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惠民先生，原名于樹森，惠民為其表字。住泗水縣第六區（現星村鎮）小于家莊，小地主家庭。生于1902年，1992年卒于濟南市。
正文
人物經歷
于惠民畢業于山東省濟南第二中學，后又考入北京中國大學肄業。北伐時，于在濟南任中學教員，并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曾加入過汪精衛的“改組派”，并因此在中國國民黨派系斗爭中被捕入獄，倍受酷刑。出獄以后，仍任教職于濟南。抗戰前，于在競選國大代表活動中敗北。
抗戰爆發后，由于韓復榘畏敵先逃，日寇侵占山東省會濟南，省政府及機關、學校、團體盡流亡下鄉。
于惠民回泗水縣故鄉后，依靠自己的聲望和與地方社會人事的交往，率先扯起抗日游擊隊義旗，標榜抗日救國。在1938年時，泗水縣共有七、八支游擊隊，皆自封“司令”。而以于聲望較好，人員也較多。以后于受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收羅，委為山東保安第十一旅，受第七行政督察專員秦啟榮指揮。
于當時名義上雖稱作“山東省保安第十一旅”，但省里沒發過一槍一彈，沒發過一文一費，一粒軍糧，供應全由地方自籌。抗日軍興，人民群眾對游擊隊十分擁護，白面、饅頭、白菜、酒油不斷地由鄉村送往游擊隊。時間一長，游擊隊游而不擊，鬼子兵沒到，便望風而逃，群眾對游擊隊便冷淡了，軍需人員到各村催借給養，也日感困難，質量也日差。在1938年，八路軍進軍敵后，山東支隊的趙杰、洪裕良，常派人到于部聯系，商談共同抗日、協同作戰的問題，所以于與八路軍的關系很好。但是于惠民的上級，專員秦啟榮卻是反共反人民的反動分子，秦的部屬劉亦珂八路軍制造磨擦，發生過多次流血事件。為了反擊，八路軍在新泰市放城一舉殲滅了秦啟榮的萬金山保安旅吳大可一個營，營長吳建業被擊斃，連長李士勛逃走。（李士勛是華村街的殺人魔王，在日軍投降后解放戰爭時期，李士勛組織還鄉團，在石萊一帶殺人無數。）
在1938年和1939年，秦啟榮屢次令于惠民襲擊八路軍，制造磨擦，于都推故未予執行。秦非常生氣，要把于部調離泗水，加以解決、收編。再加日寇不斷掃蕩，趕的于惠民東奔西逃。日偽地方政權也逐步建立，向地方鄉村籌集供應也十分困難，使于惠民走投無路。
1940年，于惠民投靠漢奸汪精衛，于到南京面見了汪精衛，被封為汪偽“軍委會少將參議”。得到日汪許可，將在山東泗水方面的于惠民的保安十一旅，由兗州區車運南京棲霞山，編為汪偽“警衛旅第三團”，少將團長于惠民，中校團副李森林，一營長韋輯五，二營長姬東，三營長孟繁汛，每營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總兵力一千二百余人，各連人員都不足編。1941年，偽警衛旅擴編為師，于惠民滿心想當師長，又請準了汪偽軍委會，得到山東省日軍同意，于惠民又回到山東招兵買馬，拉攏了泗水縣的李延壽、孔潤阡等游擊部隊將近二千，仍由州車運南京棲霞山，但是汪偽軍委會卻任命了廣東人李謳一為警衛師中將師長，師以下仍編為三個團，于惠民被任命為第三團少將團長，使于大失所望。李延壽與孔潤阡，原也指望當上團長，于既未撈上師長，李和孔的團長也成了夢想。
整編后的偽警衛師第三團，仍為少將團長于惠民，中校團副換了廣東佬黃皓。少校團副為吉林市人劉××，第一營營長韋輯五，第二營營長孔潤阡，第三營營長李延壽。原來的姬東和孟繁汛二個營降編為四連和七連，兩個人分任連長，都辭官不干，請長假回了泗水縣老家，又干他們的游擊隊老行當去了。
整編后的偽三團，每營仍為三個步兵連和一個重機槍連，每連兵員都達到一百四十余人，偽三團總兵員達二千一百余人，編余人員，汰老去弱，撥給兵員不足的偽二團。
于惠民不是軍校出身，不懂軍事，帶兵外行。他雖然以游擊隊起家，部下雖也有些散兵游勇充任連排長，但都質差，整編經過正規訓練，這些下級官便不夠資格了。并且參加游擊隊的，有許多賭徒，兵痞，街滑二流子，舊習未改，在偽三團里不斷發生聚眾賭博，酗酒鬧事的情況，于惠民不聞不問，隨其自然，在部隊駐地棲霞街上，服裝不整的勤雜兵，病號，到處垃垃塌塌，軍容軍紀廢弛。一次，偽軍委會到棲霞山偽三團檢閱，幾個少將參謀到棲霞街閑逛看到了這種情況，向偽軍委會寫了報告，要求必須對偽三團“嚴加整飭”。
當時一個偽軍二等兵，每月餉項20元，副食費5元。士兵每高一級加2元響項，副食費同樣。士兵生活，偽經理總監部按每人月發軍米45斤，每斤按四分錢扣款，柴薪、油、鹽、菜由各連司務長，伙食班長自行采購。5元的副食費，由于當時物價低，生活也還較好。到了1942年，物價上漲，副食費還是每兵每月5元，買了油鹽，就無錢買菜。當連排長的，見南京棲霞山上，滿山滿峪長滿雜林茅根、松樹成林，郁郁蔥蔥，便令士兵上山割草砍林，以充小柴薪。殊不知，這山柴林森木，都歸屬棲霞山棲霞寺所有，看山和尚把偽三團士兵亂砍、亂割山柴草林的情況，報告了當家的大本方丈。這大本和尚是有些來歷的，棲霞寺為南京名勝之區，汪偽政府的褚民誼，陳壁君，陳公博，都常到棲霞寺游覽，和大本方丈都熟識，因此，大本方丈跑到南京，向陳壁君、褚民誼等告了狀，說偽三團破壞山林草木，士兵在千佛洞到處大小便，損壞了棲霞寺景觀。又加上士兵伙食費不夠用，連長、司務長偷偷商量，派士兵夜間用大圍網偷拉老百姓的魚塘，棲霞山的老百姓聯名告到南京汪偽軍委會，偽軍委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楊揆一上將，陸軍部長鮑文樾上將都先后到棲霞山偽三團點閱部隊，視察軍風紀。偽參謀總長楊一集合全團官兵訓話說：“你們三團，都是游擊隊收編過來的。在游擊戰爭時都是英雄——不懂軍紀風紀的草莽英雄！我們是國民政府警衛師，應是軍容、軍威、軍紀與風紀的楷模！你們現在這個樣叫部隊嗎？吊兒郎當，軍風紀不整，一些營連長立正姿勢都做不好，當排長的班排教練都不會指揮，這算什么軍官？我們是正規部隊，是囯府警衛部隊，你們要心自問：自己當營長，當連長，當排長夠不夠資格？！”
楊揆一講話過后，1942年冬天，把偽三團由棲霞山調駐南京東郊孝陵衛首都體育場駐扎，并隨即整編團本部：少將團長仍為于惠民，中校團副黃皓，少校團副劉××，政工官上校主任王玉江，繼續留任。少校軍需主任王少陵，上尉軍需楊志玖、劉星耀、朱允執，中尉軍需孫××遣散回籍。中尉軍需盧彥青調軍教導團受訓。其余軍醫、軍械、副官、書記等室被遣散百分之九十，只少部留任或調軍官團受訓。至于各營連：三個營長韋輯五、孔潤阡、李延壽、全部資遣不用，十二個連，只留用了一個，三十多個排長留用者不足一半，下一半不是資遣，便是調軍官團受訓。
整編完畢，資遣的官兒都鳥飛獸走，各奔前程，也有少數流落南京。少校軍法官蘇化民設法上了偽軍部，軍需楊志玖到了警衛師軍需處當了上尉會計員，劉星耀軍需則在太平路開了服裝店。整編后不到兩月，于惠民的第三團團長職務也被撤除，仍調任偽軍委會少將參議。這是于惠民由投靠汪精衛，把保安十一旅等游雜部隊送往南京，編為偽警衛師三團的最終結局！
對于于惠民先生的早期歷史，我因年幼，了解不多。抗日戰爭爆發后，我曾在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辦的省立第五聯合中學初中上學。學校先在新泰市石萊鎮，后因鬼子兵進攻，遷至萊蕪縣六區響水灣。戰時學校軍事訓練和政治課，抗日歌曲學習較多，文史、物理化學課則較少。在第五聯合中學上學不足半年，鬼子兵的掃蕩、偷襲卻經常不斷，在響水灣被日軍追趕，與學校失去聯系后我逃回泗水黃溝。朦朧的愛國熱情，和不安心于農業，我參加了于惠民先生的保十一旅，在司令部傳令班當一名小傳令兵。傳令班長是南莊趙長松，我們以后共同到了南京，共同編在汪偽警衛師三團當兵。我先在軍需室當上士文書，四二年又被破格提升為中尉軍需，直到被整編，遣散。對于于先生這階段的歷史略知一些。因于先生被撤除團長后，原有軍需、會計多被資遣，我還向軍官教導團請了一月假，幫助于惠民先生在南京市古樓純德里一號于公館里辦了偽三團經費報銷手續。于先生雍容大度，待部下寬和，但是于太太王寶珍，頤指氣使的官太太架子，令人反感。1942年冬，我在偽陸軍編練部臨界署軍官教導團受訓時，于星期日外出時去于惠民公館看望，于先生不在，王寶珍說“于先生去濟南市辦事了”。翌年（1943年），反復多變的吳化文，走“曲線救國”之路，投降了汪偽政權，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于惠民與吳化文有過八拜之交，就辭去汪偽軍委會少將參議，到吳化文部就任政工處處長，王寶珍也辭退南京古樓住房，全家遷往濟南。
原來，于惠民投靠汪偽以后還擔任了汪記國民黨山東省省黨部主任委員的工作，但華北的山東省長漢奸王揖唐與以后的唐仰杜，勾結日寇，拒絕汪記國民黨在山東的活動，使于惠民開展不了黨務活動，只在濟南商阜安排了個辦事處，由王鵠亭負責，掛上招牌吃閑飯。汪記中央黨部每月撥給于一萬元偽“儲備券”活動黨費，折合華北偽“準備券”約四千元，實際每月開支不到二千元，下余全作了于的交際費。（汪記山東省黨部經費的預決算及報銷，都是我經手編造的，情況較為了解）。
我在汪偽軍官教導團畢業后，留團本部升任文書組上尉書記官。團長為湖北水人盧崇文，黃浦軍校四期和日本炮兵學校畢業。1943年底，黃自強擔任汪偽政治部部長，盧崇文也調到政治部，任中將首席參事，也把我調任政治部報道室少校股員。1944年又調到偽政治部政治保衛局二局新河組任少校副組長。從此和于惠民先生失去聯系。
1949年，在四川成都什邡地區，我隨國民黨川鄂邊區綏署及所屬第十六兵團起義。1950年1月調我到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學習，1951年分發綿陽軍分區擔任文化教員工作。因歷史問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于1952年冬被西南軍區遣送回山東泗水原籍，交群眾管制。
我回泗水黃溝老家，在接受勞動改造期間，也聽說于惠民先生隨吳化文在濟南戰役起義，投入黨和人民的懷抱，過長江，打上海市，解放杭州市、福建省，為人民立了新功。全國解放后，于先生轉業回泗水縣，擔任縣二中教員及校長，后又光榮選為泗水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我因為受管制，進行勞動改造與思想改造，不敢與舊的關系接觸，所以從未敢去拜訪于先生。
1980年，為了落實政策，我經常走訪縣委統戰部，全靠兩條腿往返奔走。在四月份，因一次天晚不能回黃溝，統戰部安排在城關四街車馬店住宿，發現于先生也住在車馬店，他還認得我。談話間得知他已退休，無住處，便被安置在車馬店東首一間小屋暫住。于先生老態龍鐘，但還能處理生活，他親自煮了一碗面條招待我，還很有些老上級感情。他說：“和王寶珍鬧決裂了，王和孩子們住在濟南市。就是拒絕我去……。”于先生的原配是南頂的張夫人，早已病逝。生有一女，八○年安排供銷社泗水車站飯店當服務員，還經常去照顧于先生，他本人有退休工資，生活過得去。
1993年2月，我在縣參加政協四屆二次會議，休息時間到表弟王位東（退休教員）家串門，表弟告訴我：“于惠民去年（92年）在濟南病故了，王寶珍早先拒絕于惠民，要和他斷絕關系，經統戰部門的同志多次勸說，才答應讓于到濟南去的……”
于惠民先生死了，可以蓋棺論定了：
于惠民先生自教學工作，以后步入中國國民黨派系活動，滿心想飛黃騰達，但在國民黨派系傾軋的激烈旋渦中，個人卻翻了船，被捕入獄，在酷刑下幾至喪命！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山東支隊的負責同志，常派人和于惠民聯系，于當時對八路軍采取不反對不打，也不合作的應付態度。其間反共分子秦啟榮一再嚴令于部攻擊八路軍，截留八路軍山東支隊的供應，于惠民都未采取行動。于惠民也有自知之明，以缺彈少槍、烏合之眾的游擊隊，那敢與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對抗？在反共與不反共的夾縫里，于惠民沒少挨擠。但于惠民終是中國國民黨員，對國民黨有較高幻想，對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沒有認識，這是他不能在抗日初期投入八路軍的基礎。這一基礎，使于惠民在走投無路時投靠了漢奸汪精衛，并將一支抗日游擊隊拉往南京，編為汪偽警衛師三團，使整個一團人都背上了漢奸歷史。這也是于的最大罪過。在一九三九年，于惠民以軍費困難經沈鴻烈批準印發過四萬元“泗河縣流通券”，在泗水、新泰市一帶流通使用，后來一文不值，也給人民造成一定損失。幸而于以后又投奔了吳化文。反復無常，曲線報國的吳化文幸而在濟南戰役起義，隨又整編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斗序列。全國解放后，于惠民卸去軍官資格，轉業還鄉，參加文教建設工作，自己也安然度過晚年。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