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紹堯，原名孔慶全，紹堯是其字，號性安。清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出生于贛州市城。是明治大學法學系的畢業生。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參事，直到壽終。
基本介紹
孔紹堯，原名孔慶全，紹堯是其字，號性安。清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出生于江西贛州城。其家境貧窮，靠父親孔憲山做泥木匠維生，母親朱氏勤儉治家，紡綿花，千方百計供兒子讀書。孔紹堯自幼勤奮好學，刻苦練習書法，寫得一手好字。光緒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鄉試中了舉人。孔紹堯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后民富國強的變化，決心效法日本，為振興中華效忠盡力。因此，毅然放棄赴京考進士的機會，東渡日本留學，是明治大學法學系的畢業生。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公元1905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聯合各反清團體，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明確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在這以前，孔紹堯耳聞目睹了清朝廷對風殘酷鎮壓，對外屈膝投降的腐敗統治，他深惡痛絕。他堅決擁護孫中山提出的政治綱領，成為同盟會的會員。 孔紹堯日本留學畢業回到贛州市后，結識了許多立志救國的人士。他和劉景熙、劉運襄、劉樹堂、陳任中、陳培元、陳忠、蕭勛予、蕭敷勇、張周垣、盧達、湯賢等先進人士及陳銳、歐陽勛等先進青年聯合發起、組織革命團體——贛學社。這個組織，對外的公開身份是研究教育事業改革的學術團體，實際上是跟隨孫中山革命、暗中散發革命文告、發展革命成員，密謀推翻清朝統治的革命組織。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公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風雷激蕩全國。孔紹堯和贛學社成員在贛州市積極籌劃響應，緊張地從事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同年11月6日，贛州終于正式宣告光復。
民國8年（1919年）9月，孔紹堯重教興學，捐資創辦贛縣區第一所私立中學——贛南中學，校址設參府前（即今大公路中段南側，是贛州市第四中學的前身體）。他因為另有政務在身，推薦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朱鼎勛擔任校長，他則被推舉為學校董事會董事長。從創辦初期到初具規模之后的正常教學工作，他始終是滿腔熱情，全力支持的規劃設計師。這所學校，建有磚瓦頂、寬敞明亮的教室，室內條桌方凳，整齊美觀。學校設計獨具匠心，教室、寢室、廚房、花圃巧布校園之內，操場四周，鳥語花香，書聲瑯瑯，學習環境清幽如畫，一派沁人心肺，催人奮進的景象。孔紹堯常到學校走一走，看一看，他有時深入課堂聽課，課后與教師切磋教學；有時深入食堂，檢查師生伙食質量；有時晚上散步也走進寢室，看望埋頭備課或批發作業的教師。在經濟上，他不僅傾其積蓄，資助學校，而且親自奔波，向地方紳士勸募辦學基金，支持學校購置教學儀器，充實圖書資料；他尊師重教，受到學校師生的愛戴。贛南中學在董事長、校長和全體教師的通力合作下，越辦越好。賴傳珠上將和曾任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的朱良才上將等人，皆是原贛南中學畢業的學生。
民國11年（1922年）5月、民國13年12月和民國15年7月，北伐軍先后三次攻打贛州。孔紹堯與北伐軍始終戰斗在一起，并與地方先進人士聯系，組織義務挑夫幫助革命軍運輸彈藥；組織青年學生張貼標語，進行街頭宣傳，慰問北伐軍戰士；組織工商界人士籌款籌物，在全城掀起了支援北伐軍的熱潮，加速了北伐軍光復整個江西省的進程，孔紹堯曾被上級委任為贛南善后委員會會長。
1926年，孔紹堯回家鄉辦理母親喪事。被推薦為贛縣修志局總。同年，又被選舉為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
1927年，在南京任中央黨部黨史資料編纂委員會采訪，專任江西訪輯。
1931年8月，劃贛縣、于都、興國、信豐、南康等縣為江西省黨政委員會第五分會（又稱贛南分會），孔紹堯被任命為第五分區委員會兼贛縣縣長。同年11月15日，在歷經兵劫余之后，舊志版本被銷毀，原本所存無幾。為了使家鄉的人民知道贛縣的歷史，“上可當陳詩觀風之用，下可作鄉土物志之傳”（引自孔紹堯《重刊贛縣志序言》），孔紹堯發起并帶頭捐資，重刊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出版的《贛縣志》，搶救了歷史文獻。
1932年后，他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參事，直到壽終。
他性情溫厚，平易近人，從不因自己常識淵博而擺什么架子。凡是請他寫店鋪招牌和春節喜慶楹聯的，他都是有求必應該。在南昌市、南京和重慶市工作時，經常外出求學和謀事的鄉親找他求援時，他總是慷慨解南昌市囊相助。諸如孔繁萱（黃埔軍校畢業，后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朱楚帆（即朱啟湘，江西省第二人民醫院中醫科主任、副主任醫師）等人，在南京、上海市學習期間，均長期得到了孔紹堯在經濟上的援助。
1940年12月，孔紹堯因病死于重慶，終年64歲。他一生廉潔奉公，死后兩袖清風，不僅沒有什么遺產，邊遺孀王孝貞帶著繁芝、繁炎兩個女兒從重慶回贛州市老家的旅費都是靠在重慶同鄉和以前的學生籌集的。噩耗傳到贛州后，贛南中學召開了全體師生追悼大會，表示沉痛的哀悼。為了紀念他在辦學校工作中的業績，學校決定將擁有8間教育的新樓房用他的名字命名為“性安樓”。
在他短暫的64年中，先后經歷了光緒維新、辛亥革命、袁世凱復辟、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等錯綜復雜的歷史時期。他身處在舊中國大動蕩的時代，是完全可能做過一些對新民主義革命事業不利的事。他是這樣一個融匯了如此紛雜的時代色彩的人物。因此，我們是不能要求他的思想和行為全部都是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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