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熾（1836年—1903年），字昌國，又字昌，號興齋，云南彌勒縣虹溪人，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位位居一品的紅頂商人。他被民間稱為“錢王”。根據英國《泰晤士報》的統計，他排在百年來世界最富有的人中的第四位，也是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中國人。
王熾自幼家貧，年少喪父，為維持生計，棄學經商。年輕時，王熾因斗毆殺死表兄姜庚而逃至四川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進行川滇互貿，促進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務往來和商品流通。1872年，他與席茂之在昆明市合資開設了“同慶豐”商號。經過數年的經營，王熾成為滇中富商。經過20余年，王熾積資甚厚，“天順祥”“同慶豐”匯號稱為“南幫之雄”，與西幫山西省山西票號并馳名于國內。1883年法帝國主義進攻越南，清政府派兵援越抗法，王熾為清政府支墊軍餉，前后共墊銀60余萬兩，緩解了捐款危機。1887年-1900年，王熾為礦務公司總辦，為保護地方工業，籌劃滇省銅、錫礦業，花巨資買滇越鐵路的路權，捐銀修水利，被李鴻章稱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朝廷以“樂善好施，迭捐巨款”賞云南彌勒紳士“三代一品封典”。1903年12月25日，王熾病逝于昆明市，終年68歲，其歸葬于虹溪五山煙子寨。
在國運日衰、外國入侵的晚清時代，王熾以其自己獨特的商德、商道以及強烈的愛國精神在中國晚清商業史上畫上了完美的一筆。
人物生平
1836年出生于云南省彌勒市虹溪鎮，幼年喪父，因家境貧寒被迫輟學，依靠母親紡織為生。成年剛至時因不滿鄉霸欺人，失手打死惡人出走，用母親賣掉陪嫁玉鐲的10兩銀子做本錢經商，從趕馬幫販運開始，經歷艱險，苦鉆商道，以過人的膽識與誠信打破當地商賈設置的重重阻礙和官府的地方保護，開設并發展了著名的“天順祥”商號，促進了川、黔、滇三地的商務往來和商品流通。
清同治十一年（1872）在昆明市主持“同慶豐”商號，并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佛、宜良縣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余石。經20年經營“天順祥”、“同慶豐”商號，資金雄厚，號稱“南邦之雄”，馳名省內外。
光緒九年（1883）法國侵略越南，朝廷詔命提督鮑超會同云南巡撫岑毓英統兵援越抗法，時軍費緊缺，其墊支銀60萬兩。戰后岑、鮑班師回國，遣散兵勇又需軍費，王又墊銀相助。岑、鮑甚為感激，岑賜“急公好義”、鮑賜“義重指國”匾額以旌表。后經岑保奏賜王四品道員職稱，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封典三代一品。
光緒十三年（1887）調任云南礦務督辦大臣，派其為礦務公司總辦。籌辦云南銅、錫礦業，先后墊支開發基金銀10萬兩。在辦礦業中大獲其利，成為“富甲全滇”的企業家。曾捐銀興建彌勒佛境內盤江鐵索橋兩座，捐銀1513兩重修廣西直隸州（今滬西縣）城孔子廟，出資修筑虹溪街道，鋪設昆明市城至碧雞關石板路，在昆明建蓋彌勒會館，劃撥“興文公當”資金饋贈本省舉人赴京會試費用。
光緒二十六年(1900)陜西省、山西省兩省大旱，王熾捐銀2萬兩賑恤，獲朝廷旌表。
光緒二十九（1903）年病故，歸葬虹溪煙子寨。
病故后其子鴻圖繼父經營“同慶豐”、“天順祥”商號。
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第一屆云南商務總會協理。
宣統元年（1909）繼任二屆商務總會總理，次年倡辦昆明耀龍電燈公司。
民國3年（1914）參與開辦昆明自來水公司，其經濟實力和經營能力當時曾稱雄云南省商界。
創業歷史
據《虹溪王氏族譜》記載：王氏祖籍應天府（今南京）柳樹灣石門坎，其遠祖為明洪武年間隨沐英南征兵員，云南平定后留屯安家于陸涼（今陸良縣）。王家到了王熾之父時，家道早已衰落。王熾年少，三兄天折，父親王勛業去世后家計更為窘迫。母親張氏、二媽姜氏以紡織謀生，省吃儉用，勉強度日。王熾自幼聰明好學，后人稱他“幼而穎異……當出就外傅之年，即追有神童之譽。九齡應客，嘲言能對楊梅；雙髻登筵，隱語能知荷藕。……晝則托業陶朱，藕資菽水，夜則留心賈董，啟發篇章”。但因家境困難，王熾不得不離開私塾，跟著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熾無從家鄉收購土布等運到竹園、婆今（今盤溪）等地販賣，又從那些地方采購紅糖回家鄉銷售。這樣來回都有生意，資金周轉很快，加之王熾很能吃苦，也知道節儉，沒有幾年，他就積攢了紋銀百多兩。王熾有了資本生意日漸興旺。他擴大了經營項目和經營范圍，他的馬幫往返于臨安府屬各縣和瀘西縣、師宗縣、邱北之間。王熾二十歲時，他家已成殷富人家。而此時的王熾，也在滇南一帶小有名氣。
清朝同治元年（西元1862年）因款待滬西大紳周廷升，買肉時與表兄姜庚發生沖突，一怒之下指使家人殺死姜庚，亡命昆明市。之后投奔故舊馬如龍（時為云南提督），并從軍入川。不久又在重慶與人合伙重操趕馬行商舊業。并開設商號“天順樣”，販運貨物于川滇之間。
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間在省城昆明開設“同慶豐”，經營匯兌存放款事業。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數年即成滇中巨富。《新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載：“本省同慶豐、外埠天順祥為云南幫中杰出山西票號……兩號為虹溪王熾創辦……
同治十一二年間，先在省垣設立同慶豐，日漸發達，仍親赴重慶市仿山西省幫規例，改組天順祥，營匯兌存放款事業，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逐漸推廣。京都、上海市、廣東省、江西省、漢口、常德、重慶、成都市、敘府、貴陽等均有天順祥票號。總號有資本十萬兩，京都分號有三萬兩，其馀各一萬兩……咸同滇亂與中法涼山之役均籌墊餉款，獲利甚巨。故資金充裕、款項靈通。兩號信用大著，凡協款、丁銀、丁賦均歸其專辦。”至光緒中后期，天順祥分號已遍及全國22個行省中15個行省的大中城市。號稱“南幫之雄”，與西幫三晉票號并駕齊驅而馳名于國內。王熾締造的以金融山西票號業為主干的商業帝國，享譽一時。美國《時代周刊》曾將其列為西元十九世紀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同治末年川東道庫急需向四川承宣布政使司解繳白銀三萬兩而一時無法湊足。道署在重慶間川幫商界洽借，但無一家愿意借給。官員們情急之下找到天順樣，沒想到王熾競一口應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員們大為驚嘆，認為天順樣膽魄超人，實力雄厚，信用昭著。
主要成就
晚年更以多年經商所信奉的原則：“道行、道德、信義”為本，將偌大的資本以股份制的形式加以完善和分配。出資修建昆明同仁街，鋪設昆明至碧雞關石板路，重建虹溪書院，捐巨資在南盤江上建成三座鐵索橋，興昆明第一家電燈公司、第一家自來水公司，引德國西門子股份公司發電機，建成我國第一個水利發電站——石龍壩水力發電站等等。
軼事典故
錢王故事
那是清末的一天，外面在下著綿綿細雨，紅頂商人王熾的同慶豐錢莊總號大店之內，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此時一個衣衫襤褸的花甲老者，攜著一個六七歲的黑衣孩童走了進來，臉上都臟兮兮的。柜前，許多小伙計正在那忙著算賬，見了他們，一個衣著光鮮的小伙計頭都沒抬一下，“存錢嗎。”老人枯樹皮似的雙手顫微微地捧上了一枚油跡斑斑的銅錢，小伙計笑了：“要飯的吧。”老人說：“我活不了幾天了，膝下只有一孫，想給他存點錢，等我一死，好讓他還有幾天飯吃。”小伙計聲稱：“一枚錢太少，存多了再來吧。”老人道：“錢莊為什么不讓人存錢呢？你們行行好，就當可憐我們吧！”他蒼白的須發抖動，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樣低聲哀求，小伙計就是不答應。無奈，老人與孩子傷心流淚，望著大廳正中的“信義天下”的四個濃濃的墨字黯然離去。
第二天，不利于同慶豐的謠言開始多了起來，在當地引起巨大震撼，同慶豐的客戶們也恐慌不已，對錢莊產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機，于是紛紛涌到同慶豐提現銀存到別家錢莊。事情已極為緊迫，大東家王熾連夜召開會議商量對策，徹查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原因找到后，他痛心疾首：“人無信而不可以立呀。”最后，他毅然決定，開除那個觸犯錢莊約法的小伙計，扣發主管人員半年薪水，并讓下人全城搜尋行乞的爺孫兩人。王熾親自出馬，率領錢莊全體人員在大門前將老人孩子迎進店中，向他們誠懇道歉，把他們那一文錢設立一個特殊賬號，開出了票據，并給了高出別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誠意。此后，人們對同慶豐的誤會才漸漸消散，對王熾的表現深為欽佩，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他信用有加，不愧為商壇巨擘。于是大量的銀子又源源不斷地流入了同慶豐錢庫。在那個沒有多少法治和金融體制保障的社會，王熾的這一英明之舉挽救了他的商業帝國。多年之后，他也因其富被《時代周刊》列為19世紀末全球第四大富豪。其實，生活中誠信就是一面鏡子，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人生積累一份動人的信義儲蓄。因為誠信之力是不可忽視的，一點點欺詐就足以毀掉一切，乃至于我們的一生。背信是禍，誠信是金。
政治靠山
由于家境貧寒，14歲時又遭喪父之痛，因而不得不輟學習商。王熾16歲時，母親變賣首飾得銀20兩，交于王熾。王熾用這筆錢從家鄉虹溪購土布挑至竹園、盤溪販賣，又將那里的紅糖購回銷售。憑著天資聰穎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王熾不久便攢下了百多兩銀子。這筆銀子成了王熾擴大經營的資金，王熾由此開始組建自己的馬幫，在建水縣、瀘西縣、師宗縣、丘北縣一帶往返販運土雜百貨。由于王熾膽大機敏，為人俠義，至他20歲余時已在云南省一帶小有名氣，人稱“滇南王四”。
與一般小商小販不同的是，王熾很快洞悉了時代的本質——官之所求，商無所退。若想發達，就必須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紀尚輕的王熾開始積極尋求官場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尋一條官商結合的發跡之路。
就在這時，災難降臨了。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氣的王熾回鄉后，宿有積怨的表哥與他發生沖突。在一場斗毆中，表兄被殺，王熾匆忙出逃，幾經波折避禍于重慶。王熾見此地商業鼎盛，又居水陸交通要沖，便萌生了設莊做貿易的想法。他認為單純靠馬幫販貨賺取微薄利潤是在為別人做嫁衣，于是便租得臨街鋪面一間，掛出“天順祥”的商號，販賣馬幫運來的貨物。由于當時王熾的銀資不過四五百兩，做小買賣沒有多大賺頭，做大買賣又感到資金不足，于是他四處尋找融資渠道，想法與當地頗有實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伙人出資擴大經營，而王熾則組織馬幫在重慶市購買煙鹽土雜販賣到云南，又將云南的皮毛藥材購運到重慶。這支三四十匹騾馬組成的馬幫，沿途打著“滇南王四”的旗號，亦購亦銷，邊販邊買，獲利頗豐。
智勇稱贊
據傳，一次王熾的馬幫滿載川貨從昭通市南行到凹里時，遇到百余名劫匪，趕馬人嚇得四散逃命，但王熾卻鎮定自若，毫無懼色，指明要見匪首。匪首對王熾的勇敢機智大為贊賞，不但放走了王熾，還歸還了一半貨物與全部馬幫。這件事傳開之后，“滇南王四”名氣更著，沿途各路山賊也對王熾馬幫禮讓三分，王熾的生意也更加興盛。王熾看準這個大好機會，一方面借機樹立聲望，另一方面抓緊時機在敘府增設分莊，與席茂之合伙在昆明市設立“同慶豐”商號。
王熾富而不惰，以身作則，親自趕馬運貨到云南省，又由云南辦貨至重慶市，并在“天順祥”逐步設立了一套已具民營企業特色的較科學的管理模式。在這種新的管理體制下，“天順祥”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商鋪的發展使資金的周轉變成了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于是王熾又想到了自己開設錢莊，但開設錢莊不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筆資金，而且還需要樹立人們對“天順祥”錢莊的信任。就在這時，機會出現了。
光緒初，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辦川鹽而被任命為鹽茶道員。當時，為改善川鹽生產，鹽茶道急需白銀萬兩，由于布政司無銀可撥，唐炯只得向商界籌借。然而，由于多數商賈認為發展鹽務并非三五年便可見效，因而不愿擔此風險，無人愿借銀給官府。王熾思量再三，認為此次籌銀一方面可解鹽茶道之急，借此結交唐炯，找到官場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順祥”在十天內湊足十萬兩白銀，則可向世人展示“天順祥”的實力，促使人們放心來“天順祥”存兌銀兩。
于是，王熾冒險應承十日之內湊足白銀十萬兩。不出十日，王熾湊足了銀兩，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順祥”的名號，列隊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后至官府送銀，一時間全城轟動，婦孺皆知“天順祥”籌巨款一事。
富敵半個云南
“天順祥”的一炮打響使王熾身價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熾找到了唐炯作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無所退”的發跡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熾開匯號并代辦鹽運，生意做得得心應手。隨后，王熾與席茂之分伙獨自經營，在昆明市創設自己的“同慶豐”商號，并改組“天順祥”，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同慶豐”以匯兌業務信用好而成為民間和官府承辦匯兌的首選。很快，錢莊以長江沿岸為線，在國內各大城市逐步增設分號，成都市、漢口、九江、南京、上海市、貴陽、廣州市、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設置，鼎盛時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海防亦設有辦事機構。
除此之外，王熾在云南省州縣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設置“同慶豐”分號。自此，全國各商行或私人往來匯兌，均可在沿途錢莊憑票取款，“同慶豐”每年各省調劑云南協調及省憲解繳朝廷款項，便達數百萬兩之巨。“同慶豐”還在四川省代辦鹽運，在昆明市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縣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余石。
有人曾給“同慶豐”算過一筆賬，說自光緒十三年至宣統三年共25年間，全號紅利即達389余萬兩，此數尚未包括號內遭受的重大折損，時人稱“同慶豐富過半個云南省”。王熾成為名震南北的“錢王”，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業開山鼻祖。而“同慶豐”、“天順祥”則被譽為“南邦之雄”，有人認為王熾的錢莊足以與山西省錢莊相抗衡。
獨到領悟
王熾雖富甲全滇，但卻不是一個惟利是圖的商人。他重德重義，以德經商，對“商道”有著獨到的領悟：“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騙我，害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憑他，隨他，盡他，讓他，由他，任他，幫他，再過幾年看他……”王熾在經營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鑒世界先進經驗，為強國奮爭；在個人生活上，王熾富而不奢，始終保持勤儉家風。誠信與德行贏得了包括競爭對手在內的所有人的尊重，成為商界楷模。
不僅如此，王熾還仗興疏財，以財力急國家之急，以振興地方經濟為己任，發展地方實業，熱心公益事業。清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法國出兵犯境，云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當時軍情緊急，需餉甚巨，一時籌應不及的緊要時刻，達官貴人忙于避禍，惟利是圖的商人們都做了縮頭烏龜，獨有王熾毅然獨自借墊60萬兩巨款作餉銀，岑英為之賜額稱“急公好義”。
王熾還花巨資從法國人手里買回了滇越鐵路的路權，使云南省路權不受法國人支配。為保護地方工業不被洋人染指，王熾冒險奪標，墊付數十萬兩白銀與官府一同籌辦云南銅、錫礦業。
晉、陜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之地，“同慶豐”分行須全力資助。慈禧回京后，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見虹溪書院損壞，即捐資擴建；見地方無救荒之糧，便設義社以備振災；見學子失學，便建義塾以教；見士子鄉試無住宿，捐虹溪試館以供住宿；見有的舉子無錢進京趕考，就承攬了云南省全部舉子進京趕考的一切開銷；見大渡河船渡常淹沒人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鐵索修橋，供行人過江；為培養人才、振興地方教育文化，王熾聯合當地富紳籌辦“興文當”（后更名為“興文銀行”），將之作為“基金庫”，以捐助當地教育事業發展，云南經正書院，今云南大學都曾得到資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狀元，王熾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興文當”公款，一半獎給袁嘉谷這位云南首名狀元，一半在拓東路建起一座巍峨的的狀元樓。
此外王熾還開創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嬰兒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據王熾的各種義舉，先后賜他四品道職銜，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賞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許在紫禁城騎馬，王熾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唯一的一品紅頂商人。明義重德的商人本來就不多，而商人冠戴一品更是絕無僅有，王熾所受榮譽遠遠超過晚清時聲名顯赫的巨商胡雪巖；12月28日王熾在他創立的昆明市“同慶豐”商號內然與世長辭，走完了他人生的68個春秋。這位富商巨賈的靈柩在其家眷的護送下回到了故里——彌勒虹溪，安葬于青山綠水的十八寨。時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為塵土，然而，他的創業故事、營商謀略、浮沉軌跡、豪情義舉，卻一直流傳于坊間，成為中國商業史上一段最靈動的記錄，引人深思。
后世紀念
故居
王熾的故鄉在彌勒市的虹溪鎮，與白龍洞接壤，同時還有保存完好的三代一品封石碑坊。（三代一品封典坊位于彌勒縣虹溪鎮東門街中段。石牌坊建于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系青石建造，東西向，占地64平方米。石牌坊通高40米，寬6米，三重檐四柱三間，柱腳石墩有八個石獅子相對而立。牌坊坊頭正中有一塊鏤空的石龍盤抱的直匾，上書“圣旨旌表”，下面橫書“三代一品封典”的石匾。坊臺基東西兩面各有垂帶式踏道七級，兩邊直柱上有三副對聯。三代一品封典坊系虹溪王熾請通海縣名匠建造，王熾是當時云南省富商之一，曾捐巨資效忠清廷，故受清廷敕封。王熾對地方也曾有過一些善舉，有“樂善好施”的鄉評。石坊雕琢精細，有較高的藝術價值，1983年公布為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 >
彌勒市人民政府.王熾.202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