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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androvna Alexievich，1948年5月31日出生），是一名白俄羅斯調查記者、散文家和口述歷史學家，以俄語寫作。她因其“多聲部的著作，是對我們這個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碑”而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白俄羅斯作家。她的作品通過精心構建的采訪拼貼，追溯了蘇聯和后蘇聯個人的情感歷史，展現了戰爭、災難以及社會變遷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

人物經歷

1948年5月31日，生于前蘇聯烏克蘭的斯坦尼斯拉夫（自1962年屬弗蘭科夫，現為烏克蘭的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

1972年，畢業于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現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曾擔任德語、歷史學科的中學教師，并在《普里皮亞季真理報》做過記者，專事記者行業后，供職于白俄羅斯《共產主義燈塔》《農村報》《涅曼》等報刊。

1975年，創作《我離開了農村》但沒有公開發表，作品記錄了一些離開鄉土者的獨白，其紀實風格已見端倪。

1976年，成為明斯克一家文學雜志 Neman的記者。

1984年，在蘇聯文學期刊《十月》上，發表了以女性的視角審視蘇德戰爭的非虛構文學《戰爭中沒有女人》（后更名為《我是女兵，我是女人》），該作品受到廣大讀者和評論界的好評；同年，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向她頒發了榮譽勛章。

1985年，出版紀實文學《我還是想你，媽媽》（又譯作《最后的見證者》《最后一個證人》），記述了二戰前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幸存者們的回憶。

1989年，隨前蘇聯作家代表團訪問中國。

1989年，在《民族友誼》雜志上又發表紀實文學《鋅皮娃娃兵》這部作品目的不僅在揭露阿富汗戰爭時蘇聯部隊犯下的罪行，還從女性的角度挖掘其心理活動，揭示出其中的道德原因《鋅皮娃娃兵》出版之后，在社會上引起反響，既有贊譽又有詆毀。

1992年，被阿富汗戰爭的參戰人員及死去娃娃兵的母親聯名告上法庭，接受政治法庭的審判；同年，因《鋅皮娃娃兵》被前蘇聯列為禁書，并在政治法庭接受審判，后因國際人權觀察組織的抗議而中止，此后電話遭竊聽，不能公開露面。

1993年，白俄羅斯明斯克特森特拉尼區法院判決阿列克謝耶維奇因沒有如實引用阿富汗參戰人員的姓名，有部分侵犯阿富汗參戰人員的榮譽，需登報道歉并予以經濟補償。

1997年，創作紀實文學《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又譯作《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切爾諾貝利的回憶：核災難口述史》《切爾諾貝利的祭禱》），悼念切爾諾貝利災難殉難者。

1998年，獲德國萊比錫圖書獎。

1999年，獲法國國家電臺世界見證人獎。

2000年，因《鋅皮娃娃兵》得罪白俄羅斯當局，受亞歷山大·盧卡申科政權迫害，離開白俄羅斯，在國際避難城市聯盟協助下暫居巴黎，后遷居哥德堡市和柏林。

2006年，獲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

2013年，出版《二手時間》，講述蘇聯解體影響下普通人的生活。

2014年，獲頒法國藝術和文學騎士勛章。2015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創作特點

個體創傷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與個體聯系緊密，為“小人物”發聲。她關注受創個體的心靈及生命體驗，同時探究如兒童、女兵、娃娃兵等“小人物”的個體創傷，完成對個體創傷記憶的書寫。她關注創傷事件對個體生命的沉重打擊，以及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對于不同個體而言，創傷往往是對心理的一次打擊，打擊常常突然，并伴隨著野蠻的力量，它撕裂了一個人的抵御機制，以至于個人不可能有效地回應。創傷首先是關乎個體的，個體也會因創傷事件遭遇到無法言說的創傷體驗。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其戰爭作品中關注不同個體在遭遇創傷事件時的情感體驗，記錄下他們的創傷記憶，同時對個體的悲劇性命運進行探究。

集體創傷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在關注個體的心靈創傷的同時，也將目光上升到集體，記錄下邊緣群體以及民族的集體創傷記憶，從個體到集體，從微觀到宏觀，把握歷史，記錄苦難與反思。集體創傷屬于社會層面，旨在表現重大歷史事件對于集體內在精神與聯系的破壞。同個人感知不同，集體創傷往往通過對災難性事件的描述，使特定群體展開溝通，使集體的創傷記憶得以呈現。集體創傷是指對社會生活的基礎肌理的一次打擊。

它損壞了聯系人的紐帶，損傷了之前人們的集體感。集體創傷緩慢的作用，甚至是不知不覺地嵌入那些遭受它的人們的意識中。所以它通常沒有個體創傷感受的那種突然性，但仍然屬于震驚的一種形式。集體創傷承載著特定群體的創傷記憶，是對重大災難性事件的見證。

創傷敘事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作者力圖打破歷史的宏大敘事方式，將著眼點放在小人物的心靈乃至情感流動的“小歷史”上。她關注邊緣群體，探究被遮蔽的歷史，而這也正順應了后現代歷史主義的趨勢。她是在寫一部感情史和心靈故事而不是戰爭或國家的歷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傳記，而是小人物的故事，那些從平凡生活中被拋入史詩般深刻的宏大事件中的小人物的故事，他們被拋入了大歷史。

創傷敘事是對創傷體驗的見證，作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創傷事件的回溯。在創作每一部作品中，阿列克謝耶維奇采訪了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通過采訪與傾聽見證創傷，并通過非虛構的口述實錄的紀實方式完成對創傷的苦難見證。在創傷敘事中，創傷事件的親歷者的言說至關重要，在回憶與復現的時空呈現中，阿列克謝耶維奇通過多聲部的復調手法，完成創傷親歷者對創傷記憶的多維度敘事，力圖達到創傷敘事的真實性。

口述實錄

由于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為口述體實錄，用對話、訪談式的結構呈現文本，作品語言呈現出明顯的口語化特征。采訪者涉及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的社會階層，作者保留了講述者不同的語言風格，敘事的語言也帶有明顯的個性化特征。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創作過程中采訪了形形色色的人，并以錄音機做記錄，圍繞自己的思想主線，以口述實錄的方式書寫蘇聯與后蘇聯時代人們經歷的苦難，具有創傷的見證意義。在口述實錄的敘事作品中，講述者是作者的采訪對象，此時，作者處于傾聽與受話者的地位，講述者與作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個體對應關系。而在口述實錄文體的敘事的過程中，有作者與受訪者的話語全部都出現的，但大多數口述實錄體的作者一般會有意刪除自己的聲音。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作者話語與受訪者話語均有出現，作者由前期的重視作者話語到后期隱藏作者話語，體現出阿列克謝耶維奇為受訪者發聲的創作傾向。作者有意識地隱藏自我的話語，僅在前言和后記中，作者才發表敘述。將敘事的話語權轉移到受訪者身上，不顯示出自己強烈的思想性和傾向性。作者的缺席，造就了受訪者的話語權利，但作者的隱退也僅是表面的。在創作的過程中，阿列克謝耶維奇使用了近百盒磁帶，保存著近千頁手稿，她作為作者控制著每部著作的構思。話題的確立、談話的發動、話語的走向，乃至行文中每個章節的題目、素材的使用都由作者確定。

作為受訪者的人物話語而言，作者的行文構思和篩選無疑屬于更高的層次。作者的創作意圖與思想主旨通過篩選和剪輯出的受訪者話語表現出來。因此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口述實錄作品作者的作者話語雖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但作者仍是始終在場的。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講述者通過不斷地回憶復現當時的災難場景。還原歷史的時空圖景，并與處于現實的時空感受交錯，完成對災難性事件的創傷復原。同時，作者關注到講述者的心理時間與意識空間狀態，從而完成對創傷的整體時空呈現。

復調敘事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多聲部的復調手法是其作品的特色之一。她的作品中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受訪者作為獨立的個體，不論年齡、職業、階級均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作者不去干預他們的思想，讓他們可以自由而又平等地說明自己的感受。

從這個角度而言，其敘事主體是多元化而不是單一性的，正是由于受訪者“多聲部”的自由發聲，才能使讀者體會到人物內心的復雜世界和歷史的真實。在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主體部分中，其文字幾乎是口語化的語言，并包含大量的碎片化敘事，作品語言呈現出口語化與破碎化的特征。在語言形式上，作者有時運用人物之間的對話，有時運用講述者的大段獨白來增強其復調作品的表現力，呈現出獨具特色的復調藝術表現魔力。在阿列克謝耶維奇對作品的構思中，她沒有采用單一的講述者對創傷事件進行還原，相反讓眾多講述者同時發聲，共同對創傷事件進行多聲部的還原。

作品的敘事視角打破了獨白型小說的單一敘事視角，將敘事視角轉變為多元。這樣，作者極大限度地保留了對災難性事件的不同聲音，打破了官方的統一敘事，還原了一個真實而又極富生命力的歷史。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作品中，沒有主人公，作者記錄眾多個體的談話，表現眾多創傷親歷者的心聲。她的作品大部分文本用他人的語言創作而成。他者的多元化敘事成為其文本的重要特征。復調作品的敘事中，有一個問題至關重要，即口述者敘述的事件及內容的真實性。由于講述者受自身記憶變形以及情感因素的作用，其講述內容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讀者往往會懷疑講述者敘述內容的真實性，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始終質疑講述者敘事內容的可信性。由于復調手法由多聲部發聲，打破了獨白文體講述者全知全能的角色，其作品的講述者往往處于第一人稱的限知視角，造成了口述者對于歷史的還原往往是僅出于自己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