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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原名二南，學名培國，湖南湘陰（今屬汨羅市）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組織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合稱為“五大書記”。

1920年，他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學業，聯系旅法勤工儉學未成，便加入毛澤東、何叔衡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去那里勤工儉學。經研究會介紹，他到上海參加俄語學習班，在那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1921年春，任弼時與劉少奇等一同赴蘇俄。他們通過赤白軍交戰的火線，歷經種種艱辛到達莫斯科，進入培養革命干部的東方勞動者大學。1922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回國后去到上海大學教授俄語；次年，他先后當選團中央執行委員、組織部主任、團中央總書記等職，期間還指導了“五卅”運動。1925年任團中央組織部長。1927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大革命失敗后，參加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代表中央去長沙，指導湖南省委工作。1928年初，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同年夏在上海參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加強對湘、鄂、贛、閩等省農民武裝暴動的指導，提出“創造鄉村割據”的口號，參與決定將工農革命軍正式改稱紅軍。7月，被選為中共六屆中央委員。10月在安徽巡視工作時被捕，1929年3月經營救出獄后，任中共江蘇省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不久任江蘇省委書記。同年11月于上海再次被捕，獲釋后于1930年春到武漢，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中共湖北省委書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3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1933年1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參與領導全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組織建設，發動軍民進行反“圍剿”斗爭。后又任中共湘贛邊區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治委員，領導組建紅六軍團。1934年至1935年間，任弼時率兵西征，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并指導了土地革命。1935年11月，與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長征，后與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的勝利會師。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任弼時任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委員、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開赴山西前線抗戰，并指導紅軍開創了敵后抗日的新局面。1938年至1945年間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等多個會議，主持了經濟座談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等會議，并當選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建立中共中央辦公廳，調整改革中央機構、精兵減政、協助進行延安整風，發展大生產運動并籌備七大。1946年至1948年間，他和毛澤東等人一起轉戰南北，協助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制定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和開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先后出席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和七屆三中全會，并被推舉為團中央名譽主席。1950年10月27日，任弼時因病逝世。

任弼時勇于理論探索，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視黨的建設，提出了真知灼見以維護黨的領導；富有政治遠見，前瞻思考了經濟建設工作；還注重培養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豐富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被葉劍英元帥評為“黨的駱駝”。此外，任弼時有著作47篇（收錄于1987年版《任弼時選集》），其中包括《怎樣布爾什維克化》《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反對宗派主義》《紅二軍團當前的建設任務》等文章。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4年4月30日，任弼時出生于湘陰縣塾塘鄉唐家橋（今汨羅市弼時鎮）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父親任裕道給他取名為任培國。任弼時四歲時即喜歡寫字，書桌太高，他就把小凳子碼到大椅子上，坐到小凳子上去寫。

求學經歷

小學時期

1909年，5歲的任弼時隨父親到其受聘的湖南省公立作民兩等小學（簡稱作民小學）寄讀，1911年7歲時正式入作民小學讀書。10歲時插入序賢小學三年級學習。他在《自立》等小學作文中寫道：“世界之人皆以自立為要，吾國四萬萬同胞，欲保國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時不尤宜自振乎！”

1914年秋，任弼時升入序賢初等小學四年級；次年夏天，他在序賢學校初小畢業后考取湖南第一師范附屬高等小學，與該校師范二年級學生毛潤之（毛澤東）成為校友。當時，任弼時受學校師生進步思想影響也愈加關注時局，還在《我國割讓地之痛言》一文中寫道：“吾一國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荊斬棘，沐雨櫛風，以積德而累功......，存臥薪嘗膽之念，勵精圖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讓之地乎！”

中學時期

1915年初小畢業考入長沙省立第一師范附小高等科，1918年秋考入長沙私立明德中學，1919年春，因明德中學收費較高，家中經濟拮據，他轉入湖南省第一聯合縣立中學（又名長郡中學）就讀。五四運動爆發后，任弼時上街推銷國貨，暑假和湘陰籍同學回鄉，先后在塾塘廟、桃花洞、白鶴洞、閭塘廟等地講演及演“文明戲”，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回校后，接受在五四運動中成立的長郡中學學生愛國會的聘請，課余擔任“貧民半日學校”音樂課教員。

赴莫求學

1920年暑假，任弼時和同學肖勁光加入毛澤東、何叔衡等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并于該年8月到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還成為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批團員。次年5月，經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介紹，任弼時跟劉少奇、肖勁光等十幾人一起赴蘇俄留學。7月，任弼時一行歷盡艱難到達莫斯科，不久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改名為弼時，取俄文名為布林斯基，開始在俄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并進行嚴格的思想組織訓練。

投身革命

正式入黨

1922年12月7日，中共旅莫組大會上討論通過了王一飛、彭述之、任弼時為正式黨員。1924年7月，任弼時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代表的身份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并于該月23日，結束三年留蘇學習生活。

發展青年團

1924年8月，任弼時回到上海，黨中央安排他去上海大學教授俄語，后轉向專職團務工作。次年1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了團中央執行委員，并任組織部主任。5月，他出任團中央代理總書記，指導青年團積極參加“五卅”運動，并于7月再任團中央總書記，時年21歲。9月，任弼時加入上海地委工作，并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基礎俄語。此外，他還先后為《中國青年》撰寫《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蘇俄與青年》《列寧與革命》《蘇俄政治經濟狀況》。

反陳右傾

1926年11月，任弼時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并于次年4月返回上海。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舉行，任弼時以共青團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出席了大會，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時年23歲。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任弼時旗幟鮮明作斗爭，三上共青團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大發雷霆，碎之于地”，但他據理力爭，毫不讓步。此外，他還于該年冬天在莫斯科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

1927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繼續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8月，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上，任被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9月，中共湖南省委停止原定十五日發動的長沙暴動。共產國際代表馬也爾給臨時中央的報告中指責“是最可恥的背叛和臨陣脫逃”，臨時中央派任弼時全權代表中央處理長沙暴動問題，任弼時通過實地調查，向中央建議：“長沙暫不舉行暴動”，成功解決了問題。

留守中央

1928年4月，任弼時奉命留守中央，與李維漢等主持國內工作。6月，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任弼時和李維漢、羅登賢留在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留守中央的四個月內任弼時共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城市農村工作指南》《中央通告第四十七號——關于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十八號——兵運策略》《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等通告、文件等16件，為及時傳達黨的“六大”精神，指導國內斗爭作出了重要貢獻。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任弼時仍被選為中央委員。

兩度被捕

1928年10月，為貫徹黨的“六大”決議，中央派任弼時到安徽巡視工作，后不幸在南陵縣被捕，經黨組織及妻子陳琮英營救于年底出獄。1929年8月，他暫代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1月，任弼時在上海再次被捕，在獄中遭受電刑。12月25日，經中共中央特科營救，任弼時順利出獄，后留中共中央機關工作。

轉變左傾

1930年1月至3月，任弼時多次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4月出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9月兼任武漢市委書記，10月卸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次年1月7日，他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年27歲。2月13日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常委，3月受黨中央派遣，到江西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委員兼組織部長。期間，他曾一度執行過王明的“左”傾錯誤政策，但由于他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后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左”傾路線的錯誤，認識到毛澤東、朱德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后自覺地轉變為抵制“左”傾錯誤的領導人。

1932年7月21日，周恩來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豐前線工作，中央局書記由任弼時代理，任和項英、鄧發、顧作霖一起堅持后方工作。10月上旬，他出席在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

外放調任

1933年5月中旬，由于博古等認為任弼時執行進攻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任弼時被免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職務，調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他偕夫人陳琮英赴湘贛蘇區，于6月上旬抵達中共湘贛省委所在地永新縣城，并于12月接替蔡會文兼任湘贛軍區政治委員。

在1933年5月至1934年期間，任弼時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期間他積極開展工作調整，深入調查實際情況，糾正了“左”傾錯誤，為被錯誤定性為“反革命”的王首道和張啟龍等干部進行了平反。他堅決抵制了“左”傾路線對軍隊和地方干部的不良影響，保護了黨和紅軍的骨干力量，加強了紅軍的組織建設和戰斗力，為后續革命斗爭奠定了堅實基礎。

抗日戰爭

創立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

1934年1月中旬，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任弼時繼續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7月23日接受中共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向紅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發出訓令，作撤離湘贛蘇區的準備。同時，其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8月7日，他同紅六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等一起，率紅六軍團先遣西征。10月24日在貴州印江木黃與紅三軍會合（會合后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任紅二軍團政治委員，與賀龍等統一指揮紅二、紅六軍團。11月，任弼時開創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并任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紅二、六軍團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后，堅持整整一年的斗爭。期間，任弼時為根據地建設建立了重大功績。在軍事方面，任弼時、賀龍、蕭克等指揮紅二、六軍團結成一個整體，從側翼打擊敵人，牽制包圍中央蘇區的蔣介石軍隊，保證紅軍主力順利突圍、長征。在政治方面，任弼時首先花很大精力，糾正夏曦在湘鄂西執行的“左”傾錯誤路線，消除其危害。在群眾工作方面，任弼時領導湘鄂川黔根據地人民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革命運動。在任弼時等的正確領導下，湘鄂川黔根據地，通過上述三個方面的努力，得到很大的發展。由1933年底的10萬人口的狹小地域，至全盛時期，已發展成為以湘西北的永順、大庸、桑植、龍山為中心，包括沅水流域的保靖、沅陵、慈利、桃源，澧水流域的石門、臨澧、津市，鄂西的宣恩、來鳳、咸豐等一大片地區，擁有20000多正規紅軍和大量地方游擊武裝以及100萬以上人口的蘇區。

長征時期

1935年11月19日，由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率領紅二、六軍團主力，從湖南桑植的劉家坪和瑞塔鋪誓師突圍，開始長征。次年1月至6月，任弼時和賀龍領導紅二、六軍團轉戰貴、滇、藏、川等省份，期間其于2月還在黔西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會議，決定兩軍團以黔西、大定、畢節地區為中心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并出席了在大定縣城內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川滇黔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7月1日，他和賀龍等率紅二軍團在四川甘孜與朱德、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后，按中革軍委命令，組建紅二方面軍，任政委兼二軍政委。期間，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推動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北上。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主力與紅一方面軍在將臺堡會合。至此，紅二方面軍從桑植出發，轉戰湘、黔、滇、康、川、甘、陜、寧等省，行程二萬里，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來。11月，和賀龍等指揮紅二方面軍，配合紅一四方面軍一部，投入山城堡戰役，并于該月26日當選政委。12月，他出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

敵后抗日

1936年1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成立，彭德懷任總指揮，任弼時任總政治委員。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任弼時被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國共合作以后，中央軍委于8月25日命令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9月，他出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和朱德等率八路軍總部由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到達山西抗日前線，配合友軍側擊由靈丘向平型關進犯之敵。25日，戰斗打響，殲滅日軍精銳部隊一千余人，繳獲大量武器。10月，中央任命任弼時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他和朱德、彭德懷一起，率領八路軍深入山西敵后，擴大人民武裝，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創了敵后抗日的新局面。

出使共產國際

1938年2月，任弼時山西前線回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決定被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軍事、政治、經濟、技術人才”等問題。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系統地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闡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書面報告大綱。6月11日，與王稼祥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會議討論任弼時的報告并作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7月，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動身回國前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與任弼時、王稼祥談話，明確指出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任弼時駐共產國際兩年多時間，積極宣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贏得共產國際和各兄弟黨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和援助。1939年，任弼時先后在《真理報》《共產國際》雜志發表《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胡中國共產黨》等文，指導工作人員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譯成俄文，在《共產國際》雜志刊登此文。

開展黨建工作

1940年3月，任弼時從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即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3月，他先后4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工作、目前時局和“七大”籌備工作、中央有關出版報刊發行工作，以及增強黨性工作。任弼時均有重要發言。9月，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負責黨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并主管中組部、西北局和工、青、婦工作。從此，他承擔起中央大部分“家務”，從建立中共中央辦公廳，調整改革中央機構、精兵減政，到協助毛澤東進行延安整風，發展大生產運動，籌備七大等，日復一日，殫精竭慮。不論在理論探索上，組織管理上，還是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中都竭盡全力協助毛澤東，支持毛澤東，也為毛澤東擺脫日常事務，專心研究革命理論和黨的建設等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之一。

1942年4月，他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會議通過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批準各系統成立的領導整風委員會；決定中央職工委關于晉東南根據地職工運動的指示，交任弼時、鄧發修改后發出。5月21日，他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為主席團成員之一，并根據全會決定，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10月，代表中共中央駐會指導召開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級干部會議，歷時八十一天。任弼時主持開幕式，并在七、八、九日作《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講。

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

1943年3月，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決定：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4月23日至6月11日間，他擔任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和大會秘書長，主持七大開幕典禮并講話。12月，他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同意毛澤東提議，成立以任弼時為主任的政治工作委員會；同意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林伯渠、高崗、賀龍、李富春等七同志組成財經問題座談會，任弼時負責主持。

1944年春，他連續主持經濟座談會，討論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金融貿易等問題。4月，出席陜甘寧邊區高干會，在會上作《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長篇演講。5月至年底，主持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報告。期間，他還于10月主持湘贛問題座談會。次年4月至6月，他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全票當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8月9日，他又主持了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1945年11月（抗日戰爭勝利后），任弼時被檢出嚴重的高血壓、糖尿病，但他仍堅持超負荷工作，主持各解放區負責人研究土地和財政、金融、貿易等經濟問題座談會，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等。

國共內戰

內戰爆發

1946年1月，任弼時領導中央青委向黨中央提出建立青年團的建議。4月下旬至5月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各解放區負責人座談會，研究土地和財政、金融、貿易等問題，并講話。5月，他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全面內戰爆發。8月，他先后主持討論建立青年團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和中共中央座談會。1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任弼時主持起草的《中央關于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

開展土改

1947年3月中旬，蔣介石調兵大舉進犯延安。中共中央于3月18日主動撤離。3月26日，棗林溝會議上決定成立前委和工委。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等組成前敵委員會，指揮西北和全國解放戰爭，任弼時擔任前委機關中央縱隊司令員，負責黨中央的保衛工作，在陜北的千山萬壑中與敵人轉戰一年多。在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蓬勃發展時，他帶病到陜北米脂縣楊家溝調查土改情況，及時指出土改中出現的“左”的錯誤，要求各地立即加以改正。7月下旬，周恩來接替任弼時、陸定一任中央縱隊司令兼政委。11月中旬，他到錢家河養病，并于12月在米脂縣楊家溝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準備會議并主持土地改革小組的討論，在會上，他就土地改革和整黨問題作了發言。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任弼時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后經毛澤東補充定稿確定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的文件，在各解放區公開出版發行，對保證土地改革健康進行起了重要作用。3月23日，中央機關東渡黃河，結束一年零五天，行程兩千多公里的轉戰陜北斗爭。

抱病協助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他又出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后還抱病協助毛澤東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同時指導籌備了《中國青年》雜志的復刊工作。

1949年初，他指導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被推選為團中央名譽主席。同年3月5日至13日，任弼時出席在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并在會上作了發言。3月23日，他和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及人民解放軍總部人員離開西柏坡村，乘車前往北平。25日下午，參加西苑機構檢閱。4月11日，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抱病作政治報告。會議結束后便去往玉泉山休養至11月底。

1949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任弼時去蘇聯就醫，12月上旬抵莫斯科住進克里姆林宮醫院，年底，移住莫斯科近郊巴拉維赫療養院，在蘇訪問的毛澤東兩次前去看望。在蘇聯養病期間，盡管當時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中央對他關懷備至，但他心里總是想念著工作，思考著新中國建立后的各項建設事業，因此自己感覺稍為好些時，就立即回國。1950年5月28日，任弼時回國。5月29日，傅連瞕將病例譯出，呈報中共中央領導人。6月26日寫信給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要求給他工作。毛澤東于6月27日作了批示：“同意弼時意見，試做工作，每日不超過4小時，主管組織和青委。”

1950年10月1日，任弼時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慶祝國慶一周年大會。10月19日，為籌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會議，特邀請河北省部分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黨支部書記到他辦公室進行座談。10月21日，他為《中國青年》雜志創刊27周年撰寫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指出，辦好“一個結合實際、聯系群眾并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武裝的青年刊物，在團結教育中國青年一代的歷史事業上，能夠發揮很大的動員作用和組織作用。”這是他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0月24日，他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又思考朝鮮戰局至深夜。

與世長辭

1950年10月25日晨七時，任弼時因過度勞累病情惡化，突患腦溢血，于10月27日12時36分醫治無效，心臟停止跳動，年僅46歲。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發出訃告，沉痛宣告任弼時逝世。10月28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親視任弼時遺體入殮，為他覆蓋黨旗。10月30日，北京各界4萬人集會進行追悼。

追悼會

1950年10月30日上午9時，任弼時追悼會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廟前廣場舉行，由彭真主持。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說：“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范的職業革命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任弼時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是分不開的。”任弼時追悼大會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劉少奇、李濟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黃炎培，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等肅立在靈柩前默哀致敬，向任弼時作最后的訣別。

1951年7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任弼時的安葬儀式。墓碑正面鐫刻著毛澤東親筆題寫的“任弼時同志之墓”。

主要作品

1925至1950年，任弼時有著作47篇（收錄于1987年版《任弼時選集》），包括《怎樣布爾什維克化》《關于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反對宗派主義》《紅二軍團當前的建設任務》等。其中，《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蘇俄與青年》《列寧與革命》《蘇俄政治經濟狀況》等文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民族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胡中國共產黨》等文在《真理報》《共產國際》雜志發表。

人物影響

政治影響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任弼時同志勇于推進理論探索，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相關問題作出了深刻闡述。他強調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學習、灌輸、運用、中國化等，這些思想對于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青年政治工作

大革命期間，他連任兩屆團中央總書記，為黨的青年工作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在五卅運動中，他抓住有利時機，大力發展團的組織，將大批團員輸送給黨，壯大了黨的隊伍。全國勝利前夕，他倡議并領導重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當選團中央名譽主席，并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他還積極培養和教育了廣大的青年干部，是廣大青年的良師益友。

糾正左傾主義

任弼時自1947年小河會議后，在轉戰陜北期間專注土地改革，較早發現了解放區土改中存在“左”傾偏向，如誤定中農成分、沒收工商業、不分惡霸與非惡霸地主、排斥知識分子等，導致階級關系混亂，阻礙了土改健康發展及農業生產與社會秩序穩定。他后在黨的12月會議上就土改和整黨問題作了重要發言，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和肯定。此外，其發表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指出了運動中“左”傾錯誤產生的原因、危害的論述就入木三分，所提出糾“左”措施也有的放矢，而不是泛泛空談，成為了糾正解放區土改“左”傾錯誤，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行動指南。

軍事影響

在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的情況下，面對復雜多變的軍事政治形勢，任弼時不僅率領紅六軍團創造性完成了先遣探路的任務，而且把紅二、六軍團建設成一只新的戰略力量，完成了牽制敵人、策應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任務。北渡金沙以后，又以高超的斗爭藝術挫敗了張國燾的分裂圖謀，領導紅二、四兩個方面軍勝利完成了長征，實現了三軍大會師，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

文化影響

任弼時同志在畢生奮斗中展現出來的崇高精神品德，為全黨樹立了光輝典范，被大家形象地譽為“駱駝精神”，滋養和激勵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

人物評價

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葉劍英元帥評）

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新華網評）

任弼時是內向人物，他是向內發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功夫，提高思想認識，加強修養。（賀龍元帥評）

在黨內，他是大家熟知的“黨的駱駝”“黨內老媽媽”；在家里，他既是孝順的兒子，溫柔的丈夫，更是慈愛的父親。（湖南日報評）

任弼時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澎湃新聞評）

任弼時同志在青年時代就樹立起救國救民的革命理想，始終站在革命斗爭最前沿，為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斗了一生，奉獻了一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評）

個人生活

親屬關系

婚戀生子

陳琮英幼時因家里貧困，在12歲時便到任弼時的家里當童養媳。1926年4月初，22歲的任弼時與24歲的陳琮英在上海舉行了簡樸的婚禮，他倆從“娃娃親”結為正式夫妻。

陳琮英一生和任弼時生育了9個子女，因為革命的顛沛流離，他們只養活了4個孩子，女兒遠志、遠征、遠芳和唯一的兒子遠遠。其中，1928年，陳琮英生下女兒蘇民，后因發高燒引發肺炎，不幸夭折。1931年3月，陳琮英生下了女兒任遠志，這是她第四個孩子，前面的孩子都沒能存活下來。1933年5月，陳琮英生下個男孩，取名湘贛。孩子不到半歲，因紅六軍團奉命西征，她不得不忍痛把孩子托給當地老鄉收養。后來，湘贛蘇區遭到敵人的殘酷燒殺，孩子下落不明。1936年長征時期，陳琮英生下女兒任遠征。

健康狀況

興趣愛好

任弼時很喜歡讀書和寫字。

人物軼事

丟妻趣談

在長征的艱難時期，任弼時身患重病，只能躺在擔架上指揮，后來因山路險惡，甚至需警衛員攙扶前行。負責機要工作的陳琮英背著密碼箱緊隨任弼時旁，但因饑餓與疲憊而掉隊。幸運的是，她被負責宣傳和收容工作的陳羅英發現并帶回了隊伍。任弼時得知此事后，詼諧地感謝陳羅英：“哎呀，真要感謝你啊，我丟了老婆都沒有什么關系，可丟不起軍團的密碼啊!”

父子家書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時和蕭勁光等年輕奔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啟程前，任弼時接到父親任裕道的來信，任裕道考慮到兒子要去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國度學習，心中倍感不舍，希望他能在上海謀事。但為了國家，為了理想，任弼時還是毅然踏上了新的征程。在信中，他向父親道出自己的理想信念：“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

錯怪女兒

某次任遠志生病，連續幾日食不下咽。學校通知了任弼時夫婦，但他們未即時接回，直到周六才派員接回。任弼時見女兒病容憔悴，心疼不已，對其說道："我以為你不習慣陜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師通知我時，沒有去看你，也沒有讓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學校鍛煉得更好些，原來你是真的病了呀！"知道了原委后，任遠志明白了其父親的良苦用心。

勤儉家風

戰爭年代，任弼時要求子女好好鍛煉，新中國成立后，家庭條件微寬裕，他仍然要求子女要艱苦奮斗。家里裝了電燈后，任弼時告訴孩子們要"人走燈滅"，并且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以便提醒。有時，陳琮英讓孩子們把舊衣服拿出來做鞋用，可是任弼時走過來一件一件翻看，認為領子和袖子的漏洞可以進行縫補，他始終堅持"縫縫補補又三年嘛"的思想，舊衣服也因此被留下。

影視形象

后世紀念

故居

任弼時同志故居位于湖南省汨羅市弼時鎮唐家橋，距長沙市40公里。堂屋陳列著任弼時仿銅石膏胸像，兩邊墻壁掛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親筆題詞。毛澤東的題詞是：“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任弼時故居新屋里建于清代乾隆年間，歷經了兩百多年的歲月蒼桑、時代變遷，在弼時鎮方圓數十里、能夠比較完整的保留至今，已近絕無僅有。它不僅具有和諧、宜居的建筑結構特點，珍貴的歷史文物價值，在現還殘存在建筑物上的字、畫、物的痕跡中仍然透顯出它極高的文化品位。

紀念館

任弼時紀念館位于湖南省汨羅市，自2008年4月實行免費對外開放以來，每年接待游客都在70余萬人次。任弼時紀念館辦公室主任田攀介紹，紀念館在大力弘揚“駱駝精神”，傳承紅色基因，廣泛開展愛國主義、革命傳統和黨性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紀念會

1994年4月19至20日，中共岳陽市委在任弼時家鄉汨羅市舉行紀念會，緬懷他90周年誕辰，湖南省委副書記楊正午、岳陽市委書記羅桂求、汨羅市委書記葛送培等發表講話。

2004年4月25日，湖南汨羅市舉辦任弼時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大會由岳陽市委書記于來山主持。大會有中央部委及湖南各界千余人參與。湖南省委書記楊正午、任弼時女兒任遠志和汨羅市委書記等人在紀念大會上代表發言。

2024年4月28日，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出席座談會并講話。此外，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和干部代表，任弼時同志親屬和家鄉代表等也出席座談會。

紀念郵票

1984年4月30日，中國原郵電部發行了《任弼時同志誕生八十周年（第一組）》紀念郵票。郵票圖案采用了任弼時1949年的一幅素描形象，畫面中他微斂雙眉，輕抿嘴唇，眼神深邃專注，透過眼鏡直視前方，集中展現出了這位卓越軍事家、政治家特有的氣質和風度。此外，主圖下方襯以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象征革命事業勝利的浮雕裝飾圖案。郵票全張共50枚。此套郵票曾獲得一九八四年度全國最佳紀念郵票獎。

1984年12月15日，《任弼時同志誕生八十周年（第二組）》紀念郵票發行，一共三幅圖。第一幅描繪的是任弼時同志在長征途中；第二幅描繪的是任弼時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三幅描繪的是任弼時同志在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軍總部遷來北平的檢閱式上。這套郵票各圖的全張均為50枚。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

朗讀者·紅色家書③：“人民的駱駝”任弼時.央廣網.2024-07-26

任弼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首先使勞動人民得到滿足.cpc.people.com.cn.2024-08-01

任弼時（1904～1950）.www.zgdsw.com.2024-08-01

湖南隆重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一百周年.搜狐新聞.2024-07-26

任弼時女兒：直到父親去世才知其是領導.中國青年網.2024-07-26

任弼時：家書里的“大愛”與“小愛”.中工網.2024-07-26

【紅色記憶】任弼時：黨和人民的駱駝‖黃黎民.www.scdfz.org.cn.2024-08-02

任弼時.www.yysqw.gov.cn.2024-08-01

紅色記憶｜任弼時：赤誠無畏鞠躬盡瘁.微信公眾平臺.2024-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