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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遲子建所著的長篇小說，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首發于《收獲》雜志2005年第6期，2005年12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發行初版。小說語言精妙，以簡約之美寫活了一群鮮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溫克人。

小說分上、中、下與尾四個部分，概括了整個民族由興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個過程，以一位年屆九旬的鄂溫克族最后一位酋長女人“我”的自述口吻，講述了一個弱小民族頑強的抗爭和優美的愛情。在中俄邊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居住著一支數百年前自貝加爾湖畔遷徙而至，與馴鹿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他們信奉薩滿，逐馴鹿喜食物而搬遷、游獵，在享受大自然恩賜的同時也艱辛備嘗，人口式微。他們在嚴寒、食肉目、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鐵蹄、“文革”的陰云乃至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他們有大愛，有大痛，有在命運面前的殊死抗爭，也有眼睜睜看著整個民族日漸衰落的萬般無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傳承顯示了弱小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

該作以獨特的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民族故事與歷史交織的敘述結構以及隱喻手法塑造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人物，展現了傳統民族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尷尬、悲哀與無奈，突出了生態意識主題和民族文化主題。2008年，該作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9月23日，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初中段。同時，該作被翻譯成英、法、阿拉伯等多種語言，受到國際讀者的歡迎。

創作背景

作者遲子建在少年時期就曾在山中見過樹上雕刻的山神頭像，從此對少數民族萌生了興趣，加之在成長過程中她親眼見證了現代文明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遲子建對原始民族及其文化的流失和自然生態的未來產生了思考。

在2003年的報道中，遲子建知曉了敖魯古雅的鄂溫克族人下山定居的事情，看到人類文明進程對少數民族的同化，她的心中充滿憂郁和蒼涼感，而在同時，她看到一份報紙上有一篇記敘鄂溫克畫家柳芭的命運的文章，該作講述了這名優秀的畫家帶著才華走出森林，卻又在最后滿心疲憊地辭去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遲子建深受感動，在朋友的鼓勵下，有了動筆寫下關于鄂溫克人故事的想法。

2004年8月，遲子建到根河市通過追蹤馴鹿的足跡找到了山上的獵民點，找到了筆下女酋長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媽媽，傾聽他們內心的苦楚和哀愁，聽他們歌唱。遲子建用了整整3個月的時間集中閱讀鄂溫克歷史和風俗的研究資料，作了幾萬字的筆記。2005年，遲子建開始在故鄉創作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

出版歷史

《額爾古納河右岸》發表于《收獲》雜志2005年第6期，2005年12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發行初版。

內容情節

該作分上、中、下與尾四個部分，概括了整個民族由興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個過程。

上部清晨

上部主要描寫了鄂溫克族主人公“我”青少年時期的經歷。

“我”的父親林克和“我”的母親達瑪拉恩愛和睦，養育了“我”的姐姐列娜、“我”、“我”的弟弟魯尼三個兒女。“我”的伯父尼都薩滿是烏力楞的族長和薩滿。“我”的叔父伊萬曾在路途中對被人販子拐走的俄羅斯女人娜杰什卡一見鐘情，贖回了她并同她結婚，生下了一雙兒女。“我”的姑母依芙琳是個強勢刻薄，和丈夫坤德育有一個兒子金得。除此之外，“我”的烏力楞還生活著老人達西，以及他的兒子兒媳哈謝和瑪利亞。達西曾因和狼搏斗瘸了一條腿，從此一蹶不振，由于極度渴望有一個孫子，他便將一只獵鷹當作了孫子，希望獵鷹能替他報仇。這就是“我”所在的烏力楞（鄂溫克族的家庭公社）的人員組成。

“我”和族人寧靜和諧的生活因族人的接連喪命被打破。在一次遷徙中，列娜因在馴鹿背上睡著，摔下鹿背后于雪地中凍死。烏力楞遭遇瘟疫，導致馴鹿大量死亡，“我”的父親去同其他烏力楞交換馴鹿，路途上被雷電劈死在了樹林中。在遷徙中烏力楞遭遇了狼群，達西帶著獵鷹向咬斷自己腿的狼復仇，報仇成功了，達西和獵鷹也死去了，之后，他的兒媳成功生下了一個兒子小達西。在“我”的父親死后，愛慕著“我”母親的尼都薩滿一直無微不至地關懷著她，打動了“我”的母親，但是他們的戀情卻不被族規所允許，最后無疾而終。

中部正午

中部主要描寫了“我”在第一段婚姻中的經歷。

民國21年（公元1932年），日本人入侵，娜杰什卡害怕她和孩子的俄羅斯血統被日本人發現，帶著孩子們逃走了，在和族人找尋他們的過程中，“我”在山里迷了路，被一個叫拉吉達的男人所救，“我”和他因這次意外相戀結婚，生下了兒子維克特，魯尼也同獵戶之女妮浩結了親。在魯尼的婚禮上，“我”的母親去世了，尼都薩滿意志消沉，不再打理烏力楞的事務，拉吉達成為了新的族長。一年冬天，為了滿足日本人的要求，尼都薩滿為其跳舞治傷后去世，我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安道爾。第二年夏天，男人們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到“東大營”訓練，在剩下的女人留守山上的幾個月，“我們”遭遇了暴雪，馴鹿們遺失在了大雪中，男人們回來后便去尋找馴鹿，拉吉達在馬背上睡著，活活被凍死在了睡夢中，伊萬成為了新族長，妮浩則在第二年春天生下了兒子果格力。民國31年（公元1942年），妮浩做了薩滿并生下了一個女兒，為了救人，她犧牲了自己的孩子果格力的性命，同已死的人做交換。依芙琳逼迫金得娶了一個歪嘴姑娘杰芙琳娜，導致金得在婚禮當夜上吊自殺，因同情剛結婚就變成寡婦的杰芙琳娜，小達西向杰芙琳娜求婚。在一次受訓中，伊萬因打死了日本人的獵狗遭到關押，他從牢房逃跑后便失蹤了；又一年夏天，好幾個烏力楞感染“黃病”，傷亡慘重，“我”把拉吉達家唯一幸存的弟弟拉吉米接來同住。

1945年，日軍投降，烏力楞迎來了兩場婚禮，一個是小達西和杰芙琳娜；一個是“我”和瓦羅加。“我”在貝爾茨河邊遇到了幫助蘇聯人抓捕日軍的氏族酋長瓦羅加，和他相似的喪偶經歷使“我”和他心靈相通，走到了一起。

下部黃昏

下部主要描寫了在現代化進程中鄂溫克族的命運。

在“我”和瓦羅加的婚禮上，伊萬出現了，他說自己加入了蘇聯紅軍，現在成為了一名軍人；婚禮后瓦羅加的氏族和“我”的烏力楞進行了合并。1946年解放軍對逃竄到山里的土匪大清剿；1950年成立了供銷合作社；1959年，政府為他們建了平房，林業工人要進山伐木，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也要修建鐵路了；1965年，國家在山下為鄂溫克族設立激流鄉，鄂溫克族人可以到山下居住、購物、治病或接受教育，現代化進程不斷發展。在此過程中，“我”的兒子維克特娶了瓦羅加的族人馬糞包的女兒柳莎，安道爾和妻子瓦霞生下了安草兒；“我”和瓦爾加擁有了一個女兒達吉亞娜；拉吉米收養了棄嬰馬伊堪；妮浩薩滿為了救人又犧牲了自己三個孩子的生命；鄂溫克族徘徊于山下和山上之間，留戀山上的生活的同時又放不下山下豐富的生活和醫療學習條件；伊萬、依芙琳等老一輩族人相繼離世。

1972年，被打斷腿的達西喪失了生的希望而自盡，此后“我”這一輩人也相繼離世，瓦羅加在送放映隊回林場的路上遭遇黑熊，為了保護放映員而死；妮浩死于1998年，那年突發森林火災，妮浩在最后一次祈雨后去世……“我”成為這一代唯一存活于世的人。達吉亞娜的女兒依蓮娜成為了山上第一個大學生，并在畢業后成為了一名畫家，無法完全回歸原始文明，又無法完全適應現代文明的尷尬處境使她痛苦，最后投河自盡。達吉亞娜在女兒死后開始厭惡山林生活，聯合了其他烏力楞的人，聯名向激流鄉政府提交了下山定居的建議信，鄂溫克族進行了大規模的搬遷，最后留下來的，只剩下“我”和安草兒。

尾聲半個月亮

月亮升起來了，是半輪，它瑩白如玉，像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落淚了，因為“我”分不清天上人間了。

人物簡介

“我”

“我”是鄂溫克族最后一個酋長的女人，是在故事最后依然選擇堅守山林的鄂溫克老人，“我”從小便同“我”的烏力楞在山林中長大，也在山林中收獲了兩段美好的愛情，孕育了自己的大家庭，性格善良淳樸，熱愛山間原始的生活，堅信萬物有靈，是個溫柔堅韌的女人及母親。在藝術層面上，“我”是作品的敘述人，也是故事的親歷者和參與者，通過“我”之口，向讀者敘說族人們的喜怒哀樂和民族的歷史變遷，使作品獲得了身份認同感、史詩感和厚重感。

尼都薩滿

尼都薩滿是“我”的伯父，是烏力楞的薩滿。他很胖，為了維持薩滿形象總是穿得和女人一樣，性格沉默寡言，從他的身上體現出了作為“神”和作為“人”的人格魅力。作為“神”，尼都薩滿擁有非凡的神力，為了氏族人畜的平安與興旺恪守職責，面對日本人的打擾和挑釁，他挺身而出，展現出令人震撼的神性力量；作為“人”，他善良深情，為了成全弟弟林克的愛情，選擇放棄自己也深愛的達瑪拉，在林克死后始終如一地陪伴在達瑪拉的身邊守護她，并在達瑪拉去世后為她歌唱，送她的亡魂順利渡過血河，體現出愛情的深沉細膩。

妮浩

妮浩是“我”的弟弟魯尼的妻子，也是繼承了尼都薩滿衣缽的新薩滿。她美麗溫柔、善良隱忍，是一位盡職盡責、心懷大愛的薩滿，在成為薩滿以后，妮浩為了救人而犧牲了自己的三個孩子的生命，幸存的女兒貝爾娜也為了躲避死亡逃離了她的身邊，還有一個兒子則為了救她而死。作為一個母親，妮浩是失敗的，但在與氏族眾生的鏈接層面，妮浩選擇自己承受痛苦和折磨，成為氏族的“大母親”，她堅決捍衛自己成為薩滿的誓言，全身心保護氏族，保護家園與生命，維系著氏族社會的信仰和準則。妮浩體現了在神的“大義”和人的“小我”中糾纏的人性，展現了純粹的母性光輝。

依芙琳

依芙琳是“我”的姑母，是一個有著歪鼻子、“心底積存著深深的情感憂傷”的女人。她強勢刻薄，對別人的幸福和真情流露出嫉妒和鄙視，總是嘲笑身為外族人的娜杰什卡；因妮浩沒有嫁給自己的兒子而記恨妮浩、因兒子在婚禮上上吊自殺而記恨杰芙琳娜，進而對這兩個女人的悲劇表現出快感。她敢于反抗強權，因為丈夫坤德精神萎靡且并不愛自己，依芙琳從不和坤德睡在一起，經常數落坤德，甚至親自導致兩人的第二個孩子流產，在男性不在場的情況下，依芙琳帶著女人遷徙、打獵，承擔了男性的責任，當日本人到來時，依芙琳也敢于對他們出言不遜。在生命的最后，依芙琳放下了對生活的執念，回歸了“善”，在這個復雜的女性身上，可以看到生命因在苦痛中掙扎而變得執拗，最后得到凈化的過程。

依蓮娜

依蓮娜是“我”的孫女，是氏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受熱愛巖畫的“我”的影響而愛上了繪畫，擅長油畫、皮革畫，大學畢業后到呼和浩特市一報社當美術編輯，第一段婚姻很快結束后與記者劉博文結婚。依蓮娜常年游走于城市與山林，她一方面嫌棄山中“沒有酒館，沒有電話，沒有電影院，沒有書店”，遠離功名利祿的空虛生活，一面又厭惡城市中“到處是人流，到處是房屋，到處是車輛，到處是灰塵”的喧囂景象，在事業、愛情、生活都不順后，依蓮娜從城市中逃離，回歸山林，但卻依然不能擺脫痛苦，城市和山林都既使她向往又使她厭倦，她最終在這種矛盾的心境中投河自盡，展現了原始民族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尷尬、悲哀與無奈。

主題思想

人類文明進程的尷尬、悲哀與無奈

《額爾古納河右岸》書寫了一個始終堅持與大自然和諧共處、擁有頑強生命力的古老民族因為現代文明的演化不得不選擇背井離鄉，然而卻對現代文明無所適從，始終處于現代文面的邊緣位置，民族性也逐漸消亡的悲劇，將個體的困境同人類、現實的困境相關聯，揭示了現代文明在進化過程中給原始文明帶來的尷尬處境，在展示出多元文明中鄂溫克游牧世界獨特生態觀和生命觀的同時表達了對游牧文明即將逝去的哀婉和對現代強勢文明同化的焦慮，以語言文字為鄂溫克原始狩獵文化樹起了一座歷史的紀念碑，從而折射出對整個民族、國家和傳統文化的隱憂。

生態意識主題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溫克族人有著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生態文化及觀念，在鄂溫克族人的生活軌跡中，大自然是人賴以生存和生活的主要載體，也是人類的靈魂歸宿，與自然的高度和諧關系已內化為了他們對于自然生靈的內在關懷，人和自然形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表現了作者對大自然的熱愛，對生靈的關愛與體貼，對人的自然天性的禮贊與頌揚；同時小說通過風葬、祭祀、族規等展現了族人對自然的崇拜和守護，和現代文明的伐木行為形成對比，體現了族人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突出了作者對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困境的憂慮與不安，對宇宙生態平衡秩序和諧的祈盼與暢想。

民族文化主題

《額爾古納河右岸》描述了我國最后依靠狩獵和飼養馴鹿為生的民族鄂溫克族的文化，對鄂溫克人生活狀態與生活歷史進行原始本真的書寫。作品通過對他們游獵民俗生活的描寫，使整部小說充滿著鄂溫克民族風情和東北地區大森林地域文化色彩；以他們巖畫文化的傳承象征鄂溫克人一代又一代生命的傳承；通過馴鹿、樺樹皮等歷史文化符號來體現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內容；更用了大量筆墨描寫民族所信仰的薩滿文化，在這種信仰的熏陶下，人們信奉萬物有靈，有以圖騰崇拜和動物崇拜為主體的自然崇拜，體現出以鄂溫克人為代表的人類原始宗教對大自然無上的崇敬之心，同時薩滿文化以薩滿為中心，該作通過對尼都薩滿、妮浩薩滿兩位宗教使者的塑造彰顯了宗教犧牲精神和高尚的人格，表現了民族大愛。總的來說，作者通過對民族文化的展現，凸顯了鄂溫克族文化的魅力，表現了作者對“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

藝術手法

敘事視角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書寫中，作者選取了“我”這個獨特的人物取代了作者承擔起敘事主人公的角色，“我”是鄂溫克族最后一個酋長的女人，是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是回憶的主體，是故事的講述者，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定位，使“我”這一敘事視角擁有了多層作用。第一，“我”涵蓋了一個鄂溫克族女人九十年的生命歷程，是一個具有成長性的敘述主體，這使“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敘事特點，在《清晨》部分，“我”以兒童視角觀察生活，用簡樸靈動的語言描繪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純凈畫面；在后續情節中，“我”則成長為了一個善良堅韌、淳樸自然的女性，為作品增添了女性的柔美。第二，“我”親歷者和見證者的身份使作品獲得了身份認同感，通過“我”之口，向讀者敘說族人們的喜怒哀樂和民族的歷史變遷，增強了作品的史實感和厚重感。

敘事結構

《額爾古納河右岸》在敘事結構中將鄂溫克族的故事與30、40年代的戰爭史以及1949年以后的國家層面的歷史交織敘述，但是并未在文明的交流碰撞上著墨過多，而是通過這一背景構置客觀地反映了鄂溫克族近百年生存文化史的原真面貌，更好地塑造了烏力楞這一與大自然相連的血緣共同體。同時，基于“我”這一獨特視角，作品在敘事結構上具有歷史主動性，“我”的情感左右了作品的結構布置，通過“我”的回憶，故事在過去和現在間交叉敘述，故事之間的因果聯系被淡化，而人物的情緒和追憶營造的特殊氛圍構成了作品特別的美學效果。

隱喻手法

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作者通過隱喻的手法詮釋了她所認為的歷史。作者以“清晨”“正午”“黃昏”來命名作品的上、中、下三部，清晨是是萬物生長的時刻，而正午和黃昏的到來，則暗示著一個人從強壯走向衰老，一個民族從鼎盛走向衰退，大自然從繁榮走向衰落。這種命名方式概括了整個民族由興到衰，再到明天的希望整個過程。作者還將每一個人的死亡都賦予一定的意義，如列娜和馴鹿仔的生與死、老達西和兩代狼的仇怨、妮浩四個孩子同其他生命的互換，作者通過生死轉換，展現了生的從容、珍貴，凸顯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系。此外，作品中還體現出了“迷狂”隱喻，為了守護族人而忘情跳舞的尼都薩滿和妮浩薩滿是民族大愛的體現，看似癡傻的安道爾、安草兒和西班則象征著民族的野性和人性中最單純的一面。

人物塑造

作者著重展現了以達瑪拉、妮浩和依蓮娜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人物。這些女性生命中都有無法形容的痛苦與悲傷，而那些破壞幸福和生命的力量卻是人無法抗拒的，達瑪拉為愛情而苦，妮浩為親情而苦，依蓮娜為民族深情而苦，她們為愛而犧牲，展現了鄂溫克女性敬畏生命、甘于奉獻的美好品格。同時，作者還根據在文化嬗變中的不同抉擇，塑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鄂溫克族新生代青年，展現出了對傳統民族變革困境的思考。

作品影響

國內影響

《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9月23日，該小說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初中段。同時，通過在紙上呈現文學世界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該作增強了民族題材文學的文化認同，成為現實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文化助力。此外，2022年，通過與新媒介新業態融合，《額爾古納河右岸》借直播渠道暢銷全國，成為2022年抖音電商平臺上人氣最高的圖書，累計銷售60余萬冊。

國際影響

《額爾古納河右岸》英譯本由美國翻譯家徐穆實（Bruce Humes）執筆翻譯，于2013年由英國哈維爾·塞克書局（Harvill Secker）出版，受到廣大英美讀者的好評，引起各大媒體的關注；并在2015年Timeout Beijing評選的百年中譯英最佳小說中，取得了排行第六位的好成績。此外還有法語、日語、韓語、西班牙語、荷蘭語、阿拉伯語、哈薩克文譯本。

作品評價

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授獎辭評：“遲子建懷著素有的真摯澄澈的心，進入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溫柔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遷。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與鄂溫克族人的坦誠對話，在對話中她表達了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彰揚。遲子建的文風沉靜婉約，語言精妙。小說具有史詩般的品格和文化人類學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風格鮮明，意境深遠，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上乘之作。”

編輯家、散文家張守仁評：“《額爾古納河右岸》，通過一個九十歲老人一天的回憶，敘述了鄂溫克民族百年的滄桑史……沉浸在作品之中，我們能聽到馴鹿的鈴聲如晨曲般然揚叮當:這位森林之子正踩著露珠，聽著鳥鳴，聞著花香，與鳳蝶總科做伴，去河邊飲水，并看見了自己清晰的倒影。那真是一個美好、神奇的世界。”

作家麥小麥評：“在中俄邊界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居住著一支古老的鄂溫克族，小說以九十歲的首長女人的口吻講述了這個民族的艱辛與抗爭，是一部極具力量與個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