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振東，出生于河北省定興縣，是一名“保密局”特務。1950年，他奉命潛入天津市，進行破壞活動。然而，他的行動被揭露，最終被捕并被判處死刑。
神秘信件
新中國建立后，逃往臺灣省的“保密局”特務組織不斷地向大陸派遣特務搜集情報，與潛伏下來的特務里應外合，制造暗害、爆炸、縱火等案件。
1950年2月清晨，王明五從天津南市的家里出來，剛出胡同口就與一個叫花子撞了個滿懷。待他站穩正要發作時，叫花子卻不見了蹤影，低頭看時卻見上衣口袋插著一張折紙。他展開紙剛看了一眼就連忙折上揣進了兜里，下意識地四下里看了一眼，掉頭回到家中。
三天后的一個傍晚，喬振東如約來到山泉涌飯莊的一個雅間，在昏暗的燈光下，只見王明五正坐在沙發上抽煙。二人寒暄后，王明五便壓低了聲音說：“李先生，咱們可有筆大買賣要做了！”說著，他從懷里掏出了那封“叫花子”給他的密信。喬振東接過來認真地默讀著：
“山先生、李先生：近來買賣不行吧。不用擔心，這邊的人已談妥一批貨，因時候不到，還不易出手。不過貨在我手，準有你們的，價款另議。現在，可由山先生出面，張羅一些伙計。7月上旬，二位先生同來我處看貨。兄崔鐸。1950年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
喬振東明白，這是香港特務機關給他們的指令，其中“山先生”是王明五，李先生是自己，崔鐸是香港特務機關的頭子，指示他倆發展特務隊伍。雖然信中沒有寫明“貨”是什么，但他們二人明白：這次是要干大事了！
特務團伙
隨著天津市的解放，市軍管會發出布告，責令一切原中國國民黨的黨、政、軍、警、特人員到指定地點登記。不到一年的光景，一些過去跟著國民黨干過壞事的人，有的自己主動自首，有的在家人的催促和幫助下，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了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罪行，走上了改過自新的新生之路。但仍有一些頑固分子拒不登記，堅決與人民為敵。
喬振東，河北省定興縣人，1947年經人介紹成為國民黨軍統特務。解放前夕移居天津集賢里，在國民黨“保密局”天津特務頭子吳景中、張培英領導下，從事特務情報活動。
王明五，河北省武清縣人，解放前歷任國民黨十六軍上尉司書、天津水上保警隊大隊長、“保密局”北平站行動組員等職，為“保密局”北平站行動組崔鐸的有力幫兇，手下有一伙兒效忠他的特務，都是些心狠手毒的亡命徒。他平時喜好飲酒，時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人稱“迷糊”。解放前夕來到天津市，住在南市的叔叔家，在泰康商場以經營古玩字畫作掩護。
崔鐸，解放前擔任“國民政府保密局”北京站行動組中尉組長期間，搜集中共情報，緝捕中共地下黨員，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解放前夕，他隨中國國民黨軍隊逃往臺灣省，在國民黨國防部二處受訓，并迅速提升為“保密局”駐香港華北負責人，化名楊明，月薪2000元新臺幣。他頻繁往來于港臺之間，隨時接受國民黨國防部的反共指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遙控華北地區特別是京津兩地的潛伏特務，指使他們刺探共產黨情報，網羅招募國民黨舊部，組織暗殺和破壞活動。坐落在香港干諾道大街的大東酒店，是他的居所之一。但他老奸巨滑，神出鬼沒，有著超強的嗅覺，生性多疑，因此經常是居無定所，時常搬家，就連香港的特務也只有在定時接頭的時候才能找到他。
1950年初，“國民政府國防部”交給崔鐸一項“特殊任務”：在大陸慶祝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前后，在京津兩地實施爆炸縱火等破壞活動。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告訴他，想要完成這項任務絕非易事，非有幾個死心塌地的人不可。京津兩地的潛伏特務逐個在他的腦海里像過電影一樣地過了一遍，最終他選中了王明五和喬振東。王明五跟隨自己多年，不但了解而且信得過；選擇喬振東是因為他曾是張培英手下的一個小特務，還不為共產黨所注意。不過，他對喬振東還是不放心，決定讓他二人到香港，一是考驗，二是培訓。所以，他寫了前面的那封密信。
王明五、喬振東接受任務后，喬振東開始四處活動，廣泛收集人民政府情報，準備7月份去香港特別行政區時給特務頭子們的見面禮。王則聯絡天津市潛伏的敵特分子，發展對共產黨不滿的敵對分子，組織拼湊反革命組織班底——“華北反共救國軍”。王明五在建設路上的世界商場找到了以攤販身份做掩護、曾任國民黨十一戰區長官部副官的宋世元。天津解放后，他不但不向政府登記，還聯系舊部，造謠惑眾，聲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共產黨長不了”、“在人民政府之下永遠沒有出路”等反動言論。一見王明五來聯絡他，二人一拍即合。之后，宋世元又介紹四五個人加入華北反共救國軍。
7月15日，王明五、喬振東來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港期間，崔鐸親自對喬進行特殊訓練，教授他新式爆破技術。交待他回到天津市后，要聽從王明五的指揮，如果在行動中被捕，一定要嚴守組織紀律，絕不能泄露機密、供出同伙。如果做了叛徒，定會被黑槍打死。交給王明五的任務是：回津后，立即設法搞到硫化鉀，交給喬實施爆破，千方百計協助喬完成任務。特務們最后研究確定了天津方面的爆破目標是東站、北站、第三發電廠、百貨公司、新華書店、美琪影院、國光影院、新華戲院。如果爆炸成功，香港特別行政區方面將給他們二人每月60塊銀元的固定獎勵。
崔鐸最后指令道：“爆破時間定在9月30日，目的是擾亂共產黨國慶節日的慶祝活動，制造恐怖氣氛，讓老百姓不敢參與游行、集會等慶祝活動。如果戒備森嚴，無從下手，那么就改在10月3日，那時，各種慶祝活動均已結束，會出現短暫的松懈和麻痹，搞爆破活動相對容易些。”行前，崔鐸給了他們1400元港元的特務活動經費。
蠢蠢欲動
9月24日，回到天津市的王明五來到世界商場，將一只金殼英格手表交給宋世元，令他到羅斯福路116號聚和化學原料行訂購60磅硫化鉀。如果不能賒賬，就以手表做抵押。并且叮囑他說：“總之，你要不惜一切代價搞到炸藥，沒有炸藥，爆破就不能實施，此舉的成敗全在老兄身上！”接受任務后，宋世元立即來到聚和化學原料行，但該行僅有40磅硫化鉀，每磅3萬元，只收現金。宋世元馬上將這批炸藥買下，因為數量不夠，他又接連到香港藥房等幾家化學品商店購買，結果都因缺貨而沒能買到。無奈，他只好如實地告訴了王明五。王明五聽后沉吟片刻說：“我們不一定要炸毀目標，只要搞出動靜，造出聲勢，社會混亂了，老百姓恐慌了，我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炸藥不夠我們還可以放火嗎！”
27日晚，在世界商場，宋世元將已經捆扎好的40磅硫化鉀悄悄地放進了王明五黑色提包中。辭別了宋世元，王明五立即趕往西樓大橋路24號特務杜文寶家，將一封早已草擬好的書信交給他，令他轉交喬振東。杜文寶接信后立即連夜交到喬振東手上。喬振東展開書信，只見上書：
“李兄，貨已購妥，如不慎，見信后，可于舊歷十七日早8點到上次見面地方一談為盼。因老地方太遠無暇前往，勿誤為盼。山。”
喬振東明白，“李兄”即自己，“山”指王明五，“貨”是硫化鉀，而“見面地方”則是中心公園。
一網打盡
1950年初，天津市公安局領導就已得到消息：敵特企圖在新中國的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前后搞陰謀破壞活動，以達到動搖和顛覆新生人民政權的目的。為此，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方面布置警力加強巡邏，嚴加防范，一方面動員群眾，擦亮眼睛，發現情況立即報告公安機關。全市的公安干警配合人民解放軍，對天津市的政治、文化、商業區加強警戒和保衛，對鐵路、火車站、大中型工廠組織糾查隊協同保護，各公安派出所對自己管轄區域嚴格防范，做到萬無一失。
盡管特務制訂的方案很周密，行動也很隱蔽，但他們的罪惡行動仍沒能逃脫我公安人員的視線。經過明查暗訪和聚和化學原料行的舉報，警方得知：喬振東、王明五在新中國成立前曾是“保密局”天津站、北京站特務，而天津解放后，他二人拒不向政府登記，而且前不久還以談生意為名一同去了香港，在香港一待就是兩個多月。他二人回津后，更加引起警方注意，偵察人員對他二人進行了秘密跟蹤，對南市王明五家、集賢里喬振東家、大橋道24號、世界商場、山泉涌飯莊、中心公園等地早已實施了嚴密監控。特別是宋世元在聚和化學原料行購買了硫化鉀后，更加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視。市公安局領導果斷地作出指示：在敵人實施爆炸前，將這伙特務一網打盡！
9月28日清晨，公安人員早早地來到中心公園，他們化裝成晨練的人，有的打太極拳，有的打球，有的踢毽，只等特務們的出現。8時許，王明五先到了，只見他身著青夾袍，腳蹬一雙膠底黃皮鞋，緩步走到一張長椅前，將手中的黑提包放在椅子下坐了下來，下意識地向四周掃視了一下。這時，喬振東也出現在公園門口，當他見到王明五后正要走過來時。公安行動組長一聲令下：“行動！”十幾名公安干警像猛虎一樣撲了上去，兩名特務還沒弄清怎么回事就已束手就擒了。當場在王明五的黑色提包中起獲了40磅硫化鉀，在喬振東身上搜出了兩封密信。與此同時，兵分另一路的公安干警也將宋世元、杜文寶等特務抓獲。一起陰謀顛覆新生人民政權、企圖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日爆炸縱火的重大案件就此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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