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登洲（1522—1597），字明普，中國伊斯蘭教大學者，經堂教育創始人。后人尊稱胡太師，也有稱胡太師巴巴者。太師于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出生在陜西咸陽渭城里一個家境富裕的家庭，自幼聰穎過人，靈慧超眾，“生平無驕，不二色”。幼年曾習儒學，不久即隨本鄉高師祖習經，聆其吾教義理之大略，遂概然以宏揚正道為已任。太師欲要啟后世之蒙，泄先天之秘，則感漢學知識不足，在他年過半百時，又崇延名師，諳習詩書，能過目成誦。不久適逢有西來學人（纏頭），相覓請教，遂出經教授。太師默識義旨，頓會其意，繼歸秦中（陜西省），遍索藏經之家，高價請購，于是晝夜鉆研，刻苦考查，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安于席者數年，乃深明正心誠意之學，貫通盡性穹理之源，宣天方之秘，漏泄其微，按東土之音，配合其節，究于理之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且好學不厭，誨人不倦，于是遠近端士正人，如夢方覺，負載道，接踵其門，從師求學。太師從此講經傳道，設帳于家，后延至清真寺內，始有經堂教育產生。
生平簡介
太師帳下，授徒百人，著名者有馮、海二先師（名不詳），馮巴巴（咸陽市人）設帳于家，經傳華北、中原、江南、東南沿海一帶；海巴巴（渭城里人），在寧夏同心城設帳多年，弟子眾多，經傳西北和西南諸省。
經學之始，闡訓萬代，自太師啟之。迄今四百余年，學業相承，代不乏人，人才之盛，宛若群星。太師所創經堂教育，由陜西關中輻射長城萬里、黃河上下、長江兩岸、大漠內外、天山南北，經聲瑯瑯，教門大興，光彩熠。太師創經學之苦心，引后來者之功德，開百世未明之惑，救教門于衰微之時，辯異端是似之非，其功無與論比也。
太師巴巴歸真于明朝萬歷年間，即公元1597年古歷八月二十八日，享年76歲。初葬河邊。清康熙壬寅年間，即公元1662年，太師歸真65年之后，渭河泛濫，太師墳墓將受其浸，后人遷墳于咸陽渭城里胡家溝東上。這里有一片回民公墓，附近則是明時的渭城大寺。相傳，遷墳那天有千數百人，啟墳時，異香襲人，骨若淡金。及殮后，兩手芬馨，多時不散。此機密乃大能的真主醒令人們知太師為傳教大賢，真正的“臥里”之品也。
后裔及發展
太師在世時，咸陽渭城里有二十六坊，族性繁多，生計鼎盛。咸陽市里的胡姓為一大姓，在一八六二年，陜回亂后，胡姓舉族參與暴亂，后慘遭清軍殺戳，二十六座清真寺被焚，幸免于難者逃往別處，渭城再無一戶吾教人居住。真主護佑，太師之墓。仍保存至今。每年八月二十八日，西安市各坊教民來此上墳。
清人趙燦阿訇贊胡太師曰：“志奮道興，學曠千古，才萃萬靈”。四百年前，在明朝皇帝律令高壓，儒家思想對回人的同化，佛道勢力重重包圍，伊斯蘭教學人寥落，經典匱乏，圣教面臨泯滅之時，真主相助胡太師巴巴應運而生，創立經堂教育，設定經堂課目，從此奠定了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基礎，拉開了經堂教育的序幕。太師巴巴是真主太而倆為中國穆斯林特選造就的復興中國伊斯蘭教的大賢哲。埃及艾大教授贊胡太師是中國的安薩里。太師巴巴延續、發揚振興了中國的伊斯蘭教，他用經堂教育這一光輝模式，塑造了從明朝嘉靖至今日四百余年的1700萬中國穆斯林。
居住在陜西咸陽渭城彎胡家溝的胡姓族人和后裔，由于戰亂和災荒，在明朝末年相繼逃難定居各地，以鎮安縣西口鎮程家川為多。近百年來，部分族人遍及國內八省十七個縣市。據有人統計，祖籍咸陽胡家溝的胡姓穆斯林，現已繁衍了十六代，有三千多口人。數百年來，胡氏族人謹遵祖訓，每年逢太師忌日，都要過“乜貼”，緬懷胡巴巴對中國伊斯蘭教傳播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以繼承和發揚太師巴巴用畢生精力振興伊斯蘭文化的不朽精神。
文化傳播
胡登洲早年學習文言文和儒學，年過五旬時，得阿拉伯貢使指點，征集西方伊斯蘭教經書，潛心學習經史百家，赴麥加朝覲歸國，途中，游歷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國，考察伊斯蘭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狀況。歸國后深感“經文匱乏，學人寥落，即傳譯之不明，復闡揚之無自”。“慨然以發揚正道為已任，立志興學”。開始在自己家中設招收門徒，后轉移至清真寺內，將伊斯蘭以清真寺為中心的教學形式與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結合起來。免費招收學員，講授阿拉伯語；波斯文和伊斯蘭經典，用經堂語，即古漢語、阿語、波斯語單詞混合而成的獨特表達形式，口譯和講解伊斯蘭經典，并在教學結構、課程設置、授課形式、考核、畢業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國伊斯蘭經常教育的基礎。
胡太師之后，其親傳弟子和再傳弟了們將經堂教育制度進一步加以發展完善。到了清代，經堂教育遍布中國東西南北各地，并逐漸形成了陜西省學派和山東省學派。陜西學派遍及陜西、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西北各省及河南省、安徽、江蘇省、云南省等省，此學派注重“認主學”、《伊斯蘭教圣經》注，不學文言文，提倡“精而專”；山東派遍及山東、河北省及東北地區各省，此派提倡阿、漢、波并重，注重“博而熟”。此后，本屬陜西學派的云南，經馬復初阿訇吸收陜西、山東兩學派的優點和長處，改良經堂教育，創立了獨樹一幟的云南學派，提倡阿、漢經書并授、兼學波斯文、“諸科分進”的教學方針，極大地推進了經堂教育的發展。
由于經堂教育的倡興，“吳、楚、燕、齊之彥，負載道，接踵其門而求學焉。”于是，“學人寥落”的狀況開始扭轉，“傳譯不明”的憂慮得到解，“闡揚無自”的苦惱有所減輕，“經文匱乏”的困難正在逐步解決。經堂教育倡興至今，培養和造就了數以萬計的一代又一代“阿訇”、“伊瑪目”和伊斯蘭教學者，成為400多年來振興和弘揚伊斯蘭文化、維護教門本色不變而前赴后繼的中堅。同時，也正是經堂教育的倡興和發展，為文言文譯著、以儒詮經活動的開展奠定了人才條件，為伊斯蘭教的學說化提供了強勁的推動力。
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說化是伊斯蘭經籍譯釋，即“經學”的產生為標志的。李興華先生提出，伊斯蘭經籍譯釋沒有專一的形式，口頭語言、動作示范、暗示提示、書面形式都有。就書面形式而言，既有漢文寫成的“漢經”，也有阿拉伯語、波斯文寫成的經書。有的著述，為了拒絕漢語世界對之閱讀，還采用阿、波文交叉寫成。門宦家的譯釋經書均不公開刻版問世，僅靠手抄在很有限的信眾中密傳。門宦經學不論采取什么樣的譯釋方式，它們都共同載負著門宦家所著意宣傳的本門本派和本家本宗的獨特信仰精神；三是漢文譯著經學，即指以王岱輿、劉智為代表的伊斯蘭教學者用漢文對伊斯蘭原文（主要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經籍的譯釋。與經堂經學不同，文言文譯著經學或者整本全譯，或者是圍繞一個主題，在幾部或幾十部有關原文經籍中“提供大綱，撮其緊要”，進行意譯、編譯、“借文轉譯”，翻譯時都須做到“訓文解字，必摹對推敲，使兩義恰合，然后下筆。”就詮釋這一側面而論，經堂釋經講求簡明扼要，只要授者當下解釋清楚、受者當下聽得明白就行，而譯著詮釋經典，往往須“援引諸家”，對譯出的經文特別是關系基本教旨的經文，進行多方面、多體例的注釋。如劉智的《天文典禮》，在正文外，有解、大注、小注、實義、廣義、考證、集鑒、問答、附論等九種注釋體例，“集鑒、考證儒者之語，余皆天方各經傳中采輯而成”。譯經、釋經大多數被刻版印刷，公諸于世，不分教內教外、經生非經生，凡知文言文者皆幸閱讀，這也是與經堂譯經解經的不同之處。
由經堂教育初步形成、經漢文譯著發展成熟的中國伊斯蘭教經學（即伊斯蘭教義學），著在中國，伊斯蘭教已擺脫了“禮俗”層面的局限而躍遷為“學理”的階段，完成了學說化的過程。中國伊斯蘭教法學說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過程。伊斯蘭教的中國化不僅僅表現為經堂教育和譯著譯經釋經中采用漢語和漢文，更重要的也是帶有根本性意義的是，經學大師們大膽地、積極地引入了中國傳統文化，在譯經、釋經中以中國傳統思想闡明伊斯蘭學理，以當時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宋明理學的架構來創建伊斯蘭教義學的體系，使其基本的價值取向與中國大環境的整體文化氛圍相適應，使伊斯蘭教具有了明顯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從而也使得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存在與發展獲得了理論的根基，從低谷走上勃興之道。正因為如此，有人把從經堂教育倡興到文言文譯著譯經釋經發展的明清之際，稱之為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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