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時任臺北市市長的陳水扁，選擇了以“強力掃黃”為訴求，浩浩蕩蕩掃蕩所謂的色情產業，迫使數百家臺北市酒店暫時關門的事件稱為廢娼。
臺灣妓女的罪與罰
在臺北萬華區龍山寺附近小巷內，幾家“茶室”里，坐著不分年齡，濃妝艷抹的小姐，細肩帶、小短裙、卷發，在紅艷艷的燈光下，顯出幾分妖艷姿色，明里她們是坐臺小姐，暗里全套服務。至于附近廣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鶯隨意拉客，她們與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劃，談妥價錢之后就走。自從1997年時任臺北市市長陳水扁廢娼之后，她們就這樣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異樣的眼光，更躲避喬裝尋芳客的警察或線民。與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臺北市數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陳水扁廢娼之時，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復性工作者工作權。臺灣地區行政機構門口，由14個民間社團組成的“反性剝削聯盟”，正公開反對臺灣省“內政部”規劃性交易專區的政策提案。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兩名女子，突然“撲通”一聲，向正在抗議的臺灣女人聯線秘書長蔡宛芬下跪，要求婦女團體代為爭取性工作權。蔡宛芬趕忙捏緊手提包，當場拂袖而去。此時，臺灣媒體的“黑炮筒”架滿周邊。兩名女子，隨即相擁痛哭，并高喊：“這叫什么婦女團體？”“爭取了12年回到了原點。”花布蒙面，抗議女子，在臺灣早已是一個符號。這代表著她們曾是臺灣省公娼，來自臺灣的性工作者權益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該協會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臺北市公娼自救會、大同區公娼自治會。 2009年6月12日，臺灣“內政部”在委托臺灣學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臺灣地區行政機構”人權小組會前會，決議未來將由縣市政府公投決定設置性交易專區，并將性交易“除罪化”，區內娼、嫖與經營者都不罰，但區外皆罰。 “除罪化”、“設置紅燈區”，政策風向的轉換間，讓這些抗爭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她們要工作權。
禁娼背后的數百億性產業
根據統計，目前全臺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協會粗估至少有10萬名地下性工作者，年產值數百億元，可見其需求度。在臺灣省“內政部”宣布各縣市得以設立性交易專區之后，全臺25縣市首長，卻只有云林縣、屏東縣、宜蘭縣這三個窮縣的縣長贊成。反觀一般民眾，樂見其成者居多數，經過各方媒體的問卷調查，大抵半數以上都贊成此議，畢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專區，總比臺北市廢娼之后，弱勢的流鶯亂竄、警察亂抓，但有錢有勢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應召站等色情業者隨意高掛艷幟，甚至流入住宅區來得好，民眾唯一在乎的是：“紅燈區千萬不要設在我家后院。” “紅燈區”再次放行消息，讓過去臺北市華西街及歸綏街紅燈區周邊的店家，在經濟寒冬里感到點溫暖。廢娼后，他們生意瞬間清淡，如果未來成立專區，他們樂見性產業回到這些沒落的紅燈區。反正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飾店的老板已經習慣與性工作者、老鴇、尋芳客相處，彼此相互捧場，各做各的生意。就像一位在歸綏街擺小吃攤的業者說：“性交易，不過就是討生活嘛，以前這里的妓女被客人欺負，老鴇都叫警察來趕人，附近的兄弟有時候也會過來幫忙一下，我們大家都相處很好啦。”
雖說臺灣省地區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實際上，廣義的性產業在臺灣早已行之有年，到現在已經形成相當多元且分工細致的非正式產業。依照“特種營業”法規，在臺灣經營酒家、酒店、KTV、三溫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這些場所內沒有被抓到直接從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極有可能隱藏其中。不管是在商業區的飯店、賓館、還是巷弄間的住宅，臺灣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應召站、經紀公司、娼館、按摩店、護膚店等型態，早已低調地存在著。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0條罰娼條款的規范下，弱勢的性工作者常面對警方的取締與壓迫，甚至爆發過警員向私娼索賄、白嫖的丑聞，讓她們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難。多年來一直站在妓權運動第一線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議廢娼政策或廢娼之后生計無著而自殺的公娼，更是無法一一道盡。凡此種種，讓妓權運動者與性工作者更加強力主張“性工作除罪罰化”，同時也引發臺灣省社運團體的對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協會、性別人權協會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勞動權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認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及周邊從業人員都不應處罰，但可在營業形態、勞動體制、地點場所進行務實有效的配套管理。另一派由早年推動反色情、救雛妓的婦女救援基金會等組成，認為性交易不能是一種職業，更反對性產業（目前已經結合其它團體組成“反性剝削聯盟”）。
反性剝削聯盟
這些團體原本主張廢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來說話后，她們改變說法，同意可以不罰娼，但法律應改為罰嫖，及繼續將業主、媒介等罪罰化。但是，“反性剝削聯盟”現階段訴求的后果仍舊讓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視中。日日春協會負責人說，罰嫖等于罰娼，性消費者不敢上門，就是要讓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反性剝削聯盟“反性剝削聯盟”在臺灣省“行政院”前召開記者會，反對設立“性專區”。他們指控性交易的實質內涵是一種性剝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將導致性剝削更為嚴重。他們甚至將“成人性交易”與人口販運相聯系，卻始終拒絕與“性工作者”對談，讓兩者之間形成強大的壁壘。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就認為，政府設立專區無濟于解決性交易的問題，只會讓人口販子更加猖獗，還有性病傳播、幫派、毒品等社會問題亦將無限延伸。與之看法兩極，以“日日春協會”為主導的“保障性工作勞動權聯盟”則對“反性剝削聯盟”的發言頗不以為然，他們在6月12日率眾到“內政部”抗議，批評臺灣省“內政部”非但沒有執行此計劃的時程以及相關配套，對專區外娼嫖都罰的政策規劃也為德不卒。
公娼和私娼
珊姨，16歲那年，父親生意失敗而依《票據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筆錢把他保出來，她便以長女的身份扛起家計而下海，經朋友介紹來到臺北市，把自己以29000元新臺幣賣給娼妓經紀人，一賣就是四年。兩年后，珊姨剛滿18歲，就被經紀人安排到歸綏街公娼館接客。當時規定年滿18歲，通過健康檢查，并由父母親自來警察分局蓋章，才可以領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養女都不得領取。過一晚就有8400元入賬，但卻全入了經紀人口袋。當時剛好正逢北投廢娼的緩沖期，警察抓得很緊。
由于是合法營業，這個風化區并沒有黑道保護、警察勒索的問題，但的確不乏像珊姨這樣因家計而“自愿”賣到娼館的女孩。她們與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經紀人或保鏢盯得很緊，無法檢選恩客。珊姨回憶說，她做到后來“技術”純熟，一小時便解決14個客人。根據歸綏街文萌館的前老板所說，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個，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賣的妓女照單全收。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須帶保險套，遇到無理客人還可以報警處理，而且定時接受健康檢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時，都在胸部貼ok繃，不讓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親吻她，她便一拳揮過去，維護僅存一點身體自主權。在公娼館時，珊姨遇到不錯的老鴇，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個風化區便調漲到70元，原本和經紀人說好接一個客人她可以抽5毛錢，調漲后老鴇便為她爭取到一個抽1元，雖然當時經紀人十分兇惡，偶爾還會打她，但因為老鴇的袒護，日子雖然過得很苦，她還是咬著牙一個客人接著一個客人地干過來，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當時父親出獄后身體多病無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計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無退路地繼續從娼。
禁娼后
本來珊姨的日子還過得去，與娼館三七分賬下來，也存了一些錢，幫助弟妹完成學業、成家立業之后，正想過幾年繳完房貸后退休，沒想到陳水扁來個廢娼。隨著1997年的廢娼，歸綏街公娼館的紅燈籠一個個熄燈取下，大多數店家均已搬遷，如今這不算寬的小街道一片蕭條。這讓珊姨頓時手足無措，警察也從原本的保護者變成天天站崗監視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訂的規則來嫖妓，拒帶保險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檢查、每兩個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費體檢也全部取消，讓這些原本持有合法營業牌照，得以安心執業的公娼，一夕之間喪失了所有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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