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大饑荒（The Henan famine），一般是指1942年7月開始到1943年春，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在中原地區河南爆發的饑荒。
河南自1937年起，多次遭受自然災害影響，加上中國國民黨當局炸斷了黃河堤壩，利用決堤來阻擋日軍，引發了大面積的蝗災和水災，同時又遭到了日本的侵略再加上國民黨當局的放任處理的背景下，河南大饑荒由此爆發。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慶市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蔣光慈，并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才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會后，中央政府下撥2億元急賑款，但層層克扣，級級貪污，這些用于購買平價糧、設粥廠、賑災民的錢卻沒有到達災民手中。在1942年到1943年之間河南大饑荒爆發期間，共有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于饑餓，這場河南大饑荒激發了民眾對蔣當局的不滿，同時導致大量河南居民向周邊遷徙，河南人口結構發生變化，但另一方面，部分流民的加入也促進了周邊區域的發展。
現代學者尚長風曾評價河南大饑荒，1942一1943年，河南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這場饑荒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最嚴重的饑荒，給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歷史背景
自然災害
1937年，河南連續幾年遭到各種災害的侵襲，1937年，先旱后澇，豫西災情最為嚴重，因饑餓而互相殘殺、易子而食等慘劇發生。夏秋大雨成災，全省70余縣受災，鄭州市區盡成澤國，萬人無家可歸。1938年水災，全省68縣受災，1939年水災，全省85縣受災，淹地兩億九千萬畝，災民681萬人，豫北地區因亢旱、冰雹和禍水日降遭受重創。1940年水災，豫東黃河泛濫，受害15縣。1941年，全省旱水冰雹霜災，內鄉縣等57縣受旱災，有11個縣遭水災，災情慘重，河南省農村經濟遭到破壞。
1941年秋至1942年夏，連續15個月的大旱，引發了風災和蝗災。在3、4月期間，豫西地區遭受了雹災和黑霜災，豫中地區有風災，而豫東地區的一些地方則受到了蝗災的影響。隨后的夏季，連續3個月沒有降雨，在麥收季節遭遇了大霜。8、9月間，黃河泛濫，全省111個縣中，除了15個縣因為當局無法統計而未被列入，其他96個縣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災害，其中，特別重災的縣有鄭州、廣武等18個縣，最重災的縣有川、新鄭等13個縣；重災的縣有鎮平縣、舞陽縣等15個縣；次重災的縣有西平、上蔡等17個縣；輕災的縣只有鄧州市、桐柏縣等8個縣。在71個國統區的縣中，糧食不足的戶數為873182戶，人數為4661512人，待救濟的戶數為1480803戶，人數為7938967人。
日本侵略
“七七事變”后，華北淪陷，河南省成為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的主戰場。在1942年河南大饑荒爆發之前，日軍在河南境內先后發動過10多次大規模進攻，占據河南111個縣中的43個縣，并且對占領的地區進行糧食管控。之后河南在1941年開始連續遭受災害，糧食收獲很少，但日軍不顧河南人民的死活，表示不能讓任何一個日本士兵因為饑餓死去，于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皇協軍以及地方勢力等都直接搶奪農民的糧食，他們在發現糧食吃不完之后就拿來喂養馬和狗，拒絕將糧食還給瀕臨死亡的農民。日軍的侵略使得河南省淪陷區域被全面封鎖，鐵路也因此中斷。
同時抗日戰爭也進入全面抗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已經暴露。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糧食被主要用于戰爭，民生被放到次要位置。由于日寇的侵略，中國山河破碎，淪陷區遭受封鎖，救災物資無法抵達災區，災民逃荒的路線也受限制。日本帝國主義對河南進行了摧殘和掠奪，導致戰場面積擴大、農業產量下降。河南國統區的負擔增加，常駐軍隊的糧食供應加劇了饑荒。。
國民政府放任
國民政府多年的征糧征兵，使得河南的青壯年都離開了土地，農民家里沒有存糧。1938年，蔣介石下令將鄭州花園口決堤處的黃河堤壩炸毀，使得黃河改道，導致許多良田被淹，河南省的糧食產量也因此大幅下降。此外，蔣介石以抗戰的名義派遣十萬以上的部隊駐扎在河南，但是這些軍隊為禍一方，強行征收當地的百姓的糧食和家畜等。且國民政府的官員為己私利，將民眾賴以生存的小麥種植改為生產飼養牲口、制作農具和家具等方面。直接導致當地農作物被中國國民黨政府官員強制壟斷。而且又因北洋軍閥廢棄了清朝的報災制度，導致國民政府并不清楚河南的情況，對此放任不管。
1938年6月，為了阻止日本侵略軍向西推進，國民黨軍隊采取了在鄭州北郊花園口決堤破堤的措施，以水來替代兵力。這一行動導致豫、皖、蘇三省共計四十四個縣市受到洪水的災害，泛濫的黃水面積達到了五萬四千多平方公里，造成八十九萬多人不幸喪生，一千二百多萬人流離失所，財產損失達到九萬五千二百八十多億元。
事件經過
1938年6月，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斷日軍通過開封入侵鄭州的途徑，將花園口的黃河大堤炸斷毀去。這使得黃河以及下游區域都出現了沼澤，這些沼澤成為了蝗蟲繁殖的溫床，最終在1942年導致了蝗災的發生。而河南省人民由于此前黃河水災和旱災的影響而收成不好，再加上蝗災的打擊，百姓們生活艱苦。之后在日軍、國民政府和汪偽政權等勢力的壓迫下，河南大饑荒爆發了。
1942年秋天，糧價持續上升，一般農民多以樹皮、食用野菜、觀音土充饑，餓死人、人相食等慘劇頻發，據視察員統計，1942年10月，河南省國統區每天都有4000人以上餓死。到了1942年冬，河南人民每家每戶的糧食都消耗盡，當時留在家鄉的人們因為饑餓和寒冷死去。有的人出賣兒女，有的人為了養活子女作妾，也有人沿街乞討、掙扎求生。沒有逃荒的人們會剝下樹皮、挖出草根食用，或者是將花生殼碾碎食用，難民們將一切可以食用的東西塞往嘴里，甚至有人將泥土吞下充饑，因此許多人因為消化不了吃下去的東西而貧血、消瘦、最終死亡。根據國民政府的調查，當時的河南每天死亡人數高達四千，但家屬由于貧窮，只能將死者裹進席子埋葬于郊外。
在1942年河南省旱災期間，中國國民黨當局特別是蔣介石出于政治考慮，沒有及早采取救災措施，導致本可以避免的饑荒在中原大地蔓延。這是因為當時河南正進行著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軍隊的拉鋸式戰斗，河南面積的三分之一淪陷，國民政府管轄區域三面臨敵。因此，河南人民除了向駐守本省的國民黨部隊供養糧食外，還需要向駐守山西省南部的軍隊提供糧食，負擔非常沉重。
同時蔣介石擔心將糧食從陜西省運往河南會損害陜西的地方利益，破壞重慶市政局的微妙權力平衡，所以沒有給予河南災民及時救助。此外，陜西省境內有40萬駐軍的主要任務是“警戒”共產黨，破壞陜西的利益可能影響政府的防共大計。直到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才撥款2億元（1億賑款和1億貸款）給予河南救濟，并強調不能減免軍糧征收。直到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才開始考慮河南3000萬災民的救濟問題。可以看出，如果相關政治當局早些采取行動，讓弱勢群體重新獲得食物獲取途徑，那么所有已經發生的饑荒本可以避免。
到了1943年夏秋之季，河南黃泛區一帶發生了蝗災，蝗蟲遮天蔽日，其聲勢之大如同雷霆轟鳴。這場蝗災吞食了高粱等許多秋季莊稼，導致農民們的收成全無。同年，至8月底，中國當局收到的報告蝗災的縣就達67個，同年黃河連續決堤，5月18日發生在尉氏縣榮村的一處決口導致187個鄉鎮、1274495畝耕地和59716間房屋被淹沒，186178人遭受災害。此外，夏季的大雨和山洪爆發使得伊河、北洛河等多條河流泛濫成災。除此之外，因廣武縣在2月遭受風霜災害，嵩縣在4、5月遭受大霧和狂風暴雨，7月時，西平縣遭受了如棗般大小的冰雹和狂風暴雨等多種自然災害。因此河南省地區的糧食作物連續兩個季度都收成不好，百姓缺乏糧食。黃河泛濫也導致了瘟疫的發生，這一系列的災害使得河南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而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接連打擊，使得河南地區的存糧消耗殆盡。
災荒期間，許多人為了生存，開始逃荒乞食。一批人南下逃往湖北，一批人向東進入淪陷區，另有一批人則北上奔向抗日邊區，但更多的災民是輾轉洛陽市，沿隴海路向西進入陜西“大后方”，一路上不斷有人因此饑餓和寒冷死去。在東路，逃往淪陷區的災民因找不到生路，后又回到家鄉等死；在南路，許多人死在了路上。在西路，連接洛陽與西安市的那條隴海鐵路，也有人因饑餓、寒冷或者病痛死去，這些人被簡單地埋在路邊，而且這場逃荒持續了幾個月。
事件結果
災后，據國民政府統計，此次河南受災人數約3000萬人，而因災荒死亡人數約有300萬人。
國民政府救災
1943年3月底，在宋慶齡的推動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得以會見蔣介石，并向他匯報災情并展示了災區照片，這一舉動引起了中國國民黨當局的關注，同時開始重視饑荒問題。1943年4月以后，國民政府的救災大規模地展開，6月，隨著新一季小麥的成熟豐收，大饑荒方告結束。
民間救災
據統計，華洋義賑會、中華慈善總會、中華紅十字會等專門的救災團體都對這場饑荒進行了救助。其中西方傳教士所組成的國際救濟會由于在災害救助上具有豐富的經驗，所以在他們的救濟下，5000多人因此在這場饑荒中存活了下來。除了民間組織以外，社會各界人士也為了救災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社會名流如馮玉祥等人進行字畫義賣活動來為河南省籌集救濟金，百姓們則是自己組建了救災委員會，動員群眾一起為河南募捐。
原因分析
救災不力
1942年秋，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調撥平糶基金2000多萬元并派遣官員前往周邊采購糧食，次年又下令成立省平糶委員會，向中國農民銀行借貸1億元繼續在周邊購買糧食。但由于政府監管不力、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有限。所以采購來的糧食總量對于救濟災情來說作用輕微。由于政府并未展開節約糧食度過饑荒的行動，因此富有的商人、地主、官員依舊享受著美好的生活，但災民們卻在死亡線邊緣掙扎。政府沒有迅速反應并采取有效措施救濟河南省，是導致河南爆發饑荒的重要原因。政府對災情的置之不理，又讓這場災難雪上加霜。
吏治腐敗
1942年10月，河南發生災害的報告到達重慶市，次月政府只調撥了兩億救濟金，下令減少河南地區的賦稅，但是沒有向河南運輸糧食。救濟金直到次年3月才運送了八千萬到河南省人民政府，這些錢還被各種利用克扣。河南一共1000多萬的饑民，每人只平均分配到1斤糧食。河南當地的官員在百姓不停死亡的時候依舊想方設法地向農民索取賦稅，無法繳稅的百姓只能變賣家產換取錢財來買糧食，這些糧食則是用于上繳稅款。在河南百姓變賣家產只為了繳納稅款的時候，其他地方的商人、依舊富裕的地主和政府官員都用低價來收購百姓世代傳承的田地與房產。國民政府對于河南賑濟工作的低效率和河南當地官員對百姓的剝削最終加快了河南大饑荒的爆發。
征集軍糧
常年征戰，河南一直是全國出兵出糧最多的省份之一。河南省連年發生自然災害后，國民黨政府依舊下令對河南征糧。因此河南省政府在征集購買不到足夠的軍糧時，借由不能讓糧食落到敵軍的名義對百姓手中的糧食進行強搶，使得河南人民被迫交出最后剩下的糧食。
歷史爭議
掩蓋真相
1942年冬，《大公報》因為刊登了河南災情被蔣介石下令停刊三天，其記者張高峰也被逮捕。任何關于河南災情的報道都被封鎖，不讓其發表。而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的說法是蔣介石認為河南的災情是虛假的，并且還下令讓河南的征糧如期上繳。但河南省發生災害的報告于10月已到達重慶市，并且蔣介石于11月下令調撥救濟金發往河南。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從河南返回重慶之后，要求面見蔣介石。會見過程中，蔣介石不承認河南的災情，直到白修德拿出了他所拍攝的照片之后，蔣介石才詢問了照片的來歷以及官員的名字，表示自己會解決這件事。
但蔣介石是否對河南災情一無所知這件事還有待考證，河南報災代表曾經于1942年8月前往重慶求見蔣介石，他不僅回絕了這次會面，還阻止這些代表公開活動。同年9月左右，蔣介石召開了會議，在會議中提出減少河北省的征糧數量至250萬石，又征集了陜西省的儲備糧運往河南。
死傷統計
關于1942年河南饑荒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存在多種說法。1943年，國民政府發布的《河南災情實錄》統計，河南大旱所導致的饑荒中，死亡人數達到了300萬人。美國《時代》雜志的記者白修德估算，死亡人數在300萬到500萬之間，《《前鋒報》與河南大饑荒》作者李鵬飛認為死亡人數則是300萬，《1942年的河南省大饑荒》作者汪先騰則認為死亡人數達到了400萬，《死亡500萬人的“中原大饑荒”》的作者雷頤認為，造成了500萬人死亡，各個說法均存在一定的爭議。
湯恩伯部被農民襲擊
國民黨軍被日軍擊退時，湯恩伯部也向著豫西撤退。這時豫西山地的百姓們拿著獵槍、菜刀等襲擊落單的士兵，發展到后面將湯恩伯部繳械，但是否繳械未有史實記載。
事件影響
首先河南反蔣斗爭不停止，加強民族意識。河南大饑荒堅定了推翻 蔣介石政權決心，促進了民族解放和自決運動。國民政府的統治在河南遭受強烈沖擊，其后中原會戰中國民黨軍慘敗也有一定關系，其次，河南大饑荒導致人口急劇減少和結構變化，同時河南人口素質下降，阻礙了河南發展。最后大量河南移民遷至周邊地區，同時部分移民流入地區促進了當地發展，同時也改變了災民思想觀念，一定程度上促進中國現代化發展。
中國河南省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一次災荒。據統計，該次災荒導致逃離河南的人數達到約二三百萬人，而因饑餓和疾病而喪生的人數也達到約二三百萬之多。這次災荒被以張春林為首的多數學者認為是現代中國其中一次規模最大的災害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災荒之一。
事件評價
中國文學家郭沫若曾評價說 ：“饑荒誠然是嚴重 ，但也并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 、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 、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 。”
中國學者黃興華在《20世紀40年代河南省大災荒中的社會脆弱性透視》提到：“饑荒已經不再是經濟困難和自然困難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為的意圖。”
現代學者邱衛東在《危機世界的N場災難》一書中評價：“河南在1943年所遭受的大饑荒是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之一,即使在世界的災荒史上,它也足夠寫下重重的一筆。”
《談民國河南大饑荒及其啟示》作者肖建珍認為：“饑荒在20 世紀奪去了數億人的生命，其中的大多數本來能夠幸免，饑民唯一的過錯就在于他們在倒霉的時間成了倒霉群體的一部分。”
現代學者尚長風評價：“1942一1943年，河南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這場饑荒是20世紀上半葉我國最嚴重的饑荒，給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媒體報道
《大公報》
《大公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份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報紙，抗戰時期總部位于重慶。1943年2月，《大公報》刊登了關于河南人民在災荒中的悲慘遭遇的真實報告，主要代表為記者張高峰的報道《豫災實錄》和王蕓生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但之后被民國政府勒令停刊三天。
《前鋒報》
在河南大饑荒爆發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前鋒報》也一直在對河南的災情進行報道，多達40多個專題，而其中的記者趙晦琛針對河南災情所發表的新聞評論就高達七十余篇。《前鋒報》如實地報道了河南災區的情況，引起了全國一定范圍內的關注，也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史料。
《時代》周刊
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與時任《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同時決定前往河南災區，在走訪河南之后對其進行了報道。《時代》周刊前后發布了兩篇關于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均出自白修德之手，它們分別是《十萬火急大逃亡》和《等待收成》。
《新華日報》
《新華日報》于1942年9月發表了《豫省災情嚴重：旅渝同鄉成立疇賑會，向當局請求急予救濟》一文，在對災情進行概括介紹的同時提出了關于救災的建議舉措。并且在之后持續幾個月《新華日報》發出請求捐款振民的呼吁，并且一直對河南災情保持報道，并且設置了專門的欄目來展示河南災區的來信。
《解放日報》
1942年9月，《解放日報》對災情進行了報道，并將報道刊登在頭版，并且在之后對社會各界的救災振民行動發表了相應的報道。之后更是就南京國民政府勒令《大公報》一事進行了揭露與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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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美國記者眼中的1942:3000萬人饑荒中顛沛流離【2】.人民網.2025-03-14
發現大饑荒——一個美國記者眼中的1942.人民網.2024-06-03
美國記者眼中的1942:3000萬人饑荒中顛沛流離.新浪財經.2025-08-29
1942大饑荒時如何結束的.南方中國.2023-10-18
1942.豆瓣讀書.2023-10-18
洪水與饑荒.豆瓣讀書.2023-10-18
一九四二 (2012).豆瓣電影.2023-07-27
大河之殤:河南大饑荒70周年祭 (2012).豆瓣電影.202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