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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以蟄（1892年1月9日-1973年5月2日），字叔存，安徽懷寧人，以文學博士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杰出的中國現代美學家、美術史家、藝術理論家，是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之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與同時代著名的美學家宗白華并稱“南宗北鄧”；中國“兩彈元勛”鄧稼先的父親。

1907年，鄧以蟄東渡日本，先后在東京宏文學院及早稻田中學攻讀，在此期間結識陳獨秀等人。1911年，鄧以蟄回國后曾在家鄉任教，并專心攻讀英文，為留學歐美做準備。1917年，鄧以蟄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1923年，鄧以蟄回國任教北京大學、廈門大學，與魯迅、朱光潛、聞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藝創作。1928年，鄧以蟄出版著作《藝術家的難關》。1929年，鄧以蟄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住進西院9號。1950年，鄧以蟄組建清華大學文物館，開啟了清華大學收藏、教學、研究并重的藝術史傳統。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鄧以蟄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遷居朗潤園159號。1973年5月2日，鄧以蟄因病逝世。

鄧以蟄的主要著作包括《藝術家的難關》《畫理探微》《書法之欣賞》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92年1月9日，鄧以蟄生于鄧家故居白麟圾鐵硯山房（即：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五橫鄉白林村），鄧以蟄少年時代在家鄉讀私塾，十三歲時入安徽尚志學堂，后轉人蕪湖安徽公學學習兩年。

海外留學

1907年，十六歲的鄧以蟄東渡日本，先后在東京宏文學院學習，后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在此期間結識陳獨秀等人，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并接觸了西方文化，對他后來很有影響。1911年，鄧以蟄回國后在家鄉任教，并專心攻讀英文，為留學歐美做準備。1917年，鄧以蟄赴美，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直讀到研究生院，學習哲學，著重學習美學，是中國留學生到歐美系統學習的先行者之一。1923年夏，鄧以蟄因母親病逝，中斷了研究生學業，乘船趕回家鄉。

回國任教

1923年，鄧以蟄回國任教北京大學、廈門大學，與魯迅、朱光潛、聞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藝創作。1928年，鄧以蟄出版著作《藝術家的難關》。1929年，鄧以蟄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住進西院9號。

1933至1934年，鄧以蟄訪問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英、德、法等國，參觀許多藝術博物館，回國后寫成《西班牙游記》一書，書中記述了西方重要的藝術作品，有贊揚也有批評。對比中國的文化傳統，流露出不勝自豪的激情。抗戰勝利后，為應對歐美博物館和大學收藏研究中國藝術品的勁勢，鄧以蟄與梁思成發起成立了清華大學中國藝術史研究委員會。1949年9月，鄧以蟄隨梁思成創辦的清華大學營建學系成立的國徽設計團隊，完成玉璧型國徽平面設計。1950年，鄧以蟄組建清華大學文物館并任綜合研究室主任，開啟了清華大學收藏、教學、研究并重的藝術史傳統。

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鄧以蟄調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遷居朗潤園159號。1963年，鄧以蟄將多年珍藏的鄧石如書法篆刻精品和大量古版、手抄書籍全部捐獻國家，為此故宮博物院專門舉辦了“鄧石如先生誕辰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展覽”。1973年5月2日，鄧以蟄因病逝世。

個人生活

鄧以蟄的世祖是清代藝壇宗師、著名書法家和篆刻家鄧石如，父親鄧藝孫，一生從事教育，曾任過安徽省教育司長。兒子鄧稼先是中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親屬關系

人物觀點

1928年，鄧以蟄作品《藝術家的難關》出版，他指出：“中國人目下的病癥是索漠渙散枯竭狹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樂須是濃厚緊迫團聚豐潤閑曠雋永豁達諸風格。”呼吁“社會需要藝術家，藝術家也需要社會”，并提出“藝術為民眾而存在”的主張。鄧以蟄在“民眾的藝術”文章中指出：“民眾所要的藝術，是能打動他的感情的藝術。藝術哪一件不是民眾創造的？哪一件又不是為著民眾創造的？藝術根本就是民眾。”

鄧以蟄認為，“藝術家研究藝術，是把前人的作品意琢神磨，化為精髓，煉成種子，深深地注入他的手技心靈里面，再蛻變成新藝術，使歷史上的藝術在這新藝術里面生成著。”因此，他秉承家學潛心書畫研究，提出包含“體、形、意；生動、神、意境”的美學理論體系，認為意境是“生動”與“神”融合統一的產物，“意境”重在心靈，揭示了中國繪畫發展的內在邏輯，在中國現代美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他樂于展卷家中的書畫收藏，向學生同事講解繪畫書藝，鑒賞比勘，辨偽存真。

鄧以蟄在總結先祖鄧石如的創作經驗時，曾總結出三個重點：一是求“規之所以為圓”與“方之所以為矩”的作品為范本來臨摹，二是結字要“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三是要“計白當黑”。他重視先祖遺韻，如“跳出唐人的軌轍，直追六朝”，以鄭道昭、鄭文公碑、瘞鶴銘等“渾穆高古，奇峭秀逸”突出的標本為尚，“突破藩籬，別樹一幟”，旨在開拓新境。隸書方面，則充分吸收漢碑的長處，無論是“筆意圓潤”的曹全，還是“蒼勁灑脫”的華山等，都兼收并蓄，力求“兀奡排蕩，淋漓盡致”，達到較高的藝術境地。行書則追蹤晉宋軌轍，在風姿灑脫、筆墨靈動中彰顯不羈的性情與高邁的趣味，用筆、結字、章法、神韻皆有妙諦、不同流俗。

鄧以蟄在藝術美學體系建構過程中，對史論結合的藝術研究方法論頗為倡導。在《中國藝術的發展》一文中，鄧以蟄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他指出；“中國有精辟底美的理論，不像西洋的美學慣是哲學家的哲學系統的美學，離開歷史的發展，永遠同藝術本身不相關涉，養不成人們的審美能力，所以盡是唯心論的，我們的理論永遠是和藝術發展相配合的，畫史即畫學絕無一句無的放矢的話。”鄧以蟄認為，中國傳統繪畫中的藝術理論，如謝赫的六法論特別是他的“氣韻生動”的繪畫原則，還有沈括的"以大觀小"的山水畫理論一方面是對當時藝術創作經驗的總結，另一方面又引導著繪畫藝術的發展，鄧以蟄借用毛澤東《實踐論》將這種藝術方法論稱之為“基于實踐的由淺人深的辯證唯物論。”鄧以蟄倡導史論結合的藝術方法論，這是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藝術美學思想對其潛移默化的影響。