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年8月29日-1964年4月28日）是一位出生于俄羅斯的法國哲學家，他主要研究科學的歷史和哲學。柯瓦雷在科學史方面享有極高的聲譽，他的研究工作不僅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深刻地影響了一般社會受眾對科學革命的理解。
個人經歷
柯瓦雷出生在俄羅斯的塔甘羅格市，是一個猶太家庭的成員。他在帝國俄羅斯的第比利斯、羅斯托夫和敖德薩接受教育，之后前往國外深造。在德國哥廷根市，他師從胡塞爾和戴維·希爾伯特學習（1908年至1911年）。胡塞爾不贊成柯瓦雷的博士論文，于是柯瓦雷前往巴黎，在1912年至1913年間在法國學院和索邦大學學習，師從亨利·柏格森、布朗希維克、拉朗德、德爾博和皮卡韋。1922年，柯瓦雷完成了兩篇博士論文，并開始在巴黎高等實用學院任教。在1931年，他幫助創辦了哲學雜志《哲學研究》。在1932年，他在高等實用學院創建了現代歐洲宗教思想歷史系，并擔任系主任。在1932年至1934年、1936年至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期間，柯瓦雷在埃及的富阿德大學（后來的開羅大學）任教，并向埃及學術界介紹了現代哲學。他在紐約度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并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戰后，他經常訪問美國，并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威斯康星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客座教授。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講座成為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1957年）。他于1964年4月28日在巴黎去世。
思想
柯瓦雷的“科學革命史”是怎樣的一幅畫卷。在此，我們可以引用他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一書序言中的兩段話以作說明。
“每當我進入16、17世紀科學、哲學思想史的思索——無疑，這兩種思想是如此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以致將它們分開以后它們均變得不可理解——我不由得要像許多前人一樣意識到，在此一時段里，人類心智，至少是歐洲人的心智經歷了一場深層的、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框架與模式的革命，而且現代科學和哲學既是這場革命之根源，亦是其果實。
“就我而言，我已在我的《伽利略研究》中作過一些努力，以界定新舊世界觀的結構模式并確定17世紀的這場革命所帶來的各種變化。依我看，這些變化可以被歸結于兩項基本且密切相關的變動，我將之概括為cosmos“天球”的崩壞與空間的幾何化。前者是說，世界之作為一個有限的、井然有序的整體的概念——在此世界中，空間結構蘊含著一套完美與價值的等級序列——被替換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不確定的、甚至是無限的宇宙概念，此宇宙不再由自然的從屬關系所聯結，它之所以是統一的只是因為它的終極組分和基本定律是同一的；后者是說，亞里士多德式的空間概念——分立的、以潛在形式存在著的位置序列——為歐幾里得幾何空間概念所取代，歐氏空間是指本質上具有無限性和均勻性的廣延，從那時起，人們認為它與世界的真實空間是同一的。”
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形而上學與測量》《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乃至于《牛頓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正是沿著這兩條相互交錯的主線展開的。在探討宇宙概念的更替時，柯瓦雷自然而然地越出了“科學”的范疇，進入了對古代、中世紀以降的哲學思想與科學思想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的考察與思考(《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集中體現了他在此方面的思考)；而在探討“空間的幾何化”時，他自然關注數學方法在科學或者說自然哲學中的確立過程，關注柏拉圖式的數學實在論傳統以及各種形式的神學唯理智論傳統——這種傳統，用伽利略·伽利萊的話來說，就是：“上帝是位數學家，他依照數的法則創造世界。”——對于尼古拉·哥白尼、約翰尼斯·開普勒、伽利略、乃至于艾薩克·牛頓等人自然哲學思想的影響。
按照柯瓦雷的理解，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理智事業，并且像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如薩頓)，他相信這種事業是一種具有內在的進步性的事業。因此，科學革命史被設想為一部關于人類理智進步的最絢麗的史詩；他本人以及第一代職業科學史家中許多追隨他的學者均參與了這部理性史詩的重建。在這部史詩中，培根式科學傳統和方法受到了蔑視，科學革命時期最輝煌的成就——當時的物理學和天文學上的進展——被認為是運用了導源于古代及中世紀的“思想實驗”傳統與方法的結果，而與默頓論題(參見《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所強調的“培根主義及方法”沒有多大關系。與此同時，在柯瓦雷式的科學思想史家眼中，默頓式或其他形式的“科學社會史”是不著邊際的歷史，或者說，是非歷史的，除非你能夠在艾薩克·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與當時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及宗教狀況之間找到某種“邏輯”或“準邏輯”的關系。
重新閱讀柯瓦雷的著作，有時使人聯想到金庸大俠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在那里，有不世的武功、有不尋常的法則、有眾多令人難忘的俠客俠女；那是一個可能的世界，但不是、遠遠不是現實的世界。柯瓦雷的世界是史詩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也是童話的世界。譬如，柯瓦雷本人曾極為冒險地斷言說，伽利略·伽利萊沒有做過具體的落體實驗，他是用思想實驗完成他的重大發現的。然而伽利略當年進行落體實驗所留下的手稿(其上只有圖與數據，柯瓦雷未對之進行研究)分明表明：伽利略不但做實驗，而且是一位極為高明的實驗家。又如，柯瓦雷時常想將牛頓納入他曾成功地用于解釋伽利略思想的解釋模式，并且追隨伯特(著有《近代物理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宣稱“牛頓與柏拉圖主義之間的聯系已被堅實地建立起來了”(參見《牛頓研究》)。但從根本上講，艾薩克·牛頓并不能說是伽利略·伽利萊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柏拉圖數學實在論者。牛頓在神學上是一位堅定的唯意志論者，他堅信世界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武斷意志而非上帝的理智，在他而言，上帝全能全智，但上帝全能是第一位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改變通常所謂的自然法則，毀滅現存的這個世界并可憑其意志另行創造一個世界，一個有著不同規律的世界。也就是說，上帝支配一切，高于一切，包括數學和邏輯，當然包括來自人類理智的一切約束。所以在今天的16、17世紀科學史研究中，當時自然哲學思想與神學唯意志論傳統之間的關聯仍然是史家關注的一大重要問題。
據威斯特福爾言，晚年的柯瓦雷對于自己過于執著于“思想實驗”以及自己關于科學革命的預想是有所批判的，但已來不及對此做出某種修正便帶著遺憾告別了這個他曾在其中生活、奮斗過的童話世界。今天我們可以反駁他的許多歷史見解，并且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同于他所給出的科學革命解釋的解釋——譬如，狄布斯基于其對于16、17世紀化學論哲學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種更復雜的、由化學論哲學與機械論哲學共同反對經院哲學并且相互競爭的科學革命模式——但是，我們沒有理由非議他作為一位人類思想史家所持的最高信念：人類思想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thought)。
在最近幾年中出現的對于柯瓦雷思想的新解釋中，柯瓦雷關于人類思想之統一的信念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一些建構論者甚至在這里找到了他們想要找到的東西并將他視為建構論的又一思想先驅：思想統一信念必然要求思想者打開思考非理性的、或者說“社會的”“文化的”歷史因素的大門。的確，思想史的一般法則是“在思想中重演過去”，如果將此法則貫徹到底，在進行此類重演時，歷史家必定要穿越理性與非理性、科學與非科學之界線。如果你研究艾薩克·牛頓，你就不能不在了解他的力學、光學、數學、化學的同時，去了解他的自然哲學的另一面——煉金術，去了解他的神學和宗教信仰。柯瓦雷的牛頓研究的確是在牛頓煉金術面前止步不前了，盡管他并非對神秘思想毫不在意：在他研究伽利略·伽利萊之先，他曾專門研究過帕拉采爾蘇斯這位煉金術思想家的思想。他只是受到他那個時代的“科學進步觀”的約束，而沒有將其“思想統一”信念貫徹始終。他探討科學思想以及與科學進步相關的非科學思想(如形而上學思想和神學中的上帝概念)，而艾薩克·牛頓的煉金術以及他在神學方面的研究(《圣經》詮釋學、神學年代學、教義學)，在他看來，不過是些與科學進步無關的東西。
在我剛開始接觸到一點點科學史研究的時候，我就曾為柯瓦雷的“思想統一”信念所深深打動；而今我仍然堅持認為：柯瓦雷所表述的這一信念正為某種新形態的科學思想史研究提示著方向。思想史透視人類歷史的窗口絕不會悄然關閉，因為如果我們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最飄忽易逝、難以捕捉的東西莫過于人類心靈(mind)，那么我們也可以說，在此世界，最堅硬、最能抵抗時間變化的，也莫過于人類的心靈，而歷史就是要去把握變中之不變與那不變中之變。
最后還需要在此再一次引述柯瓦雷：
“從我的研究伊始，我便為人類思想，尤其是最高形式的人類思想的統一性信念所激勵。在我看來，將哲學思想與宗教思想分離成相互隔絕的部分似乎是不可能的，前者總是滲透著后者，或是為了借鑒，或是為了對抗。”
榮譽
“柯瓦雷獎章”由國際科學史研究院設立，旨在表彰對科學史事業具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史家。該獎項自1968年首次頒發，在1989年后固定為每兩年評選一次。首位榮此獎的是中國科學史家劉鈍教授（2019年獲得）。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