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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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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1707年— 1767年)字君顧,號介亭,納西族。劉慥于乾隆元年( 1736年)考中舉人,乾隆二年( 1737年)考中二甲進士。同年參加“朝考”(是翰林院庶吉士館庶吉士的入門考試),選拔成為“庶吉士”,到翰林院“庶常館”繼續學習深造。能進入翰林院,被世人稱為“點翰林”。這在封建社會里,是最榮耀的。因為他已做到了“三近”:一是近皇帝,二是近皇權,三是近皇宮。只有做到“三近”的人,將來做官才升得愈快。清代時期,永勝考中文武進士 7人,只有劉慥一人是翰林院“編修”官出身。

人物生平

清朝時期的翰林院設在故宮里的“南書房”“上書房”“詹事府”等處。 3年后,即乾隆五年( 1740年),劉慥參加翰林院庶常館“散館”——畢業考試,成績為一等(類似于現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博士生班),授予翰林院“編修”官。留在北京故宮內的“武英殿”參與修撰《大清一統志》,有幸成為時任“武英殿修書總裁”方苞的部屬,并與方苞結下了深厚的師徒之友誼。而后,方苞逐漸了解到來自云南省邊陲的劉慥家事。在劉慥的懇請下,方苞為其父劉晟基撰寫了七言詩《墓志銘》:

屏山世裔衍邊疆,名與伊洛實相望。貌孤結出水中央,皎潔漣漪更汪洋。蓄潛元懿蘊晶光,比肩李杜歐陽姓。驛聲清越振大荒,士民吟歌載道旁。

性質寬宏復清剛,仁孝藹然厚彝常。克家有子繼文襄,春德維天永世昌。東皋勝地固其藏,水縈山拱并朝陽。刻名幽石名儒彰,悠悠千載余芬芳。

劉晟基( 1653— 1728年),劉慥之父。字景傳,歲貢生。劉晟基曾任順寧(今鳳慶縣)、云中郡(今云縣)儒學訓導。 9 歲喪父,孀母彭氏年僅 29歲,矢志撫孤。劉晟基奉母至孝,刻意積學,立品砥行,詩文俱佳,著有《茹圃堂集》,一時被人推重,永郡人士,多出其門。后任云州司訓 10余年,課士有方,維持名教,人咸稱頌(引自《乾隆永北府志》)。后因子貴,封中憲大夫。

劉晟基娶過二妻,原配劉姓,生二子:劉恂、劉慎;繼配黃氏( 1672— 1745年)生一子:劉慥。劉慥之父劉晟基,去逝于雍正六年( 1728年),葬于永勝清水后山和尚墳。劉慥之母黃氏,乾隆十年( 1745年)病逝于重慶府衙,其時劉慥在重慶任知府

壬戊( 1742年),上特命揀堪勝方面之任,共列薦公。不逾年,出守四川順慶府,材能干濟,卓然冠一時。任九月,即調重慶市,方半載,太夫人終于署,丁艱回籍。(引自《劉慥墓表》)”劉母病逝后,劉慥扶柩回到永北清驛,其母葬于程海西岸河口雞心嶺下。

軼事典故

方苞( 1668年— 1749年),字鳳九,號靈皋,安徽桐城市人,是桐城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他于康熙三年( 1694年)考中舉人,康熙卅六年( 1697年)會試考中貢士,因殿試前一天得到其母病重的信息,匆忙趕回家鄉探母,沒能參加殿試,這成了方苞的終生憾事。其母去世后,他一直在家鄉桐城“丁憂”。康熙五十年( 1711年),為同鄉戴名世撰寫的《南山集》作序,后來清朝政府認為《南山集》有悖逆之言,定為文字獄案;方苞受到牽連,并下獄,兩年后出獄,以奴隸身份入旗籍。數年后,康熙帝為了在全國范圍內搜羅文言文人才,方苞在大學士李光地推薦下,得以赦免。

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方苞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 1723年)方苞得到雍正帝的賞識,赦免出旗籍。雍正八年( 1730年)方苞憑他的才學升任為內閣大學士,在武英殿奉命教習庶吉士,相當于皇家博士生導師,并擔任《大清一統志》總裁。乾隆元年( 1736年),復令方苞入值南書房,升任禮部侍郎(相當于副部長),編校《御制樂律》。而后愛新覺羅·弘歷又任命他為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負責編訂“三禮”,即《周禮》《禮記》和《儀禮》。

乾隆二年( 1737年)劉慥參加“朝考”進入翰林院讀書深造,與時任武英殿教習的方苞相識,并受其教育;乾隆五年( 1740年)劉慥考選為翰林院“編修”官,參與修撰《大清一統志》,方苞時為修撰總裁,是劉慥的直接上司,自此兩人從相識、相知再到知遇之恩。

方苞在武英殿修書 20年( 1722年— 1742年),主《大清一統志》,校訂《欽定四書文》及修纂《周禮》《禮記》《儀禮》,其功勞甚大。乾隆七年( 1742年),時值劉慥調四川順慶任知府之際,方苞被愛新覺羅·弘歷賞給翰林院侍講頂戴花,罷官回籍,自此方苞與劉慥師徒二人,天各一方,成為兩人一生中的永別。

方苞為什么會被乾隆帝革去禮部侍郎、南書房行走、武英殿修書總裁等一切職務,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主要是發生了兩件事,一曰:泄密;二曰:徇私。古人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泄密:原來方苞與被雍正帝時罷免的舊臣魏廷珍友好,在魏廷珍被雍正帝降旨守清泰陵期間,方苞一直住在魏廷珍的院子里。到了乾隆帝時期,一天乾隆帝在南書房召見方苞,方苞趁機請求乾隆帝起用魏廷珍。愛新覺羅·弘歷告訴方苞準備任命魏廷珍為左都御史,但是任命還未下達,消息就傳出去了。后來乾隆帝派人調查得知,方苞在圣旨未下達時就已經搬出了魏廷珍家,乾隆帝認為是方苞泄漏了機密,傳圣旨訓斥了他。

徇私:方苞在做翰林院庶吉士館擔任教習時,負責“散館”考試。他在主持“散館”考試時,庶吉士吳喬齡來晚了,方苞準予吳喬齡補考。這使乾隆帝起了揣疑之心,乾隆帝派人去調查此事,發現方苞從魏廷珍家搬出來后,又住進了吳喬齡家。乾隆帝認為,方苞肯定接受了吳喬齡請托,且以權謀私,因而就降旨詰責他,并削去他的侍郎等官銜,從此不再重用。

從此,方苞因“泄密”和“徇私”兩件事,冒犯了愛新覺羅·弘歷,被一革到底。乾隆帝認為他“其不安靜之習,到老不改。”(引自閻崇年著《大故宮》)。不過方苞被革職時,年已七十有二歲了。方苞、姚鼐劉大櫆三人,被尊為“桐城市學派”鼻祖,他們提倡寫文章要講究“義法、神氣、義理、考據、辭章”等,對后世文人影響廣泛而且深遠。“桐城學派”時至今日仍然受到文人們的推崇,且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

劉慥能考取二甲進士,又欽點為“翰林”,就其才智人品,并非等閑之輩。他在翰林院武英殿擔任《大清一統志》“編修”官時,遇到總裁方苞,且成為他的部屬;方苞還為其父劉晟基撰寫墓志銘,確實已經光宗耀祖了。這也說明,當時劉慥的社會地位十分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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