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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
來源:互聯網

環境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是組織或政府對涉及環境問題的法律、規定和其他政策機制之承諾。這些議題通常包括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廢棄物管理、生態系統管理、生物多樣性維護、自然資源管理、野生動物和瀕危物種之管理。

基本介紹

一個國家的環境政策是一個國家保護環境的大政方針,直接關系到這個國家的環境立法和環境管理,也直接關系到這個國家的環境整體狀況。環境政策的概念首次在1960年代被使用,以承認所有環境問題,如環境本身一樣,是相互關聯的。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如空氣、水和土壤污染)需要查看它們之間的關聯以及根本和共同的來源,以及解決特定問題的政策如何對其他問題和政策產生溢出效應。

環境政策通常涉及(但不限于)環境問題,包括空氣和水污染、廢物管理、生態系統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資源保護、野生動物和瀕危物種的保護,以及為未來世代管理這些自然資源。相對較近期,環境政策也關注了環境問題的傳播。環境政策通常涉及環境的三個維度之一:生態(例如,旨在保護特定物種或自然區域的政策)、資源(例如,與能源、土地、水相關的政策)和人類環境(由人類修改或塑造的環境,例如城市規劃、污染)。

環境政策的理據比基于M理論的一些解釋更廣泛。政府介入環境的理據常被歸因于市場失靈,表現為超出一個人控制范圍的力量,包括搭便車問題和公地悲劇。外部性的一個例子是,當工廠產生水污染廢物時,可能會排放到河流中,最終污染水源。這樣做的成本由整個社會支付,因為他們必須清潔水源才能飲用,這些成本不在污染者的成本范圍內。自由騎手問題發生在保護環境的私人邊際成本大于私人邊際利益,但社會邊際成本小于社會邊際利益的情況下。共有資源的悲劇是指因為沒有人擁有共有資源,每個人都有動機盡可能利用這些資源。如果沒有政府介入,共有資源會被過度使用。共有資源悲劇的例子包括過度捕撈和過度放牧

非政府組織對環境政策影響最大。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和WWF,可以通過進行研究促進政策制定、建立制度化能力,以及促進與公民社會的獨立對話來幫助解決問題,幫助人們過上更永續的生活方式。國際組織也通過創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計劃和舉辦聯合國地球高峰會等會議對環境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

環境政策產生

從發現環境問題到制定環境政策,需要經過一系列的步驟。首先要發現、闡述并命名環境問題。發現和闡述環境問題主要是科研的范疇,而命名是將該問題與類似問題區分開,或從原來的大問題中獨立出來。在此基礎上,還要研究相關的科學、技術、道德或法律問題。當問題被識別和科學認知后,環境問題就呈現到公眾面前,但不是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會被公眾關心。這一階段主要與政治有關,也與媒體相關。當環境問題受到公眾關注后,就會推動政治議程,當然也不是所有公眾關注的環境問題都會進入政治層面。進入政治層面后,各政治力量開始爭鋒,設定議程,采取措施。公眾和選民討論的是公共議程,立法者和政府官員主要討論政府議程,而只有一小部分政府議程會進入決策議程。如果三種議程一致,則既有合法性、公眾支持和政府行動,環境政策就會很快出臺。但一般來說,三者往往難以完全同步。

實施方式

作為一種后發的公共政策,有研究認為環境政策主要有4種方式進入政策領域。

第一種是偽環境政策(Greenwashing),即號稱符合環境要求,但實際上只是在政策上覆蓋了一層環保的偽裝而已。不過,有些政策最開始可能是偽環境政策,但隨著政策的發展和政策角色的參與,可能變成有真正環保內容的政策。

第二種是附帶環境政策(Piggybacking),也就是政策主要目的不是環境保護,但有意或無意地附帶了一些環境保護的內容。例如,英國在1980年代關閉了大部分煤產業,改為天然氣,主要是為了私有化、引入競爭和遏制壟斷和產業聯盟,將經濟結構調整為服務和金融產業,同時也附帶著遵守歐盟委員會關于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的指令。這種類型現在還很常見。

第三種是環境政策主流化(Mainstreaming),是指將環境目標更嚴肅地、全面地利透明地納入公共政策中。政府常常與環保組織一道,推動環境政策的主流化,如英國的風電政策,一方面是為了發展生物能源,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達成能源分散化和減輕化石能源依賴的長期目標。這是現今環境政策領域的主流和努力方向。

第四種是純環境政策(Grecnstreaming),也就是通過政府和社會的努力,激進地、徹底地將現在的政策變成完全符合環境要求的政策。這種類型還很罕見。

環境政策類型

環境政策主要有三種類型。傳統的是自上而下的管制政策,主要是通過制定環保標準來約束管理對象的行為。經濟政策主要是通過市場手段來刺激對象改變行為方式。教育和信息政策則是通過道德感、公眾輿論壓力等推動對象更為環保。一般來說,管制政策和經濟能直接影響行為,管制政策效果更快且直接,但難以根本改變行為者的認知和態度,而教育和信息政策雖然作用緩慢,卻有長期的影響。

國際擴散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國際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開始。有人認為全球化,特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危及了可持續發展。但也有人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自己調節為綠色發展。有研究認為至少在環境政策領域,全球環境政策擴散是顯著的,其中領先國家起著帶頭和擴散的作用。當然美國日本英國丹麥等國家在一些環境政策領域是領先者,但在另一些領域又是落后者。有趣的是,能源、交通、農業、建筑業等受環境政策壓力最大的部門并沒有面臨激烈的全球競爭,因為農業、能源和建筑業主要取決于國內需求。

1970年,美國通過了近代以來的全球第一部國家環境法——《國家環境政策法》,并于同年設立了世界第一個國家級的環境保護管理機構——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198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環境政策迅速擴展。從設立環境部的國家數量、環境立法、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國家環境規劃等四項重要的環境政策可以看出,19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全球環境政策迅速擴張。至今,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已經設立了環境保護管理部門和相應的環境制度,雖然能力和內容差異巨大。

領域學術機構

環境政策的研究和教育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學術機構的重視。以下是一些在環境政策領域具有影響力的學術機構:

史丹佛大學杜爾永續發展學院社會科學部全球環境政策組

加利福尼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分校環境公共政策中心

耶魯大學環境法律與政策中心

普林斯頓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

這些機構通過研究、教育和政策分析,為公眾決策過程提供各種類型的信息,幫助形成更加全面和有效的環境政策。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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