用到自由貿易及地方流轉等等的其他資本主義形式上去；在大工業的恢復只能推遲的情況下，致力于較容易做到的事情，即恢復小工業，靠發展小工業幫助農民經濟，迅速振興農民經濟；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用一切辦法堅決發展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流轉，即貿易自由、商品交換。對于城鄉流轉的活躍造成資本主義成分的增長，列寧教導人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在經濟上剝奪了地主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只要無產階級牢牢掌握政權，將資本主義活動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和限度內，就一定能防范和克服資本主義的消極影響，從而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這就是糧食稅的基本精神，也就是糧食稅的經濟意義。
（5）集中論述了實行新經濟政策必須改進工作方法。首先，是反對官僚主義。蘇維埃國家官僚主義產生的經濟根源在于小生產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以及他們的貧困、交通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缺乏工農業之間的流轉、聯系和協作等。這種官僚主義因國內戰爭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面被壓制，戰爭結束后充分暴露出來。于是，官僚主義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列寧認為，官僚主義的危害集中在中央，要求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必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改善機關工作和清除其中的官僚主義，而地方可以幫助中央機關有效地與官僚主義傲斗爭。一方面，把各地培養的經過戰爭和艱苦生活考驗的新的年輕力量從下面提拔上來，增加大批新生力量，幫助中央機關克服因循習氣：另一方面，把某些工作人員調離中央機關到地方上工作，他們以縣和鄉領導者的身份在那里模范地傲好整個經濟工作，尤其是通過示范和扶持，引導農民走合作社道路，提供可供效仿的榜樣，模范鄉或模范縣將起到有決定意義的歷史作用。其次，要培養和調動各地方在經濟建設事業中的主動性，尤其是利用交清糧食稅后的余糧和利用小工業主要是手工業來發展工農業之間的流轉方面，應全面、大力、堅決發揮地方的首創精神。創新精神和擴大它們的獨立程度，研究總結其實際經驗。再次，在促進工農業流轉方面，向資本家學習。聰明的共產黨員不怕向資本家學習，為了學習要不惜破費，只要能學到東西就行。要比自己身旁的資產階級專家做得好，要會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和工業，發展工農業間的流轉。最后，要竭力幫助廣大勞動者，密切聯系各階層勞動群眾，不僅要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還要從他們中間選拔非黨人員。擔任蘇維埃工作。首先是經濟工作。做到這一點。就有助于糧食稅政策的實施，也能挖掉小生產者動搖的經濟根子。過去因破產、貧困和艱苦的生活引起小生產者動搖跟著資產階級走。明天就會跟著無產階級走。久經鍛煉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一定會勝利。
作品影響
列寧在該文中闡明的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內容和實質，標志著在探討適合俄羅斯具體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是指導蘇維埃共和國實現從以余糧征集制為核心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以糧食稅為核心的新經濟政策全面轉變的綱領性文件。不僅在當時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鞏固工農聯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于指導經濟落后國家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利用市場、外資、國家資本主義等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具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出版信息
《論糧食稅》于1921年5月初由國家出版社在莫斯科刊印出版單行本，又發表于6月出版的《紅色處女地》雜志，同年被譯成德語、法文、英文，刊載于《共產國際》雜志第17期。中譯文被收入《列寧全集》第二版增訂版第41卷。
作者簡介
列寧（俄語：Ле?нин，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俄語：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布爾什維克黨創立者、蘇聯建立者和第一位領導人。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列寧主義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稱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