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蘇到西安國民軍聯軍總政治部工作，認識了中共黨員劉伯堅和宣俠父。宣傳民主，反對獨裁，抨擊中國國民黨頑固派的獨裁統治。 1947年10月12日，人民解放軍占領韓城市。
個人經歷
在韓城初小教書時，適逢五四運動爆發，他積極向群眾宣傳抵制日貨，反對軍閥混戰；在延長高小任教時結識了楊虎城，后來“五”慘案發生，陜西省學聯也因軍人打傷學生而發起聲討軍閥吳新田的運動，他不顧守舊校長的阻止，召集學生開會聲援，喚起學生的愛國熱情，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
1927年春，蘇到西安國民軍聯軍總政治部工作，認識了中共黨員劉伯堅和宣俠父。
1928年秋去河南，在方振武部任參謀和戰史編委員會副主任兼《河南日報》編輯。曾向方振武建議“武裝民眾”。
1929年末，經焦易堂介紹，到南京任國民政府立法院法制委員會秘書。一年后，又經胡漢民推薦，被派作國民黨陜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當時楊虎城主陜，蘇深得楊的信任和器重。名為辦理“黨務”，實則贊助楊虎城開展各種進步活動。面對中國國民黨、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圍剿”和對進步勢力的鎮壓，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為一些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安排工作，幫助其隱蔽，繼續活動。一年后，因工作掣肘而辭職，不久又回到楊虎城部。這時蘇的思想已發生飛躍，認識到只有跟共產黨走才有出路，遂與中共地下組織取得了聯系，接受中共交給的一些任務，如為進步青年介紹工作、掩護中共地下工作者、營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和進步人士等。經他營救脫險的就有近百人。察哈爾省民眾抗日同盟軍失敗后，師長、中共黨員許權中潛回陜西省，經他掩護，在韓城市隱蔽，避過了被抓捕的危險。西安事變中，蘇堅決擁護張、楊的八項主張，代表十七路軍參加西北民眾指導委員會，任該會委員兼組織部部長。
1937年冬，侵華日軍占據晉西南，陜西的韓城、合陽縣、朝邑一帶成為抗戰前線。經主持陜政的孫蔚如同意，蘇自告奮勇到合陽當縣長。赴任時，他約了幾位共產黨員和民先隊員一起去，將他們分別安排在縣政府任秘書、科長，或推薦到合陽中學教書。在此期間，他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支持李興中領導的第一七七師，聯絡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發動群眾，做抗擊日軍的準備。經蘇和李興中協商，由縣府和一七七師出面辦了一個沿河各縣學生軍訓大隊，給抗日救亡培養骨干。他支持中共地下組織辦了一期“青訓班”，這批青年中有不少人后來奔赴陜甘寧邊區；還組建武裝民眾自衛隊，自兼大隊長。合陽縣一時形成抗戰熱潮，民主氣氛相當濃厚。群眾稱他為“抗日縣長”，稱合陽為“小邊區”，而中國國民黨當局則說合陽“赤化了”。
1938年6月蔣鼎文接替孫蔚如主陜。隨著國民黨“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具體辦法的貫徹，合陽形勢逆轉，蘇遭到國民黨的懷疑和迫害，遂憤而離職回家。為躲避國民黨當局的繼續迫害，他在家未作久留，又到孫蔚如領導的第四集團軍任參議和政治教官，并由孫保薦擔任集團軍國民黨特別黨部委員、書記長，但未被國民黨當局批準。部隊當時正在中條山和日軍戰，蘇或親赴前線，或深入敵后，宣傳抗日，慰問將士，鼓勵士氣；還冒險化裝潛入運城市，策動偽軍戚文平部反正。這支反正部隊即后來孔從洲帶領的新三十五師。
1941年，蘇被選為韓城市縣臨時參議會議長，遂離開部隊回韓城任職。從此，他以參議會為講壇，宣傳民主，反對獨裁，抨擊中國國民黨頑固派的獨裁統治。為解決韓城歷史上遺留的田賦畸重問題，他赴西安市，據理力爭，終于獲準減輕韓城人民的負擔。他還抵制了陜西省第八(大荔)行政督察區行政督察專員蔣堅忍要各縣制備壽屏為其歌功頌德和為了封鎖陜甘寧邊區要各縣集資修筑白宜公路等做法，深得群眾擁護；但也更加引起國民黨頑固派的嫉恨，企圖將他殺害。但懾于他在群眾中的威望而沒有下手。
1947年10月12日，人民解放軍占領韓城市。事前，蘇做過策反國民黨鄉長王殿英的工作，給游擊隊送去炮兵望遠鏡和《韓城縣志》等急需品。韓城一解放，他代解放軍草擬《安民告示》，建議商會給戰士們籌辦鞋襪被服。幾天后，中國國民黨軍隊反撲，他跟隨解放軍轉移，進入解放區。后又只身輾轉到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受到周恩來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接見。
1948年5月，蘇到延安市，在電臺廣播聲明自己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呼吁人民團結起來，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國貢獻力量。他被任命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參事和邊區政府委員。西安解放后，蘇在楊明軒領導下，恢復中國民主同盟西北總支部，成立臨時工作委員會，任委員，負責機關日常工作。
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蘇作為西北解放區的代表，赴北平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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