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松齡（1898年10月21日－1972年11月28日），華容縣人，原名黃克謙。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經濟學教研室顧問。專門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特別是農業經濟的研究，著有《黃松齡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遺稿》《讀馬克思恩格斯論農業和農民問題》等。
人物經歷
黃松齡1898年原籍石首市縣岳軍鄉。幼年喪父母，由祖父撫養成人。1904年入私塾讀書。1915年春赴北平市求學，考入中央法政專門學校學法律。1919年5月3日，參加五四運動遭軍警逮捕，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獲釋放。同年夏，結識惲代英、林育南。1921年入中國大學學習。1924年東渡明治大學讀研究生，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3月，應惲代英之邀，棄學回國，到黃埔軍校第五期二團入伍生部任少校政治教官，講授《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和《三民主義》。1927年4月17日，奉周恩來指示離粵赴漢，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教官，講授《農民土地問題》。12月離開武漢市赴南昌市，1928年5月下旬不幸被捕。1930年3月獲釋出獄時，把原名黃克謙改為黃松齡。
1930年7月到達北平市，先后聘為朝陽大學、民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教授。九一八事變后，發起成立大學教師聯合會，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轉入中學教聯參加活動，并與張友漁等組織《世界政壇》社，自費出版《世界政壇》雜志。1934年任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1935年冬，組織“文化勞動者同盟”，同時，主編《時代文化》雜志。1937年被解聘。學校當局愿意改聘他為榮譽教授，他嚴辭拒絕。有人對他不要“飯碗”不理解。他說：“我要是只為了自己吃飯，就不會參加革命了，因為我家里有的是飯吃。”
七七事變后，他離開北平市到濟南市、武漢市，參與組建湖北戰時鄉村工作促進會，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參加活動。在董必武的支持下，辦會刊《戰時鄉村》，創辦《民族戰線》周刊。1940年7月底北上延安市，分配在中央財政經濟部任指導員。1941年春，與毛澤東就當前政治、經濟諸方面的問題作長時間的談話。不久，他寫了《論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提綱。參加了延安整風學習。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財經辦事處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學財經學院院長。
1949年1月15日，隨黃克誠部進駐天津市，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軍管會文教部長。領導出版了《天津日報》，開設廣播電臺。1952年10月25日，天津醫科大學正式開學。1952年底任國家高教部第一副部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8年他辭去高教部職務，專門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的研究。1960年10月任中央高級黨校經濟學教研室顧問兼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1972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主要學術成就
黃松齡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資料和文章，1980年12月由中央黨校和天津社會科學院整理成了《黃松齡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遺稿》，還出版了他的《馬克思恩格斯論農業和農民問題》。一些經濟學家讀到《遺稿》，看到他的經濟學思想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經濟政策如此吻合，頗有感慨地說：“今天新經濟學的發明權，應屬于黃松齡！”
詩三首
寄溟社諸友抵雪梨前夕(十五)
夸道尋春萬里身，秋風猝地已愁人。膻肴久食思鄉，薄酒初嘗異釀醇。滄海飛鷗隨有日，云間青鳥盼無因。南洲十載羈留后，重聚猶能誦感甄。
寄怡保諸友
飛航漫詡氣如虹，避暑尋詩百念空。燈外管弦殘臘味，煙中人影暮天鴻。愁深倚枕添秋思，病懶憑欄畏曉風。多謝故人詩一卷，幽懷相伴有詩翁。
野宿
野店荒村夜，潮來拍岸寒。秀才悲白眼，狂士悅青鬟。碧落橫星斗，驚濤震遠灘。鼾聲人語寂，眉月擁氈看。
個人婚姻
黃松齡十四歲（1911年）奉命被逼成親，兩個苦命人同病不相憐，九年不同居。十六歲（1914年）跟堂兄去北京求學。與黃克謙家庭的富裕相比，他的妻子楊淑貞出身貧苦。楊淑貞的父親是個教書人，收入微薄，生計不能維持，哥嫂還須租種地主的地。她出生前，她的母親已溺死了兩個女嬰，她也在出生后快被母親掐死的時候，由家人破門而入搶出來，留下一條命。母親沒奶，她是“母牛哺大的姑娘”。后來又有兩個弟弟，她就帶著兩個弟弟。她的母親去世后，楊淑貞受到當家嫂子的虐待，吃盡了苦頭。黃克謙的爺爺之所以定下這門窮親，一是認準了楊父的學問人品，二是他認為能吃苦耐勞的女孩子比那些嬌氣十足的富家小姐對克謙的學業可能更有助益。
楊淑貞在黃家備受輕蔑、歧視，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癥。這時，黃克謙得了消息，回家料理。對骨瘦如柴僅有一口氣的名分上的妻子產生了憐憫，繼而是眼見自己的堂客居然受虐后的不平。他發怒了，自責了。他盡心盡力為妻子延醫治病。就在百醫不治的情況下，黃克謙五內俱焚，愧疚難當。他“握著淑貞青筋突露、毫無生氣的手，聲淚俱下地呼喚著：‘淑貞，醒醒吧！你一定要好起來，我們以后好好地過日子。’”他的一聲聲深情呼喚，一句句發自內心的話，把妻子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楊淑貞終于蘇醒，治療慢慢見效，又活了過來。
一九二七年，把楊淑貞與孩子接到武漢市，與毛澤東、楊開慧比鄰而居。楊淑貞精打細算，操持家務，還不得不打工，賣苦力，貼補家用，支持丈夫革命。當然，擔驚受怕更是常事。為便于工作，黨組織讓黃克謙對妻子公開自己的身份與所從事的事業，楊淑貞很平靜地說：“我曉得。”黃克謙對此感到突然，但對楊淑貞而言，這也是“所由來漸也”。
黃與楊的堅貞不渝的愛情，在某些干部中一度刮起的換老婆歪風中經受住了考驗，楊淑貞是老一輩高干的妻子中少有的“小腳女人”。她，她的丈夫，依然是一對革命伴侶，戰友，老夫老妻。他們為此而滿足而自豪而備受世人尊敬。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