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城市人口達到飽和后而產生的城市人口從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區，向小的都市區、小城鎮甚至非城市區遷移的分散化過程。由于城市中心地帶生存空間日益狹小、交通條件日益擁擠以及地價日益上漲等原因，中心城區居民遷出城市中心，不斷向城市邊緣及郊區、鄉村地帶遷移的過程，它是在城市生產要素逐利的驅動下，向鄉村地區流動，并最終將鄉村地區納入城市經濟體中。按照擴展方式不同，又可分為外延型城市化(即城市的離心擴散一直與建成區接壤，漸進地向外推進)、飛地型城市化（即城市的離心擴散在空間上與建成區斷開，職能上與中心城市保持聯系)。
城市發展階段經歷了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個不同的變化過程，逆城市化是城市發展的必經階段。逆城市化發展對于城市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逆城市化問題已是當今城市的熱點問題，正確認識和理解逆城市化是城市能夠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
歷史起源
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最早是英國人霍華德提出的。在其1902年出版的專著《明天的田園城市》中，霍華德竭盡全力想創建一個人類理想的田園城市，在不影響英國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的情況下，創建一個集農村和城市各自優點、長處的人居環境，以提高城市人群的生活質量，這可以算是“逆城市化”思想的最早起源。
首先是由于經濟的發展，導致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電子通信業及交通業的高度發展，使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另外,由于經濟和其他活動大量向城市聚集,造成大城市人口激增，城市變得擁擠，環境開始惡化。城市中的富人首先開始離開城區,搬到生活條件好的郊區，人口的外遷勢必使商業服務部門隨之外遷,之后，中產階級和大城市中心區一些企業和其他機構也搬到郊區,郊區乃至鄉村地區成為人們居住和各種經濟活動的集聚地，最終導致了逆城市化的出現。
而這種逆城市化現象首先出現在英國。隨后在20世紀70至80年代許多發達國家如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和日本等都出現了這種現象，其中西歐和美國表現較為突出。在其他一些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麥，這一現象仍在進行當中。
布萊恩·貝利（Brian J·L Berry）是第一個解釋“逆城市化”概念的學者，他認為逆城市化現象是人口流入大城市的趨勢轉移到了小城市或非城市地區的反向運動；關于“逆城市化”問題，荷蘭學者克拉森（Klaassen）指出，在城市化的空間理論中，逆城市化是城市發展的必然階段。從中國國內的角度看，孫群郎（2005）認為，城市人口向農村郊區的轉移不是城市化的逆轉，而是城市生活和文明的轉變和傳播。
基本信息
基本定義
逆城市化是人口遷移的方向發生逆轉，大城市經歷著人口的凈遷出，人口數量減少。人口和工商業從中心城市向中小城鎮轉移，城市化地域不斷擴大，向農村地域推進，并以中小城鎮的分散發展為主，形成城鄉一體化。城市核心區失去繁華景象，出現城市衰退現象。都市圈整體人口減少。
與郊區化不同的是，逆城市化并不是指人口從城市中心向周圍的郊區和農.村地區遷移，而是指人口從大城市區域向較小的城市和城鎮移動而造成的城市人口的分散。在發達國家，逆城市化被定義為國內人口分散和非大城市復蘇的階段。
逆城市化主要表現為都市人口空心化和產業空心化，大城市外圍分散布局衛星城鎮，城市人口、服務業及相關產業向郊區遷移的離心分散化趨勢。家庭汽車的大量使用和公共交通設施的快速發展，極大地加速了城市郊區化的進程。郊區已由城市邊緣擴展的松散形態，演變成為具有各種城市功能的就業中心。城市中心購物功能衰退，消費者的興趣逐漸由市中心轉向郊區，城市郊區購物中心的規模也隨之擴大。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第二階段，它是在資本下鄉的帶動下，對鄉村社會按照城市化的規則改造的過程。這種改造不僅僅是將鄉村地區的經濟納人市場經濟的軌道，更重要的是將鄉村社區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實現市民化，鄉村的宗族社區轉變為城市居民社區。逆城市化的結果，鄉村居民不一定是農民，農民也不是一種身份，只是一種職業。鄉村地區人口的集聚程度與外在建筑形式并不是逆城市化的衡量指標。
階段
傳統城市發展周期論認為城市的發展一般要經歷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個階段，而其中的“逆城市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規律性，一般要經歷以下4個階段：
1.萌芽階段——首先搬入郊區的是城市上層，富有階層；
2.形成階段——大量中產階級開始搬入新的郊外開發區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購物和娛樂；
3.發展階段——居住郊區化和工業郊區化；
4.成熟階段——郊區的自立程度越來越高，由單一的居住功能變成具有各種城市功能的就業中心。郊區人口是都市圈人口的一部分，郊區化的出現導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帶的興起。
本質
逆城市化本質上是城市化的原因
第一是“城市病”的出現，“城市化病”是城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例如環境污染、失業、交通擁堵等，這些現象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粗放型的經濟增長，片面的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而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城市病”的出現使得居民在城市居住生活的隱性成本增加，也使得企業在城市集聚的成本增加，因此，“城市病”的出現是人口和生產要素逃離城市的推力。
第二是中小城市和鄉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得到改善。農村和中小城市的基礎設施改善是“逆城市化”出現的拉力，基礎設施的改善一方面使得人口和生產要素在農村和中小城市享受到的資源和便利程度基本上沒有差異，這對于追求生活品質的人口來說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基礎設施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交易效率。
第三是政府的經濟政策的改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產業革命開始起，就主要將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有所忽視，在“二戰”后城鄉關系的矛盾逐漸突出，并且受到了政府的重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開始轉變經濟發展的觀念和方向，開始重視農村經濟的發展。例如“二戰”后的英國，當時英國的城鄉矛盾已經逐漸凸顯出來，女王陛下政府為了改變這一現狀，通過加大對農業的科技和農村人力資本開發的投入來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
我國“逆城市化”的本質是城市化，但是由于我國仍處于城市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和現代化還沒有實現，因此我國的“逆城市化”仍然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我國的這種“逆城市化”要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復雜，但從總體來看，我國的“逆城市化”有利于緩解大城市的壓力、調整區域內的產業結構和勞動力的供求結構，同時也對政策制度的調整提供了現實的依據。這種資源的區域內的重新調整，也有利于其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
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1.人口由中心城區向外遷移。以北京市為例，中心城區人口呈逐年下降趨勢，近郊尤其是遠郊人口則明顯上升。
2.行政中心遷移現象頻現。截至2015年7月，全國已有34座城市市政府(行政中心)外遷，且遷移距離逐漸增大，從距原行政區10公里逐步增加到30公里左右。行政區搬遷有效地疏解了主城區功能，拉動了郊區(新城區)經濟發展。
3.企業逐步撤離中心城市。各類企業從中心城市轉向二三線城市從中心城區轉向郊區的現象就已頻現。以北京大興區為例，截至2015年底，國家新媒體產業基地已有14家企業搬遷離京，預計到2017年將共有75家企業完成調整搬遷。
發達國家特點
20世紀60年代早期英國的逆城市化過程出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倫敦為代表的大城市口數量停止增長甚至開始減少，各資源逐步向大城市周圍的中小城和農村流動，且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起勢：50年代城市人口每年平均遞減萬人；60年代平均遞減4萬人；70全代平均遞減達到9萬人。
這時期，遠離大城市影響范圍的地區發展速度超過了主要集合城市和它們的衛星城地區的發展速度，這一過程持續了隨后幾十年。伴隨逆城市化過程出現的是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區域尺度不斷增長變化。區域經濟規劃開始限制城市蔓延，并引導經濟活動向正在衰落的英國北部和西部地區發展，而這一過程不斷受到去工業化的影響。遇制措施受到戰后城鎮和鄉村規劃控制、綠帶及諸如新城鎮和城市擴張計劃等主要的新倡議的影響 。后來實踐證明，再分配政策作為區域經濟政策的延續，在實施上的難度要大得多。伴隨逆城市化過程的郊區化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并以犧牲中心城區的利益為代價促進了城市外圍地區的增長本質上講，通城市化和郊區化是難分彼此的，并共同導致了持續的擴散過程。整個20世紀郊區增長都在以零零散散但又史無前例的方式發展，21世紀10年代這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持續著。
20世紀70年代之后，日本的“逆城市化"現象涌現，引致為中心城市郊區及其周邊城市的茁壯成長，進而帶動了圍繞中心城市布局的小城鎮的發展。與此同時，農村的“過疏化”問題也催生出對于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一定程度上，為促進農村就地城鎮化提供了條件。
日本的逆城市化策略是建立在對超限界的特大城市的成長管理基礎之上的，目標轉換、城市發展模式轉型和理論的可操作性，是日本的逆城市化戰略與歐美國家注重理論思想方法的不同之處。大西隆等人把逆城市化看作是醫治城市病的機遇和良方，強調建設新城市化時代公共交通活用、便于搜集廢棄物、分散條件下的能源有效供給和寬裕的環境共生城市，低公害、高熱能綠色能源為主體的能源供給型城市，及充分利用信息化功能的遠程工作型城市，是逆城市化發展的方向。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人口城市化率陷入停滯和后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工業大滑坡和人口負增長，這與發達國家經歷的“逆城市化”有根本區別。20世紀90之初，大城市人口開始向郊區以及農村地區遷移，并在1994年達到高峰，與西方國家比較，俄羅斯所謂的逆城市化產生的動因不同，首先，它不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而是城市居民應對經濟危機迫不得已的選擇；其次是持續的時間不同，從1970年代至今，西方國家的逆城市化過程仍未結束，而俄羅斯只持續了短短數年，從1995開始就告結束，其逆城市化過程基本與其經濟危機和人口危機同步。
美國
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現的所謂“逆城市化”現象，實質上是城市分散化發展的繼續，是郊區越過大都市區的界限向更為廣泛的地區的延伸，是大都市區空間規模的進一步膨脹，歸根結底，是城市有機體的進一步膨脹，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擴散，而不是城市化發展的反向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大城市制造業、傳統服務業向外圍分散，帶動城市人口分散與郊區化和逆城市化進程，推動了郊區及鄉村小城鎮的實體經濟發展，使郊區和鄉村文化生活逐漸向城市看齊，并帶動鄉村中心的興起，使鄉村人口經歷了長期減少后回升，改變了自工業化以來鄉村的頹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規模重建使城市成為經濟和生活的中心，加之農業機械化使大量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鄉村人口大量減少，缺乏生機活力。針對這種情況，1954年和1955年原聯邦德國先后頒布《土地整治法》和《農業法》，推動小規模農戶退出后的土地流轉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推動完善鄉村基礎設施、提高鄉村生活水平。通過完善產業基礎設施和功能區布局規劃，強化小城市產業配套與服務功能，增強其對大企業的吸引力，讓在小城市和鎮工作、回鄉村居住成為理想的工作生活方式，形成了產業和人口的“逆城市化”發展趨勢。
德國的逆城市化與其它發達國家相比具有明顯的特點：德國的城市化主體為小城鎮，城鄉一體化程度非常高，小城市在所有城市中占 76%。
動因
逆城市化是在個人偏好與環境變化（包括城市政治、經濟、生態、社會以及其他環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要素離心力的作用下，使得人地關系從城市向郊區或鄉村中長期轉移的過程。在整個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其內在作用動力是個人偏好，外在作用動力是要素向心力或要素離心力，在內外動力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化經過初級城市化→大都市化（凝聚型郊區化逆城市化）→離散型郊區化→衛星城市化→城市群化→再城市化，最終發展到了均衡城市化，達到了理想的城市化程度。
一是交通、通訊和工業技術的發展促進人口遷移。當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原有人口向市中心集聚轉向外圍地區的集聚。如交通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人口由中心向外圍遷移，改變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
二是經濟因素和人口的發展促進逆城市化發展。逆城市化現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某些特殊事件的影響，且受經濟和人口的因素最大。以美國20世紀70年代“逆城市化”現象形成來看，其經濟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機和經濟衰退；而人口因素主要是戰后“嬰兒潮”出生的大多數人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大學，而大學大多位于美國的非都市圈，這些大學生大多涌入非都市區，從而導致非都市區人口的增加。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城市居民更傾向于選擇靠近大城市的農村地區，這樣可以融入國際流動人口，并且認為經濟危機造成了城鄉人口流動，尤其是對于年輕人和失業者而言。
三是農村經濟的發展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導致人口回流。逆城市化的動因包括農村地區在時間、經濟結構調整和區域政策方案方面導致的人口外流減少。旅游業是大都市區人口向高海拔地區擴散的最重要的推動力。此外，發達國家農村地區持續上升的收入水平和不斷增加的就業機會也是吸引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四是其他方面，如新的區位選擇、生活成本、犯罪、自然環境等。城市生活成本偏高導致人口向外流動。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從而促使一部分人在城市周圍生活。另一方面是傳媒時代的發展，文化的傳播等導致中心城外圍的增長和中心城城市化的衰落。勞動力回流與城市的吸引力不足有關，城市工作獲取相對艱難、生活成本偏高以及家庭生存風險較大等原因致使農民工家庭作出了回鄉的理性選擇。
影響
國際
不利影響：首先，逆城市化增加了通勤距離，增大城市通勤流量，進而增加了交通壓力；其次，逆城市化導致城市向外不斷蔓延，侵占了城市邊緣區的優質土地，破壞綠地、林地等資源，導致生態環境失去平衡；再次，人口外遷和郊區城市基礎設施配套不匹配，導致人戶分離現象大量存在，增加了人口管理難度；最后，鄉村規劃滯后于人口外遷j導致土地利用功能分區與布局在疏散化出現后相對混亂。
有利影響：一是在一定程度 上緩解了大城市中心區的人口過度集中、住宅緊張和交通擁擠狀況，改善了城市工作條件，促進了人地關系的進一步和諧。二是注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協調，通過制定和實施完善的區域規劃，促使城市產業在地域空間范圍內的協調布局，有利于充分發揮城市在生產、流通、生活、消費等領域的整體功能。最后是改善了城市的環境質量，通過疏解核心區過密的人口，使人口分布趨于合理；同時核心區產業外遷，尤其是污染型工業的外遷等，可降低城市中心區的環境污染，同時騰出的土地可用于綠化或公用事業建設，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中國
中國式“逆城市化”的雙趨性：主要指這種現象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體現出兩種趨勢：一種趨勢是積極的，即促進城市郊區和鄉村的發展。因這些從城市“逃離”出來的人們，他們為鄉村帶來了城市的理念，帶來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若這種趨勢越演越烈，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距也會逐漸縮小，這從目前許多大城市中的“城中村”現象可見一斑。但正因如此，另外一種消極的趨勢也逐漸浮出了水面，“勞工荒”產生了“城市病”，城市邊緣的過度開發使城市中心“動遷難”。例如，逆城市化產生會伴隨著各種弊端，隨著人口的逆向流動，逆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新興產業、勞動力和資本以及各類經濟活動中心會跟著流動，可能會導致大城市的經濟水平下降。城市交通在“鐘擺式”人口流動模式的影響下，會導致城市道路超載負荷。
中國式“逆城市化”的兩極性：主要指這種現象發生的人群主體，占據了社會構成的兩端，一端是富有的同時有著大量空閑時間，可以去追求更多精神享受的“城市上等階層”，而另一端則是在城市中以辛勤的體力勞動為主的低收入人群；這兩類階層，雖都具備了從城市向郊區、鄉村移動的“逆城市化”表現，但其本質卻截然不同，雖然都始于“讓生活更美好的”生活訴求，但前者更為主動，后者則較多體現出無奈之下的被動特征表現。
存在的問題
逆城市化不利于城市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逆城市化發展導致人口外流，城市市中心人口減少，降低市中心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其次，逆城市化導致城市管理混亂，大量人口戶籍在城市而居住在郊區，存在人戶分離現象，從一定意義上增加了對于人口的管理難度。雖然逆城市化能夠實現經濟發展。但是其同時也存在著流離失所、社會排斥和住房無法承受的問題。
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解決了城市環境惡化、人口擁擠等問題?使城市經濟和城市化向郊區、向遙遠的鄉村擴散，使整個社會生活質量得到提高?但逆城市化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一些新興的工業、產業、經濟活動中心以及資本和勞動力隨著人口的逆向流動也出現了逆城市化趨勢，使大城市經濟活動水平下降導致了大城市的衰退；其次隨著城市中大量中高收入者的遷出?城市中心逐漸成為低收入者聚集的地方，有的甚至淪為貧民窟；第三，大量集中的“鐘擺式”人口流動模式對城市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有時甚至超過了城市道路的承載能力。
中國“逆城市化”現象普遍開花，既推動了城鎮化發展，也帶來了諸多問題：一是政策執行中出現偏差，導致“豐都鬼城” “睡城”頻現。此二者均是人為盲目發展、產業與城市融合脫離的結果。個別地方滅村造城”所帶來的“新三農”問題，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二是實力不足難以縮小城鄉差別。從人口素質角度看，目前“逆城市化”的主力主要包括“非轉農”人員、返鄉農民工、回鄉創業大學生以及告老還鄉者等人群，僅依靠這幾類人群很難提升郊區、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從遷移企業的角度看，主要以大城市淘汰的落后產能企業為主，且以中小企業居多。因此，城鄉之間無論在經濟發展水平還是人口文化素質方面差距仍然較大。三是社會認同尚未達成。搬離大城市目前在我國仍被更多地認為是實力不足的象征。四是基礎設施有待提升。目前，一些地方主要依靠增加對農村的轉移支付縮小城鄉差距，但這種“輸血”而非增強“造血”功能的方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尤其是在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地區。
啟示
2018年，中國提出將致力于將城鎮化與逆城鎮化共同推進城市發展。在這一階段，文獻數量增長速度很快，在此階段國內學者的研究主題也發生了變化，學者開始關注國內城市發展中的逆城市化問題，尤其是大城市地區，并將其與農村發展、農民工遷移、城鄉關系、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等相結合。一方面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逆城鎮化發展更利于理解現階段的城市發展方向；另一方面與國家戰略政策相吻合，對于促進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時期主要以沈東、張強、李培林、李鐵等為代表，其研究主題包括非轉農、城市空間布局、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等。
城市化問題的研究依然是—個學術挑戰。它影響著農村發展、城市發展乃至區域的協調發展政策，對于未來農村發展規劃具有潛在的關系。城市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促進鄉村振興，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有效措施。在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應注意已經出現的城市擴散現象，因勢利導地發揮逆城市化的積極作用。
相關概念
郊區化是城市化的一種方式，是城市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分散的同時在進行宏觀集中。
區別：如果將郊區化與城市化對立起來，看不到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將郊區化視為城市化的反向運動，必然會得出“逆城市化”的結論。郊區化是城市化的一種外延，是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升華。而“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市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市化轉變為人口向大都市區內的郊區和中小城市遷移的分型城市是城市不同類型的轉換。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城市郊區化和逆城市化都是城市化過程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相同：郊區化和逆城市化均屬于城市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從凈遷人人口和總人口之間關系看，城市化表現為凈遷人人口與總人口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并隨著大城市地區總人口份額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化是以郊區為代價，大都市區人口逐漸集聚在中心城的過程。然而，由于郊區化的發展，都市地區人口再分配研究逐漸成為分析的重點內容。逆城市化表現為凈遷入人口與總人口規模的負相關關系，它是包括大都市區在內的最大城市人口遷移率高于其他規模的人口遷移率。城市化、郊區化和逆城市化的過程通過城市生命周期和極差城市化模型聯系在一起。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