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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卡廷慘案（英語：Katyn massacre），又稱卡廷大屠殺，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于1940年4月至5月對波蘭軍官和戰俘進行的一系列大規模處決事件。

1939年9月17日，蘇聯侵略波蘭后，對波蘭公民實施了大規模鎮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將大量受過教育的波蘭精英階層作為戰俘抓捕。1940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決定處決在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營地和監獄中被關押的25,700名波蘭戰俘。處決行動從1940年4月初開始，每晚都進行。確認身份后的戰俘被帶到隔音牢房，跪下后即被從背后射殺。尸體隨后被移至等候的卡車，緊接著另一名戰俘被帶入，重復相同的處決過程。被處決的戰俘包括波蘭士兵、飛行員、政府代表和皇室成員以及平民。據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數據顯示，卡廷慘案的受害者共約22,000人，其中確認死亡的最低人數為21,768人。

1943年4月，納粹德國政府宣布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發現大規模墳墓。約瑟夫·斯大林因波蘭流亡政府要求國際紅十字會調查此事而與波蘭斷絕了外交關系。1943年9月至10月，蘇聯重新奪回斯摩棱斯克，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開始了掩蓋行動，并聲稱受害者是被納粹殺害的。直到1990年4月13日，蘇聯正式承認為卡廷慘案負責。卡廷慘案在戰爭余下時間及之后深刻影響了波蘭與蘇聯的關系。對于波蘭人來說，卡廷成為了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眾多受害者的象征。

事件背景

入侵波蘭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挑起了“波蘭戰役（Invasion of Poland）”，引發英國和法國根據與波蘭的《英波軍事同盟》（Anglo-Polish military alliance）及《法波同盟》（中非金融合作法郎Polish alliance）協議對德國宣戰。然而，英法海底隧道兩國在隨后的“假戰（Phoney War）”階段只進行了最低限度的軍事活動。9月17日，蘇聯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入侵波蘭，蘇聯紅軍迅速推進，幾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因為波蘭武裝力量接到的命令是不得與蘇軍交戰。在這次蘇聯入侵中，約有250,000至454,700名波蘭士兵和警察被俘虜。其中125,000人被關押在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管理的營地。不過，其中42,400名主要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族裔的波蘭士兵于10月被釋放，而出生在納粹控制的波蘭西部的43,000名士兵被轉交給德國。相對的，蘇聯從德國接收了13,575名波蘭戰俘。

波蘭戰俘

侵略波蘭后，蘇聯對波蘭公民實施了大規模鎮壓。由于波蘭的征兵制度要求所有未受豁免的大學畢業生成為軍事預備役軍官，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得以將大量受過教育的波蘭精英階層作為戰俘抓捕。據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估計，約有320,000名波蘭公民被驅逐到蘇聯。在蘇聯統治下，約有150,000名波蘭公民死亡。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建立了戰俘和拘留者事務總局，管理著多個接收中心、過境營地和戰俘營，其中包括科澤利斯克（Kozelsk）、舊比利斯克（Starobilsk）和奧斯塔什科夫（Ostashkov）這三個“特別集中營（special camps）”。這些營地主要用于拘留軍官、警察和其他波蘭知識分子，如神職人員和法律工作者。大約40,000名波蘭戰俘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拘留，其中許多人被分配強制勞動。

事件前夕

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期間，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關押在營地中的波蘭戰俘遭受了長時間的審訊和政治壓力。這些審訊實際上是一個篩選過程，用以決定哪些戰俘將被處決。蘇聯政治局于1940年3月5日簽署了一項命令，根據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y Beria）給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建議，決定處決在被占領的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營地和監獄中被關押的25,700名波蘭“民族主義者和反革命分子”。這一決定源于斯大林希望消除波蘭軍隊中的大量人才，他們被視為蘇聯統治下的潛在反抗者。因此，這些在“特別集中營（special camps）”內的戰俘被認定為“蘇維埃政權的公開敵人（avowed enemies of Soviet）”。

波蘭戰俘們從不同的營地被轉移到指定的處決地點。來自科澤利斯克（Kozelsk）的戰俘被火車運至斯摩棱斯克（Smolensk），而舊比利斯克（Starobilsk）的戰俘則被運往哈爾科夫（Kharkiv）。奧斯塔什科夫（Ostashkov）的戰俘被送往加里寧（Kalinin，現今特維爾）。與此同時，蘇聯還在西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的監獄籌劃了“清洗（unloading）”行動。這些被逮捕的人被運送到基輔（Kyiv）、哈爾科夫（Kharkiv）、明斯克（Minsk）和赫爾松（Kherson）的監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特別委員會制定了“死亡名單”，即射殺命令，并由“NKVD三人小組”進行批準。執行者接受了射擊人類后腦勺的專門訓練。此外，莫斯科還指派了人員來監督這些行動。

事件經過

處決行動從1940年4月初開始，一直持續到5月。在明斯克（Minsk）、基輔（Kyiv）、哈爾科夫（Kharkiv）和赫爾松（Kherson）的監獄大約在4月20日左右展開。另一方面，在哈爾科夫（Kharkiv）和加里寧（Kalinin）的審訊室也進行了類似的處決程序。處決通常使用由莫斯科提供的德國制造的.25 ACP沃爾特2型手槍，但也使用了蘇聯制造的7.62×38mmR納甘M1895左輪手槍。據報道，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首席劊子手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布洛欣在1940年4月的28天內，親手用槍殺害了來自奧斯塔什科夫營地在加里寧監獄的7,000名戰俘，其中一些年僅18歲。

加里寧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監獄處決的詳細信息由該地區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前主席德米特里·托卡列夫（Dmitry Tokarev）在聽證會上提供。據托卡列夫稱，處決程序每晚都進行，除了公共的國際勞動節假期。被判死刑的戰俘在確認個人信息后，被戴上腳鐐手銬，帶到四周墻壁用沙袋隔音、門上覆蓋重氈的牢房中。受害者被告知跪在牢房中央，然后被劊子手從后面接近，并立即從后腦或頸部射殺。尸體被通過對面的門搬出，放在等待的五到六輛卡車之一上，隨后下一個被判死刑的人被帶進來，接受相同的處理。除了牢房粗糙隔音外，手槍的槍聲還被整夜運轉的大型機器（可能是風扇）的噪音掩蓋。一些1991年后的揭露表明，波蘭戰俘也以同樣的方式在斯摩棱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總部被處決。根據尸體的堆放方式來看，其中一些戰俘可能是站在亂葬崗邊緣被射殺的。

傷亡結果

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NR）數據顯示，卡廷慘案的受害者共約22,000人，其中確認死亡的最低人數為21,768人。僅有395名戰俘幸免于難，99%的戰俘都被處決。根據1990年解密的蘇聯文件，1940年4月3日后，共有21,857名波蘭拘留者和戰俘被處決：14,552名戰俘（大部分或全部來自三個營地）和7,305名被關押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西部部分地區的戰俘。其中科澤爾斯克營有4,421人，斯塔羅別爾斯克營有3,820人，奧斯塔什科夫營有6,311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監獄有7,305人。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調查，被處決的波蘭戰俘中包括士兵（一名海軍上將、兩名將軍、24名上校、79名中校、258名少校、654名上尉、17名海軍上尉、85名士兵、3,420名士官和七名牧師）、200名飛行員、政府代表和皇室成員（一名王子、43名官員）以及平民（三名地主、131名難民、20名大學教授、300名醫生；數百名律師、工程師和教師；以及100多名作家和記者）。

波蘭第二共和國（波蘭語：II Rzeczpospolita）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并非所有被處決者都是波蘭族裔。其軍官團隊包括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猶太人。科澤利斯克營地的戰俘在卡廷森林（卡廷 Forest）被處決并埋葬；舊比利斯克營地的戰俘在哈爾科夫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部監獄被處決，尸體被埋在皮亞季哈特基村（the village of Piatykhatky）附近；奧斯塔什科夫營地的戰俘在米哈伊爾·加里寧（特維爾）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內部監獄被處決，并被埋葬在梅德諾耶（Mednoye）。這三個埋葬地點都曾是1937-1938年大清洗受害者的秘密墓地。

后續事件

1941年6月，隨著納粹德國發起巴巴羅薩行動（Operation Barbarossa），波蘭戰俘的命運問題迅速成為關注焦點。在這一背景下，波蘭流亡政府（Polish government-in-exile）與蘇聯政府簽署了弗拉斯迪勞·西科爾斯基麥斯基協定（Sikorski–Mayski agreement），雙方同意共同抗擊納粹德國，并在蘇聯領土上組建一支波蘭武裝力量。由波蘭將軍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adys?aw Anders）著手組織這支軍隊，并要求了解失蹤的波蘭軍官情況。在一次私下會面中，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向他和波蘭總理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W?adys?aw Sikorski）保證所有波蘭人都已被釋放，但由于在滿洲（Manchuria）“失去了他們的蹤跡”，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追蹤到。

1942年，當斯摩棱斯克（Smolensk）周邊地區落入德國占領時，被俘的波蘭鐵路工人從當地居民處得知卡廷附近科澤利斯克（Kozelsk）存在一個埋有波蘭士兵的大坑。他們將這一發現報告給了波蘭地下國（Polish Underground State）。這一發現起初并未被重視，因為人們并不認為發現的坑中會有如此眾多的受害者。

德國方面

1943年初，德國軍官魯道夫·克里斯托夫·弗賴赫爾·馮·蓋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接收到有關波蘭軍官大規模墳墓的報告，指出這些墳墓位于卡廷附近的山羊山（Goat Hill）。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認為，這一發現可以用來破壞波蘭、西方盟國與蘇聯之間的關系，并加強納粹關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怖及其對美英的影響的宣傳。為了證明蘇聯是這場屠殺的幕后黑手，德國甚至邀請了一些盟軍戰俘參與調查。

1943年4月13日，德國國家廣播公司宣布在卡廷森林發現了一個有3000名波蘭軍官尸體的萬人冢（mass grave），并指控蘇聯在1940年執行了這場屠殺。德國人邀請了一個由來自多個國家的法醫專家組成的卡廷委員會（Katyn Commission）進行調查。戰后，一些委員因其國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而被迫撤回證據，為蘇聯辯護并指責德國。1943年4月14日，約瑟夫·戈培爾在日記中表示，他們正在利用這一發現進行大規模的反布爾什維克宣傳。但他也預見到，隨著德軍從卡廷地區的撤退，蘇聯可能會發現更多的大規模墳墓并將責任歸咎于德國。

波蘭方面

1943年4月17日，波蘭流亡政府（Polish government-in-exile）發布聲明，要求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Red Cross）對卡廷慘案進行調查。然而，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拒絕了這一請求，并將德國提出的類似調查請求視為波蘭與德國合謀的“證據”，進而導致波蘭與蘇聯關系的進一步惡化。波蘭外交官愛德華德·伯納德·拉辛斯基（Edward Bernard Raczyński）記載，他與將軍西科爾斯基于1943年4月15日與英國首相丘吉爾（Churchill）和賈德干爵士（Alexander Cadogan）進行了私下會談，向他們展示了波蘭方面認為證明蘇聯對此次屠殺負有責任的證據。溫斯頓·丘吉爾在回應中指出“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可以非常殘忍”，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拉辛斯基認為丘吉爾的態度表明他對此并不懷疑。

在戰后蘇聯占領下的波蘭，親蘇當局遵循蘇聯官方宣傳路線，對卡廷事件進行了掩蓋，卡廷成為戰后波蘭的禁忌話題。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審查是一項龐大的工程，政府審查不僅壓制了所有提及它的內容，甚至連提到這一行為都是危險的。1981年，波蘭團結工會豎立了一個簡單的紀念碑“卡廷，1940”。后被警察沒收，換成了官方紀念碑，上面寫著：“向安息在卡廷土地上的波蘭士兵——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致敬。”然而，在每年的諸靈節（Zaduszki），類似的紀念十字架在波蘭的波瓦茲基公墓（Pow?zki Cemetery）和許多其他地方被豎立，隨后又被警察拆除。

蘇聯方面

蘇聯政府迅速否認了德國關于卡廷慘案的指控，聲稱1941年波蘭戰俘在斯摩棱斯克西部參與建設工作，并在同年8月被入侵的德軍俘獲并處決。面對波蘭的要求，約瑟夫·斯大林指責波蘭政府與納粹德國合作，隨后斷絕了與波蘭的外交關系，并推動西方盟國承認親蘇的波蘭愛國者聯盟政府。1943年9月至10月，蘇聯紅軍重新奪回斯摩棱斯克后，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開始了掩蓋行動，摧毀證據并威脅證人。蘇聯秘密警察植入虛假證據，將大屠殺時間偽造為德軍控制該地區的1941年中期。

1944年1月，蘇聯特別國家委員會（Soviet Extraordinary State Commission）成立了由蘇聯醫學科學院（蘇聯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院長尼古拉·布爾登科（Nikolai Burdenko）領導的委員會，對事件進行調查，但委員會的結論早已預設，并將事件歸咎于納粹。同月，蘇聯邀請美英記者團體前往卡廷，盡管有爭議，但蘇聯試圖利用此事進行宣傳。記者們對蘇聯的展示印象不深，未被說服。1945年12月28日至1946年1月4日，蘇聯在圣彼得堡（Leningrad）對七名德國國防軍軍人進行了軍事審判。其中一名受審者阿諾·杜雷（Arno Dürre），被控在蘇聯村莊使用機關槍殺害眾多平民，并供認參與了卡廷埋葬（但非處決）15000至20000名波蘭戰俘。因此，他被免于執行死刑，改判15年苦役。但他后來撤回了自己的供詞，聲稱是在審訊中遭受酷刑逼迫而認罪。

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波蘭和蘇聯政府釋放卡廷慘案相關文件的壓力增加，1987年波蘭-蘇聯聯合委員（Polish-Soviet commission）會被迫將卡廷事件納入議程。1989年，蘇聯學者確認約瑟夫·斯大林下令進行了屠殺，1990年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承認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執行了對波蘭戰俘的處決，并確認了梅德諾耶（Mednoye）和皮亞季哈特基（Piatykhatky）等其他埋葬地點。1989年10月30日，戈爾巴喬夫允許波蘭卡廷受害者家庭協會組織的訪問團到訪國家卡廷紀念館（National 卡廷 memorial）。訪問團中包括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此次訪問中。一位悼念者在紀念碑上將“納粹（Nazis）”字樣更改為“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布熱津斯基強調了真相的重要性，認為只有真相才能為蘇聯和波蘭人民之間的真正友誼奠定基礎。1990年4月13日，即卡廷萬人冢（質量 grave）發現47周年之際，蘇聯正式對卡廷慘案表示遺憾，承認蘇聯秘密警察對此負有責任，4月13日被定為卡廷紀念日（英語：Katyn Memorial Day，波蘭語：?wiatowy Dzień Pami?ci Ofiar Katynia）。

國際方面

隨著波蘭與蘇聯關系的緊張，波蘭對盟國的重要性開始減弱，因為蘇聯和美國這兩個軍事和工業巨頭已加入戰爭。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支持波蘭盟友和滿足約瑟夫·斯大林要求之間陷入矛盾。1943年4月，女王陛下政府施壓波蘭，要求撤回國際紅十字會調查卡廷慘案的請求。英國和美國的非官方報告都傾向于認為蘇聯有罪，但為了保持與蘇聯的聯盟，兩國官方立場支持蘇聯，甚至審查相反的說法。

盡管有證據指向蘇聯，但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都選擇壓制這些信息，以維護對蘇聯的外交關系。1943年德國帶領兩名美國戰俘參觀卡廷，他們向美國上級發送了加密消息，表明蘇聯有罪。1945年，兩名戰俘之一的約翰·范·弗利特（John H. Van Vliet）上校提交了“范弗利特報告（Van Vliet Report）”，指出蘇聯屠殺的證據和結論，但該報告被克萊頓·勞倫斯·比塞爾（Clayton Lawrence Bissell）少將銷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為了不激怒蘇聯盟友而保守了這一秘密。

1951年和1952年，馬登委員會（Madden Committee）在朝鮮戰爭背景下對卡廷慘案進行了國會調查，得出結論大約4243名波蘭軍官和知識分子在1939年9月蘇聯波蘭戰役時被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殺害，并建議將此案提交國際法院。盡管如此，責任問題在西方和鐵幕背后持續存在爭議。在1970年代末的英國，為受害者建立的紀念碑上標注1940年（而非1941年）被認為是在美蘇冷戰的政治氣候中的挑釁行為。此外，1969年在白俄羅斯村莊哈廷（Khatyn，1943年大屠殺發生地）建立的紀念碑被指與卡廷混淆。

斯摩棱斯克空難

2010年4月10日，搭載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及其妻子和其他87名政治家和高級軍官的飛機在斯摩棱斯克墜毀，機上96人全部遇難。乘客原計劃參加卡廷慘案70周年的紀念活動。波蘭全國震驚；未搭乘該飛機的總理圖斯克稱這次墜機事故是“戰后波蘭最悲慘的事件”。事故發生后，出現了許多陰謀論。這場災難也在國際上，以及俄羅斯媒體上引起了巨大反響，促使電影《卡廷》在俄羅斯電視上再次播放。波蘭總統原定在正式紀念活動上發表講話，致敬受害者，強調大屠殺在后戰共產主義政治歷史背景下的重要性，并強調波蘭-俄羅斯關系需要專注于和解。盡管講話未能發表，但其內容已以波蘭語發表并提供了英文翻譯。

事件爭議

俄羅斯和波蘭在卡廷慘案的法律定性上存在分歧，波蘭將其視為種族滅絕，并要求進一步調查及完全公開蘇聯文件。1998年，鮑里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和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niewski）同意在卡廷和梅德諾耶建立紀念設施。同時，俄羅斯提出1919至1924年間約16,000至20,000名蘇聯戰俘在波蘭營地中因傳染病死亡，一些俄羅斯官員稱這相當于種族滅絕，被波蘭視為制造“反卡廷”的挑釁。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和一些親蘇聯的俄羅斯政治家及評論員質疑蘇聯對卡廷慘案負責的說法，認為1990年公開的文件是偽造的，并堅持認為原始版本——將罪責歸咎于納粹是正確的。他們要求俄羅斯政府啟動新的調查來修正2004年的調查結果。然而，這種替代說法被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和組織如紀念組織所駁斥，他們指出替代說法中的矛盾，尤其是關于特維爾地區梅德諾耶的同期大規模處決地點的細節。這部分中央俄羅斯從未被德國占領，但卻發現了與卡廷同一營地的受害者遺骸；梅德諾耶的受害者也是在1940年4月至5月被殺害的。直到1990年代才進行的梅德諾耶調查中發現了保存完好的波蘭軍服、文件、紀念品和1940年的蘇聯報紙。

2009年9月，約瑟夫·斯大林的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Yevgeny Dzhugashvili）因《新報》（Novaya Gazeta）發表聲稱斯大林親自簽署針對波蘭平民的處決令的文章而起訴該報，重點質疑斯大林下令導致卡廷慘案的文件真實性。但在當年10月，俄羅斯法院駁回了這一訴訟。

2010年11月，俄國議會下議院杜馬（Duma）通過決議，聲明長期保密的文件“顯示卡廷慘案是在斯大林和其他蘇聯官員的直接命令下執行的”。該決議還呼吁進一步調查以確認受害者名單。杜馬中的共產黨成員否認蘇聯對卡廷慘案負有責任，投票反對該決議。

事件影響

卡廷慘案在蘇聯戰后時期被嚴格保密。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蘇聯未能提供足夠的證據來指責德國，同時成功避免了自身的審判。這一事件并非孤立現象，而是反映了蘇聯對波蘭的長期敵視態度。戰后，蘇聯通過對波蘭的控制，壓制了對卡廷真相的追尋。直到1989-1991年蘇聯解體期間，俄羅斯開始公開卡廷事件的真相，但對歷史上的罪行責任追究仍不明確。雖然建立了紀念公墓，但許多受害者的身份和遭遇的具體地點仍然未能查明。

卡廷慘案對波蘭與蘇聯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貫穿了戰爭剩余時間及戰后時期。對于波蘭人來說，卡廷成為了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眾多受害者的象征。波蘭從未接受卡廷慘案及其后果。波蘭總統認為，未受懲罰的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行助長了罪犯的有罪不罰感，為他們的繼承者和追隨者提供了綠燈，使他們繼續在追求統治的道路上犯下類似的罪行。波蘭強調，必須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堅決反對歷史的歪曲和執行者與受害者角色的顛倒。波蘭表示，將要求將這個案件提交到國際法庭，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外交措施，確保世界不會忘記卡廷慘案，并一致譴責其肇事者。

事件評價

2023年4月11日，俄羅斯國家通訊社RIA Novosti報道稱，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認為卡廷的處決是由納粹執行的，指出波蘭依賴的證據基礎存在矛盾，并認為目前對“卡廷案”的報道不符合客觀性和歷史主義原則，只是一部分將蘇聯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信息和宣傳運動。

美國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教授格雷弗·弗（Grover Furr）評價卡廷慘案：“事實上斯大林從沒犯下任何罪行！所有宣稱他犯下罪行的言論都被證明是謊言。”

相關紀念

波蘭

波蘭多個城市建有卡廷慘案的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位于公共場所、教堂和墓地。在弗羅茨瓦夫（Wroc?aw），有一座由特霍日夫斯基（Tadeusz Tchórzewski）創作的雕塑，于2000年公開展示，表現了對卡廷受害者的哀悼。同時，波蘭圣十字山脈（?wi?tokrzyskie Mountains）也設有一個卡廷相關的紀念碑。

俄羅斯

2000年，俄羅斯開放了卡廷戰爭公墓（Katyn war cemetery）的一個新紀念碑，取代了原先錯誤紀念“希特勒受害者”的紀念碑。在特維爾州立醫科大學（Tver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曾有兩塊分別用俄語和波蘭語刻寫的紀念卡廷慘案的牌匾，但這些牌匾在2020年被拆除。

烏克蘭

在烏克蘭的皮亞季哈特基（Pyatykhatky），建立了一個紀念館（memorial complex），以紀念在卡廷慘案中被殺的4300多名軍官。這個紀念館位于前NKVD軍官度假屋的一角，鄰近哈爾科夫（Kharkiv）。有趣的是，孩子們在這個地點玩耍時曾發現了數百枚波蘭軍官的紐扣。

英國

英國有幾個卡廷紀念碑，其中一個知名的紀念碑于1976年9月18日在倫敦的岡納斯伯里公墓（Gunnersbury Cemetery）舉行了揭幕儀式，該事件在當時引起了一些關注和討論。在冷戰時期，連續的女王陛下政府反對英國波蘭社區建立紀念卡廷慘案的主要紀念碑的計劃。蘇聯不希望人們記住卡廷，施壓于英國，以阻止紀念碑的建立。因此，紀念碑的建造被推遲了許多年。當地社區最終獲得了建造紀念碑的權利，但在開幕式上沒有官方政府代表出席（盡管一些政治家非正式地參加了活動）。1979年，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坎諾克蔡斯（Cannock Chase）又建立了另一座紀念碑。羅納德·西姆斯（Ronald Sims）的一塊紀念牌也安裝在諾丁漢郡（Nottinghamshire）索斯韋爾大教堂（Southwell Minster）內的飛行員小堂（Airmen's Chapel）。1985年，亞歷山大·克萊基（Alexander Klecki）的紀念碑由布里斯托爾（Bristol）的波蘭社區在克利夫頓大教堂（Clifton Cathedral）豎立。曼徹斯特南部公墓（Manchester's Southern Cemetery）也有一座卡廷紀念碑，于1990年揭幕，這是女王陛下政府首次公開承認卡廷是蘇聯而非納粹的戰爭暴行之一。

美國

在美國，有多處紀念卡廷慘案的紀念碑。其中包括：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 Maryland）的國家卡廷紀念館（National Katyń Memorial），位于內港東部的愛麗珊娜街（Aliceanna Street）；在底特律（Detroit），波蘭裔美國人在圣阿爾伯圖斯羅馬天主教堂（St. Albertus Roman Catholic Church）豎立了一個帶牌匾的小型白石十字架紀念碑；密歇根州奧查德湖（Orchard Lake, Michigan）的卡廷森林大屠殺紀念碑（Katyn Forest Massacre Memorial），由馬里安·奧瓦爾斯基（Marian Owczarski）于1985年設計，位于圣母奧查德湖教堂（Our Lady of Orchard Lake church）；紐澤西州澤西城（Jersey City, New Jersey）哈德遜河畔的交易廣場（Exchange Place）上的卡廷紀念雕像（Katyn Memorial）；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多伊爾斯敦（Doylestown, Pennsylvania）和伊利諾伊州奈爾斯（Niles, Illinois）的其他紀念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