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史，即編年體史書，是一個整體對紀年的統(tǒng)一的體裁，是一種形象化的歷史記錄方式。
釋義
編年體史書。是一個整體對紀年的統(tǒng)一的體裁，是一種形象化的歷史記錄方式。特點是以時間為經(jīng)、以事件為緯來記載歷史事件。有利于讀者按照事件發(fā)展的先后順序了解歷史事件，便于了解歷史事件間的互相聯(lián)系；但是不便于集中描寫人物、事件，一個人物、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讀者不易了解其全貌。
如：*年*月*日，*國*人發(fā)動了*政變或光緒*年*月*日，*地發(fā)生了*事件。
宋代司馬光編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現(xiàn)存編年體史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
第一部編年史為《春秋》。
形成
編年史（拉丁文annales，意為“年鑒”）是一種特殊的、中世紀的歷史編纂形式。在這種編纂形式中，無需文學志向，不用留意特殊的結構模式，而只要把每年發(fā)生的人文史與自然史方面的事件與傳記式因素完全串聯(lián)起來。
人們或許可以從兩個原因來解釋“編年歷史學”這一歷史研究類別的形成。其一，自公元8世紀起流傳下來的編年史或許是先驅，因為它們在古代名錄上記下了相關歷史事件（如亞述人的年官編年史[Limmu—Annalen]，公元前1200年后；大祭司[pontiffces maximi]編年史，大約公元前130/115年；古典晚期執(zhí)政官名錄；該撒利亞的優(yōu)西比烏[Eusebions VOn Caesarea]年表，公元3世紀末、4世紀初）。這些記載對公元6—7世紀的年代記的形式結構產(chǎn)生了影響——如格西奧德（Cassiodor）、維克托·滕努嫩西斯（Victor Tunnunensis）和弗雷德加爾（Fredegar）等人的著作。其二，編年史產(chǎn)生于那些寫在復活節(jié)布告牌邊緣與中間的摘記。這些布告牌用于計算宗教年度中復活節(jié)的變動日期。只有通過復活節(jié)布告牌流傳下去的、由基督誕生開始的救贖史紀年（計算肉體化身的時間），一種有約束力的、單純的個人性統(tǒng)治紀年才得以提供更為宏大的方向指引。
年代記
年代記被視作個別作者提供給廣大讀者的、經(jīng)過文學修飾的作品。與此相反，編年史最初是由眾多佚名作者一步步、一年年地前后相繼完成的。編年史經(jīng)常通過數(shù)代之手，偶爾還會對此前日期做補充。它沒有文學要求，并且最終是為了完成獨特的目標，其中很大部分是供修道院共同體交流所用。不過，它也經(jīng)常在不同修道院之間進行交流和抄寫。因此，這種地理上的報道視野幾乎總是局限在地區(qū)之中，而非集中于該特別區(qū)域相關的特別事件（如軍事行動）。但是，早期編年史的誕生與使用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可追溯到親近加洛林王室的修道院。由于編年史具有多種適用性，并且滿足政治上的解釋要求，它在公元8—9世紀借助加洛林王室的法令得到了有力而廣泛的傳播。不僅如此，其發(fā)展還應該感謝公元8世紀的最后10年所出現(xiàn)的《法蘭克王國編年史》（Frank．Reichs．Annalen）。該書被加洛林王朝政府作為官方歷史資料來使用，并且為其獨特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化描述而服務（為公元788年罷免巴伐利亞州公爵塔西羅[Tassilo]一事辯解）。即便在《法蘭克王國編年史》分解為三種續(xù)寫版本（東部王國：Fuldaer Annalen；洛林王國：Xantener Annalen；西部王國：AnnalesBertiniani）之后，在對于法蘭克王國分裂的完全不同評價中，這些編年史也傳遞著該體裁的政治意圖。
自公元9世紀下半葉后，編年史與年代記之間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殘缺不全的事件變得仔細詳盡；當代史獲得了較為重要的地位；不再是前后相繼的眾多作者，而是一位獨立的、從佚名身份中脫穎而出的作者負責整個作品。有關這種屬性轉變的精辟例證是那本由赫斯菲爾德的蘭佩爾特（Lamperts yon Hersfeld）完成的編年史。該書截至1077年，內(nèi)容豐富，極為詳盡地匯編了地方編年史與從古代晚期到中世紀早期的年代記，并一直延續(xù)到亨利四世（HeinrichIV．）執(zhí)政時期的當代尖銳斗爭事件。假如編年史最遲在13世紀被另一種歷史編纂學形式所取代，那么在中世紀晚期仍然有像編年史般組織起來的、間或帶有另一種例如譜系式的、相互交疊的歷史著作，如約翰內(nèi)斯·德烏提諾（Johannes de Utino）的《世界年代記》（Weltchronik）——這是供操日常用語的公眾所用的書籍。近代之前，最晚零星出現(xiàn)編年史傳統(tǒng)的例證是到1627年才中斷記載的黑森林圣喬治修道院編年史。然而，“編年史”的概念仍然是口語化的。它被用作通俗描述商號、協(xié)會與社團歷史的標志，或者被用作近代之前所出期刊的題名。
困境
與年代學不同，編年史學很少借助對于事實的有意識編排來塑造歷史隱喻性的解釋規(guī)則。盡管如此，那種認為編年史僅僅是為了傳遞事實信息的看法只有在考慮過下列前提時才能生效：即《法蘭克王國編年史》所傳遞的歷史畫面，或根據(jù)使用者的興趣所選擇記錄之事實的多樣性，究竟是如何表現(xiàn)出來的?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