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諲二十三歲那年，無上大師派他到嵩岳的會善寺去受具足戒，當時的戒師讓他誦《大比丘戒》，洪諲“匝七日念終，遂習毗尼”。后來，會善寺的師傅向洪諲傳授經論的講習，而洪諲認為僧人應當有“逸群事業”，于是他辭別了會善寺的師傅，返回本寺（開元寺）。因此，還是《景德錄》卷十一的本傳的所載比較切合實際，洪諲顯然是被無上大師激起疑情之后，他才援疑參學于山的。
正文
在《祖堂集》、《景德錄》與《宋高僧傳》等典籍中，均收有他的傳記。他十九歲在開元寺禮無上大師落發，此后便“精加佛事，罔怠巾瓶”，過著謹嚴的寺院生活。洪諲二十三歲那年，無上大師派他到嵩岳的會善寺去受具足戒，當時的戒師讓他誦《大比丘戒》，洪諲“匝七日念終，遂習毗尼”。后來，會善寺的師傅向洪諲傳授經論的講習，而洪諲認為僧人應當有“逸群事業”，于是他辭別了會善寺的師傅，返回本寺（開元寺）。此時，無上大師為了激發洪諲參學，他便問洪諲：“汝于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洪諲對此詰問惘然失措，乃至“三日忘食”，于是發心游方。但據《宋高僧傳》所載，洪諲在接受詰問時，又經過無上大師的“招誘提耳，方明本事”，此后他便“往還云岳，次溈山……”這樣說來，洪諲在無上大師那里就已經了卻了心疑，那么，他的嗣法也顯然不是在溈山了，這似乎不大符合叢林參學的實際。古人的行腳，往往是因為一大事因緣未了，故爾破缽芒鞋，不計道里之遙；若是心疑已經了卻，那么他的行腳也就沒有實在的意義了，反而成了古人所謂的“游山玩水”了。因此，還是《景德錄》卷十一的本傳的所載比較切合實際，洪諲顯然是被無上大師激起疑情之后，他才援疑參學于溈山的。
作為一代著名的禪師，洪諲之最可貴者，乃在于他遇上會昌法難那種特殊的歷史時期，能夠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體現了一代高僧的風骨。《宋高僧傳》卷十二載：“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眾人悲泣者、惋嘆者，諲晏如也。曰：‘大丈夫鐘此厄會，豈非命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孔子說：“歲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也說：“士窮乃見節義”，而“會昌法難”無寧也可以作為考驗沙門釋子的試金石了。洪諲抱定了出世的情懷，他并不因為佛門的興衰而動心，他同時也深明因果緣起的法則，故爾坦然處之，自是沙門中之偉丈夫氣概了。與此同時，洪諲非但沒有回避法難，他同時也并沒有退縮，據《宋高僧傳》所載，他得到了長沙市信士羅晏的護持，羅晏將他接回自己家里去供養。于是洪諲就在羅家“執白衣比丘法”，“涉于二載，若門賓焉”。到了大中初年（公元八四七年以后），唐王朝廢除了會昌年間迫害佛教的政策，洪諲又得以恢復了僧儀，回到他的故鄉西峰院住持。到了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洪諲回到徑山（在今浙江省杭州市境內），去拜他的剃度師，而他的本師也于第二年就圓寂了，洪諲于是受寺眾之請繼任徑山法位。洪諲在徑山主法之后，徑山寺由一個常住百余僧眾的寺院發展成了常住千余人的大寺，且當時“四眾共居，肅然無過”。因此，李儇給徑山賜院額曰“干符鎮國”，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唐王朝又給他賜紫袈裟，李曄景福二年（公元八九二年）吳越王錢氏奉奏洪諲的事跡給唐王朝，于是賜洪諲“法濟大師”之號，洪諲的禪教遂大行于兩浙間。唐光化四年（公元九0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洪諲圓寂于徑山，賜謚“歸寂大師”。
洪諲禪師的機辯語在《祖堂集》與《景德錄》中均有記載，其中以與石霜和佛日的機辯語記錄尤為詳細，在此不再贅言。洪諲禪師在徑山時雖然清眾達千余，但他門下名存燈錄者僅洪州米嶺一人，這實在既是洪諲法師的不榮，同時也是溈山法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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