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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貝德士（1897年—1978年，英文名：Miner Searle Bates），基督徒，在華美國傳教士、宣教學學者。

貝德士畢業于俄亥俄州的海勒姆大學，并以羅茲學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35年，他在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系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17至1918年，貝德士在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做基督教青年會工作。1920年至1950年，貝德士在南京大學教授歷史。1938年1月10日，貝德士通過美國海軍帶出一封密信，其中記錄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1946年，貝德士曾在東京法庭出庭控訴日軍在南京的殘暴行為。1945年，貝德士的著作《宗教自由：一份調查》出版。1950年，貝德士離華返美。1978年，貝德士去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7年，貝德士出生于俄亥俄州的Newark。他畢業于俄亥俄州的海勒姆大學（Hiram College），并以羅茲學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在牛津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35年，他在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系獲得哲學博士。

工作經歷

1917至1918年，貝德士在印度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做基督教青年會工作。1920年至1950年，貝德士作為基督教聯合傳教會（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即基督會）的傳教士，在南京大學教授歷史，長達30年之久。1945年，貝德士的著作《宗教自由：一份調查》一書用七種文字出版。1950年，貝德士離華返美。1978年，貝德士去世。

主要作品

參考資料

人物成就

貝德士創建并長期主持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歷史系，在中國高校中較早地開拓了世界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培養了王繩祖、陳恭祿、章開沅、吳天威等著名史家，在中國教育史和學術史上產生了較大影響。在1937年冬到1941年間，貝德士為保護中國難民和揭露日軍暴行做了大量工作。他還服務于中國高等教育委員會、南京國際救援委員會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委員會。同時，在日本占領期間，貝德士還參與調查鴉片貿易。1945年，他的著作《宗教自由：一份調查》一書用七種文字出版。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指出日軍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人物軼事

對日觀點

1936-1941年期間，貝德士曾7次訪問日本，在教會資金的贊助下，利用當地資料研究亞洲現狀、日本社會狀況及政府政策動向。從貝德士遺稿可以看出，他在1937年之前就向國際社會發出警告：日本軍國主義必將推進大規模侵略戰爭。

記錄暴行

1938年1月10日，貝德士通過美國海軍一艘駛向漢口的拖船帶出一封密信，這封信是被復印并秘密送出去的。信一開頭就說明“這是在強奸、刺刀刺戳和毫無忌憚的槍殺之間倉促寫下的簡短筆記”，接著較為詳細地敘述了近一個月日軍在南京的種種暴行。這封信后來被送到許多中外人士手中，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杰在2月14日的日記中記載：“今日由漢口渡江赴武昌，去華中大學之餐約。席間該校代理校長黃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國教授Bates，最近托美國軍艦帶出之信息。據B氏1月10日函稱，目軍入南京后，其強奸、搶掠與殘殺無武器人民之慘狀，有非外間所能夢想者。”可見貝德士信件已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現在查有實據的1938年1月10日貝德士信函是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最先向外界揭露其真相。貝德士在這封信函中說：“我們感到以積極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種道德的義務。只有我們或者與我們一道工作的人們才能做到如此”。

貝德士在1938年4月12日從上海市寄出的致友人函說得很清楚：“這里正稼珍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貝德士文獻》昭質（江蘇省檔案局，江蘇南京，210008）積極準備在英國和美國出版H.J.田伯烈先生寫的一本書，作者是《曼徹斯特衛報》有經驗的記者，書名可能是《日軍在華暴行》。他保存著得自此間救濟團體的陳述中國實況的大量文獻。這些資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公布的。盡管不能為這項工作承擔法律責任，但從一開始我便與它聯成一體，曾經參與商討計劃及其發展，也曾校閱全部文稿。此外，該書還利用了我在12月15日起草的一份報告，那是為當時留在南京的許多新聞記者準備的。附件中包括許多12月間我給日本使館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日敘述過去幾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情況的信。”該書還引用了費吳生關于日軍暴行的日記，登載了馬吉關于日軍暴行的幾張照片。

貝德士同《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田伯烈合作，向他提供了大量資料和信件，后者于1938年3月編成《戰爭意味著什么?日軍在華暴行》一書。1938年7月，楊明譯的中文本《外國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在漢口出版。此外還出版了兩種日語譯本。貝德士直接參與了此書的編寫，并審閱了全部文稿，出于安全原因而略去了名字。這本書從留京外國人的所見所聞出發，全面真實地揭露了大屠殺的真相，是最早出版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原始檔案史料集。以后此書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保護民眾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市，大舉西進，直逼南京。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董事會董事長杭立武邀約留下的這些外僑，決定效法上海，成立南京“安全區”，供難民避禍。德國人約翰·拉貝被選為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杭立武被推為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兼安全區主任。后來杭奉命護送朝天宮古物西遷，離開南京，總干事一職由貝德士繼任。日軍為使安全區崩潰，百般刁難米煤供應。為養活這幾十萬人，國際委員會成員一方面與日軍談判爭取，一方面偷偷出城購買。貝德士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不再吃面包，和難民一樣喝稀飯，以節約糧食。按照國際慣例，安全區應當保持中立，只收容難民和解除武裝的軍人。掩護抗日軍官，如被日本人發現，極有可能給國際委員會和整個安全區帶來滅頂之災。但同情中國的外僑決定冒險，教導總隊參謀長邱清泉被貝德士藏在金陵大學管理大樓最頂層密室。

1937年12月19日，貝德士與費吳生、史密斯博士一起到金陵中學，看到一個姑娘正被三個日本兵和一個騎馬的日本軍官追趕，費吳生一把將姑娘推進自己的汽車，關上車門就向校門外開去。日本軍官悍然橫馬擋在車前，但是馬害怕汽車發動機聲閃到一邊，費吳生等人便開足馬力賓利飛馳而去。

出庭作證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審訊第一批28名甲級戰犯，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殺的主犯、前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以及共犯前首相廣田宏毅、前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武藤章等人。為嚴懲這些劊子手，中方特邀貝德士出庭作證。同年7月29日，貝德士來到東京法庭。在宣誓之后，貝德士以大量確鑿有力的證據控訴了日軍在南京的殘暴獸行，使大屠殺的事實鐵證如山，日本戰犯難以抵賴。

貝德士在陳詞中列舉了自己親歷的諸多日軍暴行：“本人曾親見日兵槍斃中國平民，滿城各街盡是陰尸，有著軍醫者，有為平民者。余曾見被日兵殺傷之平民，余并曾親眼看見日兵強奸多數婦女。余對日兵任意槍殺及損害平民的暴行——包括強奸、刺死與槍斃——一再抗議。12月15日，日兵由司法院驅逐平民四百人前往斬殺，余曾交涉三小時之久，希望能救活此等無辜之性命，但終歸無效。”因為要不斷與跋扈不羈的日軍直接交涉，他自己也時常處于日軍槍口、刺刀的威脅之下，感受到難以言表的驚恐、恥辱和無奈。對此，他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每天有幾千難民送來登記。為了他們的安全，我們對在這幕悲劇中處于各種重要地位的日本軍官和士兵必須笑臉相迎，謙恭有禮，接連許多天，簡直是一種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